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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事情不凑巧，恰在这时候上头来了紧急命令，说是从北京方向来了一群“5·16”分子，要全体造反派到公路上拦截。于是，斗争雷老昆的事儿就搁浅了。尽管如此，但还是有知情人将此消息偷偷告知了雷老昆，说是今晚的批斗会必开无疑，要他做好心理准备。雷老昆一听，顿时眼睛里放出光芒，用极有预见性的目光望了望老伴儿和两个儿子，骄傲地说：“怎么样，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天！”说过，命全家人不准吃饭，要加紧练习“坐飞机”，并说：“这叫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接着还背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不打无准备之仗！”除去雷老昆；全家人早已陷入了恐怖之中。他们先用镰刀又将头刮了一遍，然后就到院里练习“坐飞机”。就这样一直练到半夜，仍不见有人来揪他们。大伙儿都有点儿坐不住，尤其是雷老昆，更显得迫不及待，仿佛是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新兵，心中又紧张又激动，耐不住地在院里来回“走柳儿”。一会儿将大门拉开一道缝儿朝外窥视，一会儿又像狗一样将耳朵贴在地上听声音。
那时候已近午夜，老伴儿和两个儿子熬不住，都和衣而卧了。惟有雷老昆，毫无睡意，等待的心情越来越强烈，满脑子全是批斗会上的情景，想象着造反派们揪他头发揪不住的尴尬，让他坐飞机他胜似闲庭信步，把不住暗自得意。由于这种稳操胜券的心理作怪，他越发渴望那一刻早点到来，最后索性将大门洞开，将室内的灯点亮，一副迎接批斗的得意之色。只可惜，大门外一直很静，偶尔传来几声犬吠，也全不是要发生什么事情的那种。雷老昆急得头上冒火，在大门外转来又转去。就这样一直捱到东方发亮，他再也捺不住了，仰天大喊：“我早已准备好了，日你妈，你们为什么不来斗我呀——！”
不想憋在心中已久的话一经喊出，脑袋一下胀大，失去了控制；似长堤崩溃一般，一泻千里，好生痛快！，而且越喊越想喊，越喊越不能自已——他从东街喊到西街，又从西街喊到东街，声音越喊越凄厉，直喊得一镇恐怖。
王洪文
王洪文是个修鞋匠，和“四人帮”中的第三号人物重名重姓。文化大革命后期，上海的那个王洪文当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我们镇上的王洪文仍在大街上掌鞋。王洪文的掌鞋摊子在十字街右侧的一个电线杆子下，赶巧电线杆子上有个广播喇叭，每逢中央开会或接见人，里面说到“参加会见的还有王洪文”时，他老好在下边“有”一声。为此，还开过他的批判会，并命令他改名。王洪文说，广播匣子里的那个王洪文才三十几岁，我比他大十几岁，要改他改！弄得造反派们哭笑不得，最后一想这种事儿也传不到北京去，只好由他去了。
我们镇上的王洪文比起中央的那个王洪文，可谓是形象丑陋型。他不但又小又瘦，而且走路还有些伸头，像鹭鸶一般。记得他的小名叫横，为什么起这个怪名字，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的女人又高又胖，如果上秤称，能顶他两个重。打起架来，王洪文老占下风，往往被他那个又高又大的女人拎着破鞋追得满街躲藏。生意人有意逗乐，皆不“窝藏”王洪文，而且还齐声喊叫：“打倒他！打倒他！”——可见镇人当时“反动”的程度了。
王洪文的老爹就是个掌鞋匠。掌鞋在江湖中称“掰臭”，意思就是天天掰臭鞋。王洪文的父亲叫王老三，很老实。一九五七年是大跃进的前夕，掌鞋的也要联营——一群掌鞋匠全集中在两间门面房里，腿上都搭着破帆布，排开坐了，有活干活，没活闲聊。王老三老实，没活就打盹，像是永也睡不够似的。有活时他就做得很认真。可能是上了年纪，他掌鞋时脑袋老是一摇一摇的，看着很让人引起怜悯心。
后来王老三在某一天突然离开了人世，又小又瘦的王洪文埋葬了父亲之后，就子承父业坐在了大街上。那时候，联营组已经散伙，随着“三自一包”的政策，又开始单干。王洪文虽然又小又瘦，但人很精明，嘴巴也会讲，两个眼睛似鼠眼，看人晃来晃去的，给人某种不诚实感。他的中午饭多在大街上吃，送饭的是他的女儿，用的是黑陶罐儿，上面坐一个粗釉碗。他的女儿也像他，个子很矮，拎着沉沉的饭罐儿西歪东倒趔着身子走动的样子很好笑。饭来了，王洪文就停下手中的活计，取下双膝上搭的破帆布，也不洗手，接过黑陶罐放下，取下粗釉碗，倒一碗，吃了，再倒一碗，吃了。王洪文吃杂面条爱就葱白，所以他的女儿另一只手中总拿着两棵剥好的大葱。王洪文边喝面条边伸手，女儿就把葱递过去。王洪文接过来还好在大胯上擦一擦，本来很干净的葱白上就会沾上一些很灰的印记，王洪文看都不看，就朝嘴里送，咬葱的声音很响，给人一种很“恨”的感觉。
后来，他的大女儿不知不觉长成了大姑娘，出嫁了，接着就由他的二女儿给他送饭。王洪文的二女儿说话有些不清晰，常常把“爹”喊成“鳖”。王洪文一听二女儿喊“鳖”，就瞪着眼睛说：“你不要喊我鳖，咱姓王，叫王八，省劲儿！”常常惹得一街两行的人大笑不止。
再后来，他的二女儿也出嫁了，就由他的三女儿给他送饭。那时候，黑黑的陶罐儿早已被保温饭盒所代替，只是女儿手中的大葱没有变。等三女儿到了出嫁年龄的时候，王洪文也老了，有一天午后，王洪文突然患了脑溢血，三天以后就死了。
众人都很惊奇：王洪文那么瘦，为啥也得脑溢血？
懂行的人说，主要是他不爱活动造成的。你们想想，他还不到六十岁，却在大街上坐了四十年。四十年，谁受得了？那可要个功夫！
王洪文死后，他的儿子还正在读初一，没人承业，十字街头的那根电线杆子下面就出现了一片空白。王洪文的那个又高又大的老婆深怕别人占了地盘，便每天照常将王洪文修鞋的家什摆在那里。她不会掌鞋，就坐在那里空守着，单等儿子初中毕业后子承父业。有时她家中有事儿没空闲，就亮出一块木板放在那儿，上写：王洪文在此，诸神退位。
众人看到“王洪文”三个字，似看到了他的幽灵，竟生出不少怕意来……
关学亮
关学亮在东街住，比我大几岁。他家成分高，出身恶霸地主。也就是说，他的上辈为富不仁，作恶多端，所以才落下这个恶名。听我父亲说，关学亮的爷爷和两个伯父都是被共产党镇压的，他的父亲也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仍为专政对象，土改时被划为历史反革命。论说，一般人遇到这种境况总会灰心丧气的，而关学亮却不向命运低头。他属乡间那种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遇到了困境不气馁，总想为自己拼出一条生存之路。据说在初中的时候他就爱上了文学创作，曾在县报上发过两首新民歌，后来又开始摸索着写小说。他说他很崇拜一个名叫浩然的作家，特给自己取笔名叫“浩荡”，并说浩然写出了《金光大道》，他正在创作一部《银色之路》，说不久的将来，中国文学艺术界将三“浩”鼎立：浩然、浩亮、浩荡。
那时候，乡间早已没其他书可读，关学亮将一部《艳阳天》读了五遍，有些段落几乎会背。他的模仿力也极强，经常在颍河边学着曹灿的声调朗读《金光大道》。他长相不济，大嘴巴，金鱼眼，走路还有点儿八字脚，那部革命的小说从他那张大嘴巴里传出，总给人某种存心不良的感觉。
除去熟读《艳阳天》和《金光大道》外，关学亮还很注意国内国际形势，只是家穷订不起报刊，为能看到报纸借到杂志，他就讨好邮政人员，每天帮投递员上袋下袋接邮车。
一开始，他常常帮邵投递接车卸车。邵投递死后，接替他工作的投递员姓吴，叫吴建国。也热爱文学。他的任务是接邮车、分报纸，兼投镇上各机关的报纸。当时订报多是公款，订数最多的是公社大院和西街初中学校。公社报纸虽多，但都是这书记那社长的，分得很散，惟有初中学校的最集中。因为学校的“文人”多，订报纸的档次也高。什么《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等等全有。关学亮为能及时看到这些不掏钱的报纸，每天都帮吴建国装车卸袋。到了所里，又帮他分报纸，“拉”报纸。所谓“拉”报纸，是因为出厂的报纸多是两份或四份一叠，一份一份拉开，便于分给订户。等一切弄好，关学亮就将应届学校的报纸拿回家，在煤油灯下翻阅，碰上有用的，就抄下来。第二天一早再给吴建国送去，决不能耽误他中午投递。
由于经常朝邮所跑，关学亮对邮路也了解了不少，他对我们说，我们的镇邮所归开封局。也就是说，每天邮袋下了火车，由开封局发车朝各县局和沿途的小邮所分送。终点站是沈丘，沿途要经过杞县、太康、淮阳、项城等县。县局为大站，邮所为小站，由于每站都要停，装装卸卸的，一般到我们镇上都已是下午五点多。若碰上邮车路上撞了人或出了毛病，可能要等大半夜，甚至一整夜。像这种情况，夏天还好过，到了冬天就显得格外难熬。镇邮所在街东头，通往汴凉的官道在镇子的北面。原来的时候，邮车都要朝镇子里拐一拐，拐到邮所门前一按喇叭，吴建国就知邮车来了，忙拉出要上的袋，卸下来报纸和下袋，签下字，了事。那一年镇里修建道路，大街上坑坑洼洼的，邮车不便再朝街里拐，每到下午四点钟，吴建国和关学亮只得用架子车拉着邮袋去公路上等候。如此麻烦，吴建国和关学亮就盼着街道快修好。不想，等到街道修好后，邮车司机却嫌麻烦，再不愿朝里拐了。为此，镇邮所还特向开封局打了报告，怎奈司机强词夺理，硬说是镇里人多路窄不好走，影响下站项城、沈丘局接车。开封局自然信司机的，一直不批。这下不但苦了吴建国，也苦了关学亮，每天都要跟着到公路上等待，有时要等几个小时。那时候关学亮已养成了读报瘾，再加上关学亮也陆陆续续地开始发表民歌什么的，投出去的稿子命运如何一直牵着他的心，所以盼信的心情也就十分强烈，每天一到下午四点左右就坐卧不安，像丢了魂似的，非接车不可。
临近春节的一天下午，关学亮和吴建国拉着一大架子车邮袋去公路边等车，天阴霾着，像是要积蓄一场大雪。他们躲在一个残墙的背风处。天上飘下雪花时，两个人像是钻进了冰窟窿，浑身上下没一丝热气，手也不听了使唤，想让它伸直，费了很大的劲儿，直到心里发痒，它仍像鸡爪似的。脚麻痛麻痛的，为了取暖，吴建国从兜里掏出一瓶红芋干酒，递给关学亮。他们频频呷着酒，一小瓶酒顶不住喝，不一会儿，便瓶底朝天了。这时，雪又下了一层，还刮起了大风，风搅着雪甩进两个人赤裸的脖颈里，像刀子割。一直等到夜里十一点钟邮车才到。那一天下的袋也多，满满一架子车，吴建国在前边拉，关学亮在一旁推，不料回到所里一查路单，竟少了一只挂号袋。这一下，关学亮和吴建国都很紧张，急忙朝项城邮局询问邮车到了没有，请开封邮局的押车员接电话。不想那押车员态度很不友好，说是袋已下完，错在你们。后经吴建国苦苦哀求，那人才答应到沈丘卸完车之后再查一查。卸车丢失挂号邮袋，这事可非同小可。在吴建国等电话的当儿，关学亮又冒着大雪去路上寻找，整整跑了几个来回，也未见到那个邮袋。
大概是夜间一点左右，沈丘来电话：车上没有那个编号的邮袋！
丢一只邮袋，在邮局为大事故，事情很快惊动了县局，第二天一大早，县局就派人来到所里调查事故原因。事情虽以吴建国为主，怎奈，他出身工人家庭，根红苗正，很快就被排除嫌疑，矛头一下全转移向地主出身、又长相就像个坏人的关学亮身上。当然，县邮局的来人无权调查关学亮，他们就以组织的名义与镇大队联系，要求他们配合侦破。那时候大队里成立的有个群专指挥部，抽出的多是出身清白的年轻人，配合运动抄家抓人、“修理”人。一听说丢了邮袋很吃惊，又一听地主子弟关学亮也去接了车，顿然就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问县局来人，邮袋里都有什么东西。县邮局的人说这个邮袋虽然不是太大，但内里挂号信和汇票很多，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小包裹。包裹虽小，但懂行的人都知道邮袋里的包裹往往越小越值钱，因为内里不是手表，便是贵重首饰。再者，汇票可以补救，而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