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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关家是专政对象，大队里的人随时可以夺门而人进行搜查。这一查不要紧，虽没搜出丢失的邮袋，却搜出了关学亮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银色之路》，又看上面写“浩荡”二字，都不解其意，忙当作阶级斗争的战利品送到了公社群专指挥部。公社群专指挥部是全公社抓阶级斗争的总部，不但有打手，还有几个笔杆子。这些笔杆子自然要比大队的群专队员水平高，他们用毛主席的话开导大队的人说，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不信你们看他起的这个小说名《银色之路》，为什么叫《银色之路》？人家称社会主义是《金光大道》，这关什么亮为什么偏偏改为《银色之路》？金光为阳光，银色为月色。阳光代表白天，月色象征黑夜。他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不是阳光大道，而是在黑暗中乱撞。再看他的笔名，浩荡，荡，古有《荡寇志》，日本鬼子有“大扫荡”，他为什么要“荡”？荡谁？荡共产党吗？想想他的爷爷和两个伯父都死在共产党的枪口下，他还能荡谁？这真是反动透顶，嚣张之极，是可忍，孰不可忍。他这是欺我们抓阶级斗争不力呀，同志们，那就力一个给他看看！
抓！
关学亮很快就被抓进了群专指挥部。
镇上人背后说：群众专政指挥部，光吃肉来不吃素！意思就是进到里边的人甭想囫囵出来。关学亮被抓进去之后，指挥部的人先审问他邮袋的下落，关学亮非常详细地讲解着事情的经过和自己的努力。指挥部的人当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很快就由邮袋转移到他的小说，帮他分析他的《银色之路》和笔名“浩荡”二字的反动实质，直分析得关学亮目瞪口呆，有嘴说不清，说不清的后果自然就是“触及灵魂”，几个人一声吼，一下就将其吊上房梁，先是拳打脚踢，然后就用橡皮皮鞭抽，关学亮虽然能经得住皮肉之苦，但理想的破灭却使他产生了绝望。当天夜里，他就用烂玻璃割断了动脉，死在了群专指挥部里。第二天民兵发现他时，血凝了一地，两个金鱼眼暴出眼睑，直怒苍天。
让人料想不到的是，就在关学亮死后的第三天，那只邮袋竟奇迹般地找到了。
原来那一天由于下的袋太多，押车员从车上往下撂袋时，有一只滚进了路旁的沟里。关学亮和吴建国也没留意，就把那包挂号袋丢在了路沟里。不想刚好赶上路边一户人家母猪要生猪仔儿，到处拉窝，因为漫地大雪，没什么可拉，见到掉在那里的挂号袋，便喜滋滋地当柴禾拉进了窝内。几天后，当它带着八九个猪崽儿走出猪窝时，主人才发现那只邮袋。因为没动铅封，内里的东西一点也没少。
只是，小镇上少了一个叫关学亮的人。
黑婆婆
我读小学的时候，就见过黑婆婆。那时候她虽然已年过半百，但仍然发如墨团。而且梳得溜光，在后面绾了一个髻儿。那髻儿还用黑网子网了，中间扎了一个骨簪。由于她冬夏爱穿一身黑，人们便称她为黑婆婆。黑婆婆姓吴，听人说她年轻时个子高挑，现在虽然有点弓背，但仍能隐现出她当年的高度。黑婆婆很干净，打扮也利索，穿戴从不拖泥带水。因为她爱穿黑色，所以选料很讲究，冬穿呢子夏穿纱，衣衫做得得体又耐瞧，就显出大气和不俗。她的扎腿带子也讲究，是黑丝布的，乌黑乌黑，黑得莹莹闪蓝色。脚是小脚儿，虽称不上三寸金莲，但很耐瞧。也就是说，与她的身材很相衬。那鞋是玄色条绒布的，洋机子缝的帮儿，鞋口处还镶了皮革边儿，真可谓是无处不讲究。她住在十字街北侧，记得十字街处当时还有个白衣阁。全是大老砖垒的，很高，拱门，从里面可以爬上去。刚解放那几年，经常有公家人在上面用广播筒宣传各种新政策。那时候十字街处还都是麻石铺路，麻石是灰白色的那种，很粗糙。石与石之间的隔缝也宽窄不等，透出图案的混乱和不规。大街的两旁全是门面房，多是明清时期的北方小镇建筑风格，前高后低，道人帽式样，出厦，铺达子门。每到傍晚打烊时分，一片扣门声。黑婆婆住的也是门面房，只有一大间。她的生意很小，卖的是针、线、头绳和发卡。黑洋线白洋线蓝洋线扎花线松紧带什么的很齐全。洋纽扣儿洋发卡大针小针玻璃珠儿等零碎玩意儿全盛在一个长方形的扁盒子里。那扁木盒有一扇窗户般大小，两寸高，里边分成多个小格子，上面是玻璃镶制的盒盖，无论盖着或打开，内中货色都一览无余。
据知情人说，黑婆婆出身豪门，是大家闺秀。十八岁那年，她住的寨子被土匪攻破，土匪不但抢了她家钱财杀了她全家，也将她给轮奸了。她坏了下身，一躺半年，损了名声，不愿出嫁，一个人就住在坟院里。她恨透了土匪，每逢刑场上处决土匪，她必赶去再捅几刀，以解心头之恨。那些年里，四处赶杀场几乎成了她的职业。每每捅了土匪，她就带着血刀跪在父母坟前祈祷。后来有人见她胆大，就出钱请她挖人脑。因为此处流传一单方，说是用活人脑子能治羊羔风病。方法也简单，每逢刑场杀人，将活人脑挖出，装进一个刚杀的狗肚子里，熬熟了让病人吃下，能痊愈。黑婆婆虽然胆儿大，但她只挖土匪脑子，不沾别的罪犯。她说她只对土匪胆大，是恨给了她胆量。
打霸斗争的时候，这地方抓了不少土匪。那时候镇上民兵队里有一个叫吴大奎的人，枪法非常好。镇上枪毙地主坏蛋或大土匪，多由他执行。而且他有不少绝招儿，能让犯人保全尸，头颅上只钻一个小眼儿，也能让犯人头颅开大花，让死者有尸无首。他的绝招儿是将子弹先在发丛里篦一篦，就能将死者的天灵盖儿掀开。原因是沾上了头油，子弹头儿能炸开，他称这种篦过的子弹为炸子儿。所以，每逢毙人，总有人来求他。拎一瓶酒，或买几盒大炮台香烟，他就用炸子儿，好让求者得到活人脑。如此这般，就省了黑婆婆不少功夫。每逢毙土匪，吴大奎用炸子儿先掀开被毙者的天灵盖，黑婆婆就跑上去用小勺挖人脑。而且边挖边骂，直到挖净了，才递给那些等“药”的人，让他们速速回去配狗肉给患者治病。
一来二去，吴大奎就和黑婆婆相熟了。赶巧这吴大奎在外当过多年兵，至今未娶，光棍儿一条。黑婆婆那一年还不满四十岁，新政府为让她结束半人半鬼的生活，已不允许她住坟院。经人一说合，二人就成了家。土改过后，民兵队解散。吴大奎和黑婆婆分了二亩地和一间门面房。开初，吴大奎开油坊，专磨小磨香油。不料他命薄，油坊开张不到王年，就因病去世了。黑婆婆自叹命苦，埋了丈夫之后，她决心守寡。只是她嫌开油坊太脏，二个女人家也顾不了那么多，就将磨油的家什全卖了，二亩地也雇了人，只在街上卖针线，以此顾生计。因为她孤寡一个，有了钱，她就常给自己烧阴纸。所谓阴纸，就是自己给自己烧纸钱，也叫存阴钱——就是提前把钱存进阴间银行里，以供自己死后花销。烧这种钱的时候，要请人把自己的名字写在火纸上，以便到阴家人账户。这多是一些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对自己的某种期望。他们用活人的心态来办阴间的事，虽然是某种安慰，但很凄惶的。
黑婆婆原本要很静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了一九六五年，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给她那悲惨的命运划上了句号。
那一年，县上为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组成了“三史”写作组。所谓“三史”，就是家史、村史、厂史。说白了就是忆苦思甜。忆旧社会之苦，思新社会之甜。当时城北关有一个叫翟梳的老太太，在一九四五年的时候，由于其丈夫被地主恶霸勾结国民党官员无故残害致死，又抛尸郊外被群狗撕吃。她曾愤然扛着丈夫的人头到处喊冤告状，轰动豫东各县。现在被写作组挖了出来，整理成章，让老太太以“人头状”为题，到处忆苦，成了忆苦思甜的典型。镇里的领导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想挖个典型。挑来选去，就有人推荐了黑婆婆。黑婆婆最典型的当然是挖土匪脑壳儿，而且为报仇住坟场十多年，最后又积极参加土改运动，值得一树。只是当时树典型很严格，要先将材料报到县委宣传部审查通过，宣传部认为黑婆婆虽然遭土匪轮奸，后为报家仇住坟场十多年，而且到处赶刑场挖土匪脑壳儿，但与“人头状”的那个典型相比，还是略逊一筹。“人头状”中的翟梳挝丈夫人头告状是向反动政府宣战，而黑婆婆面对的只是土匪，又加上她本人是地主小姐，树典型的意义不是太大。论说，县宣传部如此一说，作为下级的镇领导就该以此罢休。不料当时的镇书记是个老转，姓白，打过仗，立过功，文化水平虽不是太高，但政治水平却不低。他对县宣传部这个意见很不以为然。他说土匪是旧社会的产物，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才能彻底铲除土匪这个社会毒瘤儿！从这个意义上说，控诉土匪罪行就等于是控诉万恶的旧社会！黑婆婆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她十八岁后过的一直是人间最苦的日子。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敢只身一人住在坟院里，而到处赶刑场挖土匪脑壳儿，这不是反抗是什么？带着这种不服气心理，白书记就跑到县上向县委书记汇报。县委书记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当下叫来宣传部长，让宣传部长亲自听白书记的汇报，最后三人达成一致，同意树黑婆婆为诉苦典型。
白书记胜利了，很高兴，回到镇里后立刻就组织笔杆子，成立了公社写作组，并要他们迅速整理材料，让黑婆婆熟记于心，先在镇里万人大会上诉苦，然后去县上参加“县忆苦思甜报告团”。
为整好材料，写作组首先要采访黑婆婆。那一天，黑婆婆刚开门不久，写作组的几个笔杆子就登门拜访，向黑婆婆说明来意要她积极配合。黑婆婆一听要她诉说土匪轮奸之苦，面目一下冷了下来，一句话不说。这样僵持了大半天，也没问出个所以然。黑婆婆不配合采访，材料就无从下手。无奈，几个笔杆子只得向白书记汇报。那白书记一听很感意外，批评写作组的笔杆子们工作没做到，然后下命令说，让生产队和大队的干部们全力配合，一定要做通她的思想工作。说完，又叫来妇联主任，要镇妇联直接参与，三天之内将黑婆婆思想打通，不能耽误下个礼拜在镇里召开的万人大会上诉苦。
这一下，黑婆婆的小屋内便热闹起来，小队干部、大队支书、妇联领导、写作组里的笔杆子们，你来我往，轮流劝说，但让人不解的是，尽管来游说的人说破了嘴皮，黑婆婆却始终一言不发，她只是双目直盯来人，而且那目光越来越冒凶光，最后吓得前去劝说的人皆不敢与她对视了。
大概就在那天夜里，黑婆婆悬梁自尽了。
消息传到镇里白书记那里，白书记很是吃惊，怔怔然，默默然，许久了才长叹一声说：“地主小姐毕竟是地主小姐呀！”
电影人的尴尬
田壮壮 彭小莲
彭小莲：我是受《收获》的委托来的，但是我觉得很难聊，因为我们已经做电影做得很多也很久了，对待电影的态度，要不是很熟的人，我们都是不愿意谈的。因为，电影已经变成非常个人的事情，当你在跟别人谈电影的时候，像在跟别人谈自己的隐私。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朋友谈谈还可以，突然要变成一篇文章，还要给那么多读者去看，会觉得很别扭。谈谈看电影的感受还可以，再往深里走，就不行了。就会觉得非常矫情。但是，拍电影，拍到现在，越拍越紧张，你到底是拍商业电影，还是有思想性的电影？投资环境都这样了，你到底要做什么，什么是你自己最有愿望和激情去做的事情？记得有一天，我在家里看书，突然有人给我打电话，说：“看电视，看电视！”我说看什么呢？朋友说，电影院的观众在那里乱叫，让陈凯歌和陈红接吻呢。然后，陈凯歌说，别急，我们待会儿会接吻的。朋友说，就在电视上，快看吧。我说，我不看！挂了电话以后，我心里特别难过，我都想哭。不是陈凯歌和陈红的问题，我是在想，做导演做电影都要做到这个份上，这个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