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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学校时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据说许多人都不以为然。我是赞成爱因斯坦的观点的。前几年在给北大理科学生讲“大一语文”时，就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所确立的大学目标，不能局限于做一个合格的专业技术人才，更要努力做一个健全发展的人。这就是说，不仅要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更要有‘人文关怀’。所谓‘人文关怀’就是要关心人之为人的精神问题，注重自我与他人的精神发展。具体地说，就是要思考、探索‘人生的目的，人活着为什么’，思考‘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世界之间，应建立起怎样合理、健全的关系’这样一些根本问题，进而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信念，以至信仰，从而为自己一辈子‘安身立命’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同时也要不断地开拓自己的精神的自由空间，陶冶自己的性情，铸炼自己的人格，在发展个人爱好与兴趣中充实与发展个性，提高精神境界，开掘与发展自己的想像力、审美力、思维能力与创造力”。
我接着又这样提醒学生：“作为理科学生，你首先得进入专业，而且专业本身就会把你带入一个你所不熟悉的新的世界。但是如果眼光完全局限在专业范围内，发展到极端，就会把专业的、技术的世界看作是惟一的世界、世界的全部，惟知专业而不知其他，这就把自我的精神天地压缩在极小的空间，知识面越来越窄，兴趣越来越单调，生活越来越枯燥，最后导致精神的平庸化与冷漠化。这种情况也最容易产生‘靠技术吃饭’的观念，把专业知识与技术功利化了，实际上也是把自己（掌握了专业知识的人）工具化了。人的这种精神的狭窄化与自我工具化，正是意味着人最终成了科学技术、专业知识的奴隶”。我这样说，是有针对性的；在我看来，“科学主义”的思潮，对中国的大学教育，以至中学教育的影响，是很值得注意的。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00节 分析
我曾经通过对高考语文试卷的分析，指出：“这样的‘标准化’的试题，实际上已经规定了一种所要培养的‘人才标准’：他们有一种很强的能力，能够正确无误、准确无偏差地理解‘他者’（在学校里是老师、校长，在考试中是考官，在社会上就是上级、老板）的意图；然后把它化作自己的意图与要求，如果做不到，也能自觉地压抑自己的不同于‘他者’要求的一切想法；然后正确、准确、周密地，甚至是不无机械死板地贯彻执行，所谓一切‘照章（规定，社会规范）办事’，做到恰当而有效率……这样的人才，正是循规蹈矩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官员，技术人员和职员，他们能够提供现代国家与公司所要求的效率，其优越性是明显的；但其人格缺陷也同样明显：一无思想，二无个人的创造性，不过是能干的奴隶和机械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是‘齿轮和螺丝钉’，而且是国家机器与商业机器上的双重‘齿轮和螺丝钉’。这里，我们所面对的正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悖论：一方面，它确实需要培养有能力、有效率的专门的科学技术人才（包括技术官员），但同时它又存在着使人工具化与奴隶化的陷阱与危险。我们今天高考的弊端所暴露出来的教育危机，并不在于知识、能力训练本身，而是我们走向了‘科学主义’的极端：一方面知识能力的训练陷入了繁琐哲学，一方面又忽略、排除了作为教育的根本的对人的心灵智慧的开发，对人的性情的陶冶，人格和个性的培养，独立、自由精神的养成，甚至有可能走向窒息与控制受教育者心灵的反面”。这样的危机也同样存在于大学，前几年所出现的震惊海内外的北大高才生卢刚杀人的事件以及为媒体广为关注的清华大学的高才生残害动物的事件，都足以警示我们，如果忽视“立人的教育”，把教育变成技术、能力的培训，就很有可能培养出“高分、高能而失精神”的一代，从而出现人的危机，这是会导致整个民族的危机的。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令人忧虑的地步，以后将做专文详尽讨论。
下面，我想着重讨论大学，特别是一流大学在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的问题。记得杜威对北大校长蔡元培曾有过这样的评价：“（不妨把）全世界各国大学校长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之中，他们有的在某一学科确有成就；但是，以一个校长的身份而能领导那个大学，对那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恐怕找不出第二个”。这自然是对蔡校长本人的一个极高、也十分确切的评价；但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大学，特别是北京大学这样的有影响力的大学，对“民族”与“时代”所起到的巨大的，有时甚至是“转折”性的“作用”。从大学的功能的角度来看，我以为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大学承担着民族文化与人类文明的积淀与传承的任务。这又包括相互依存的两个侧面，一是知识的传授，也就是将思想文化转化为知识，并将其规范化与体制化；一是精神的传递。这个方面的功能，是表现了大学的“保守性”特质的。这里，需要对“保守”做一点辨析。长期以来，我们都把“保守”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仿佛保守就意味着落后，守旧，不与时俱进，因而就是愚昧，等等。这背后有一个“新比旧好，越新越好”的观念，其实是大可质疑的。从知识的发展的角度说，是必须先有学习、继承、借鉴、积累，而且在学习的初期，还要经过一个模仿、重复前人的过程，没有“旧知”的积淀，绝不可能出“新知”，是不能处处“创新”的；从精神的发展的角度，更是不能与时俱进，而必须有坚守，也即有所进、也有所不进的。从这一层面说，大学在民族、国家、社会的总体结构中是一个文化、精神的象征，是坚守（保守）文化、精神的堡垒。这样的精神堡垒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刻，还会发生特殊的作用。从中国大学的百年教育的历史上看，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西南联大在民族危难之际，就“自觉承担起民族精神象征的重任，以刚毅、坚韧、持久的努力，沉潜于文化（学术与文学）的传承与创造，维系民族文化的血脉，保持民族文化创造的活力”，成为抗战时期中华民族“文化坚守与文化抵抗”的堡垒。
在我看来，西南联大的这一传统，在当今的中国，是有特殊的意义的。因为我们正面临着两个严峻的挑战。首先我们正处在一个价值崩溃与混乱的时代，面对滚滚而来的金钱至上、物质崇拜、物欲横流的“大潮”，坚持独立、自由的思想，坚持信念与乌托邦的理想，坚持精神与道德的操守……就有着特殊的紧迫性。在这样的整个民族面临严重的精神危机的时刻，以精神追求作为自己的本职的大学应该起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的作用；我在９０ 年代中期写的一篇文章里，曾发出“保留一块‘精神流浪汉’的精神圣地”的呼吁，并且说：我们必须“坚守这一块精神的最后的立足之地；如果再后退一步，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不难看出，这样的呼吁背后，很有点悲凉的意味：因为当时许多国人心目中，北大仍是这样的“精神圣地”，我自己则是既希望如是又心存怀疑，为种种不祥的预感所困惑的。
时至今日，我的困惑又多了一层：据说我们现在到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大概是谁也不能回避的事实。但同时必须正视的是，围绕着“全球化”的走向，存在着两种根本不同的努力方向：一种是试图以国际资本的力量，铲除一切差异性，包括各民族文化、教育上的差异性，以实现全球的单一化，即美国化；与之相对抗的，则是主张各民族的文化既相互吸收，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坚持差异性，以形成全球文化的多元互补的格局，并因而实现世界文化的合理的生态平衡。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强调各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发展，绝不是“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每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其实都是在对世界文化多元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六部分 大学之问题与改革第101节 北大改革的讨论
其实，在这次北大改革的讨论中，也存在着两种趋向。有的文章就向我们介绍“采取英语教学，英语是工作语言”的经验，据说“这就使得学校整套体制完全跟国际接轨，是国际化、现代化的管理”的必要条件。我们在北大人事改革方案的初稿中，也看到了今后的北大教授必须能够用外语讲课的硬指标，尽管后来因反应强烈而取消，但背后的理念是否也变了则不得而知。于是，有的学者在文章中引述了金耀基先生《大学之理念》中的观点：“华人的高等教育在国际化的同时，在担任现代大学的普遍的功能之外，如何使它在传承和发展华族文化上扮演一个角色，乃至于对建构华族的现代文明秩序有所贡献，实在是对今日从事华人高等教育者的智慧和想像力的重大挑战”，并且指出：“华人大学的根本的根本使命在于必须一方面学习西方大学的优良制度和成果，但在另一方面，这种学习的目的是要加强中国人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的独立自主，而绝不是要使华人大学成为西方大学的‘附庸藩篱’”。我是同意这样的观点的，我在大学校园里就深切地感受到，在“全球单一化即美国化”的趋向下，中国民族文化所受到的严重挑战。这就说到了人们私下谈话中经常提到的所谓北大、清华这样的中国一流大学成了“留美预备班”的问题。在我看来，青年学生希望有机会到国外留学，这本身并无问题，事实上，２０世纪几次留学高潮都对中国文化、教育、学术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今后我们在教育改革中，还需要注意吸取国外留学的优秀人才（即人们所说的“海归派”），以与本土培养的优秀人才相互补充，这对更好地吸收人类文明的成果，促进良性的学术生态平衡的形成，是大有好处的。在这方面确有不足（包括我所在的北大中文系），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我也说过这样的话：“此海归不是彼海归”，这并不是着意贬低今日的海归派朋友，而是包含了我的一个隐忧，也是对我自己以及同代学人的一个自我反省：在改革开放以后出国的学人，是经历了文化断裂以后的一代人，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的稀薄是一个先天的不足，其传统文化的修养是不能与当年的留学生相比的。由于底气的不足，在强势的西方文化面前，就很容易丧失文化的自信与自主性。这也是我们这些所谓本土学人的弱点，这样的“底气不足”与“文化自信与自主性的不足”，是一代、甚至几代学人的共同隐痛。这正是我们的学术不能有更大的发展，学术自主性不足的一个更内在的原因。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尽管从表面上看，我们似乎已经“告别”了文化断裂的时代，但在“一切与西方，特别是美国接轨”的时代风气影响下，校园里的年轻一代与中国文化传统联系的稀薄，已经成为一个必须正视的新问题，如我在一篇文章里所说，“逃离自己生长的土地，远走他乡和异国，成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生命选择和文化选择，这种情况就造成了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与生养、培育自己的这块土地，其中蕴涵着的深厚的民族文化，坚守在其上的人民，在认识、情感，以至心理上的疏离，陌生。这不仅可能导致民族精神的危机，更是人自身存在的危机：一旦从养育自己的泥土中拔出，人就失去了自我存在的基本依据，成为‘无根的人’”：这或许才是真正让人忧虑的。这正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用外语作为大学里教学用语、以至工作用语的“经验”的最基本的理由：语言更是关系着文化的根的问题；现在在大学校园里，已经出现了一些年轻人，他们能够熟练地应用英语对话，有的还具有较强的英语写作能力，这本身是件好事；但他们对本国文化的了解，对汉语的掌握，却存在着严重的不足，这就有了问题。我想起了诗人欧阳江河的诗句：“为什么如此多的人移居英语？＼努力成为黄种白人，而把汉语＼看作离婚的前妻，看作破镜里的家园？究竟＼发生了什么？我独自一人在汉语里幽居，＼与众多的纸人对话，空想着英语，＼并看着众多的中国人跻身其间，＼从一个象形人变为一个拼音的人”。如果我们的大学教育也要削弱母语教育，那就真的面临民族文化的危机了。这同时也必然是大学的危机：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