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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功能、作用还有第二个方面：即要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以至人类自身，做不断地反省、质疑与批判，并进行思想文化学术的新的创造；不仅要回答现实生活中提出的各种思想理论问题，更要回答未来中国以及人类发展的更根本的问题，思考看似与“现实”无关、却是更具有原创性的所谓纯理论（包括自然科学理论）的问题，以为民族、国家、人类社会与人自身的发展与变革，为思想、文化、学术的发展与变革，提供精神资源，提供新思维，新的想像力与创造力。这是大学教育功能中的“革命性”的方面。在百年中国大学的历史上，五四时期的北大，即是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重新估定价值”，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深刻的反省、质疑和批判，同时，又以全新的眼光与博大的胸怀，在最广泛的吸取基础上，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思想与学术的活力，创造了全新的“校园文化”：新的世界观、新思维、新伦理、新方法、新学术，从而为新的时代变革提供了新的文化理想，新的价值体系，并通过现代传播媒体（主要是《新青年》与《新潮》），将新的校园文化转化为社会文化，这就是影响深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用前引杜威的说法，是对整个民族与整个时代“起了转折的作用”的。后来，鲁迅将北大的传统概括为“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强调北大的希望与前途就在于它永远“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他主张要培养“思想革命的战士”，以后又提出大学里“平静的空气，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都是意在突显大学的“革命性”功能。这里，似乎也需要做一点正名。如鲁迅所说：“‘革命’这两个字……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革命”也并不是如有些人理解的那样，只有否定而无肯定，只有破坏而无建设，对既成规范的批判，与新的创造是同一个过程：没有批判（质疑与否定）就不会有创造（立新，建设）；而批判的目的正是为了创造。因此，在我的理解里，所谓“革命精神”，就是永远不满足现状，不断革新、向上的精神，就是自由、独立、怀疑、批判与创造的精神。大学如果不能如鲁迅希望的那样，弥漫着这样一种“革命的精神”，就会丧失生命活力，甚至自身存在的理由。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02节 革命精神与功能
而为了坚守这样的革命精神与功能，大学就必须在关注社会和思想、文化、学术现实形态的同时，又保持一定距离，如有的朋友所说，“大学的应然与社会现状之间，有一个本质上的张力关系，这可能是大学与企业最大的不同。国外一些著名的学府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大都会，很有象征意义。也许，与其他机构相比，最应该自足自律的机构，是大学”。大学与社会的关系，应该是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所说：是“教育指导社会，而非追逐社会”。至少大学里的一部分教授与学者应该是自觉地处于社会与学术的边缘位置，以保持思想与研究的超越性、彻底性与超前性以及本质上的批判性的。
在我看来，大学“革命性”功能的削弱，以至丧失，正是当下中国大学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首先，前述“教育为政治服务”与“教育为经济服务”论，就是对大学的“革命性”这一理念的否定；而学术自由、民主的不充分，实利主义、实用主义以及与现实妥协、迎合的犬儒主义……之风在校园的弥漫，更是极大地压抑了大学所应有的“革命”精神。在学术上，由于怀疑精神、批判精神与创造精神的不足，更是造成了学术原创性的匮缺，这正是我们这些年学术上没有突破性进展，没有出现真正的学术大师的症结所在。而另一方面，如前所说，我们正处在一个价值崩溃与混乱的时代，价值理想、以至信仰的重建，文化的重建的历史要求，正在呼唤着原创性的新思想、新文化与新学术；在我看来，这不仅是中国，也是当今世界思想、文化与学术界共同的历史性课题。在这方面，中国的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这样的曾经创造了五四新文化的学校，应该、而且可以做出自己的重要贡献；我们不仅有博大、深厚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而且我们更拥有空前丰富与复杂的２０世纪的中国经验，而中华民族以及它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具有智慧与创造力的，再加上在这世界多元化的时代，我们又有可能以更加自由、开放的形态，对世界所有国家、民族的文化，对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进行最广泛的吸取。
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地发挥我们的以上优势，真正从当今中国与世界的问题出发，从总结中国的经验入手，又超越这些经验，最终是有可能如五四时期一样，创造出回应新的时代要求的新文化、新学术，不仅为变革中的中国，提供批判性资源与新的想像力和创造力，而且这也是中国的思想与学术真正走向世界之路。在我看来，中国的大学的改革，创办“一流大学”的努力，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增强自信力与自主性，解放思想与学术的“生产力”，为这样的新文化、新学术的创造提供更加自由而广阔的天地。当然，这样的目标的实现，是需要长期的，甚至是几代人的扎扎实实的努力的；但问题是，我们的眼光已被眼前的实利所遮蔽，而缺乏这样的创造新文化、新学术的自觉与胸襟。而且更应该正视的是，这样的创造新文化、新学术的时代要求与前述中国大学的现状之间，也就是大学的“应然”与“已然”之间是存在着巨大的反差的，本来，改革的理由就存在于这样的反差之中。如果我们的改革不但不能缩短、反而加大了这样的差距，那就变成南辕北辙了。——这样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
以上所说的大学的“保守性”与“革命性”两个方面的理解，就构成了我的基本大学理念。在我看来，坚持大学的自主自足，充分发挥大学的“文化、思想、学术的积淀与传承，精神的传递与坚守”与“新文化、新思想、新学术的创造”这两个方面的功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就是“一流大学”的基本条件与标准；真正的第一流大学在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结构里，是同时担负“文化、精神的堡垒、圣地”与“新思想、新文化的发源地”的双重重任的。需要补充的是，大学功能的这两个方面，总的来说自然是统一的，而且是相互渗透，很难截然分开的。但也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如前所说，要完成思想、文化、学术的积淀与传承，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将思想、文化、学术转化为知识，并将其规范化与体制化；而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创造，又是以对既成的、被体制化的思想、文化、学术提出质疑与批判为前提的，这样的“规范化、体制化”与“对规范与体制的突破”的双重要求，就形成了大学与学院学术的内在紧张；这就提醒我们：创办一流大学，是在内在的张力中进行的，是在运动中实现其相对平衡的过程。在我看来，当下中国大学的危机，一方面是对怀疑、批判精神的压抑，导致了对学术创造性的压抑；另一方面，学术的积淀与传承，又受到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干扰。这样，就既缺少学术与精神的坚守，更是怀疑、批判精神和新思想、新学术的创造的匮缺，这样的大学的保守性与革命性品格的双重不足，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学（与北大）失精神”，是引起社会对大学（与北大）的失望与不满的主要原因。
当然，大学在前述基本的精神性功能之外，也需要满足社会的功用性要求。这也构成了大学教育的内在张力。
我们不妨看看当年蔡元培的认识与应对。我们知道，蔡元培对“极端之实利主义教育”是持严厉的批评态度的，强调重建终极价值体系的“世界观教育”是教育的根本目标，他在北大校长就职演说中即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也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但他又不能不面对这样的现实：“我国地宝不发，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人民失业者至多，而国甚贫。而实利主义之教育，固也当务之急也”。面对这样的对教育的不同层次的要求，蔡元培在高等教育中区分了“大学”与“专科”两种体制：专科偏重于培养“实用型”人才，而大学则以“研究学理，养成人格”为主。他还因此而将商科、工科等偏于实用性的学科从北大分离出去（原计划还有法科，因教员反对而未实行）。我以为，蔡元培的思想与高等教育的体制设想是可以借鉴的：我们的大学教育在坚持统一的基本要求（如必须坚持“立人的教育”等）的同时，还应因侧重于不同方面，满足社会的不同需求而采取多样的教育体制与模式，不可“一刀切”。强调统一而忽略、以至不承认差异，强调共性而忽略个性，其实正是所谓计划经济式的管理的一个弊端，本就应该是改革的对象。甚至可以说，进行教育改革，首先就要找准自己的学校在整个国家与民族，以至世界的教育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为自己的学校“定位”。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03节 教育改革
而我认为，北大这些年的教育改革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没有解决好“定位”问题。从表面上看，北大应是“研究型大学”，这似乎并无异议；但事实上，这些年却越来越向“实用型”教育方面靠拢，市场需求几乎成了学校一切教育措施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宿，北大越来越向“高等职业大学”的方向倾斜，越来越成为蔡校长谆谆告诫万不可做的“养成资格之所”，“贩卖知识之所”。——我这里并无轻视职业大学教育的意思（而且职业学校也不能办成“养成资格之所”与“贩卖知识之所”）；相反，在我看来，大力发展各级职业学校，是一个十分急迫的任务。这是关乎中国教育的总体格局的大问题，以后或有机会做专门讨论。但我却反对“研究型”大学的职业教育化与市场化。尤其是北大这样的学校，在某种程度上，它应与所谓政治需要与市场需求保持适度的距离，这也是当年蔡元培一再强调要反对“极端之国民教育”与“极端之实利主义”，反复告诫北大学子：“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学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要有“独立不惧之精神”和“安贫乐道之志趣”的意思。蔡先生说得很好，这正是为了要“担负将来之文化”的发展的重任。按我的理解，北大如果希望自己成为真正的一流大学，继续在整个国家，以至世界思想、文化格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独特作用，就要着眼于国家、民族，以至人类的思想、文化、学术的长远发展，绝不能目光短浅，追逐眼前的实利与时尚——应该承认，任何时代都会因时代风气与需求所致，形成某种热门学科，如五四时期的哲学，８０年代的文学，以至当下的经济、法律等，大学教育当然应回应这样的时代需求，但不同类型的学校应有不同的回应方式。比如，实用型的职业教育可以以培养经济师与律师为目标，而北大这样的研究型大学就应以培养经济、法律的研究人才为己任。而另一方面，一些市场需求很少、甚至没有任何市场效应的所谓冷门学科，这当然不能进入实用型大学、职业大学的编制，但研究型大学，至少是北大这样的少数大学，就绝不能也弃之不顾。说极端点，即使一门学科，只有一个教授，两三个学生，也必须坚持办下去。课程也是如此：记得当年朱自清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文辞研究》课，只有王瑶一人选修，还有一位季镇淮是旁听生，总共两个学生。按今天的市场标准，可谓没有任何“效率”，应在淘汰之列。但就是这样的超越市场需求的教育，培养出了王瑶、季镇淮这样的为国家、民族的学术与教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一流教授。这就是我们前文所说的“无用之大用”、“不服务的大服务”。在我看来，“保存与保护学术稀有物种”，应是北大义不容辞的学术使命，也是“一流大学”题中应有之义。这是需要眼光与勇气的。这里并没有将北大的这种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