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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陶芬贝格在进军非洲期间失去了一条胳膊和一只眼睛，所以深得元首的敬重（元首格外珍视肉体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这时他在桌子下面拽掉英制迟发导火管上的栓头，把装着即将引爆的炸弹的深棕色皮包放到元首的身边，然后站起身，微微点了下头，对凯特尔小声说：“对不起，我有事必须同柏林取得联系。”
希特勒只是扫了上校一眼，脸上掠过一丝近似微笑的表情。凯特尔则不满地皱了皱眉头。他讨厌司令部要人作报告时秩序被打乱。
“俄国人，”豪辛格尔接着说，“继续以重大兵力在德维纳河以西向北推进。他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迪纳堡西南。如果我们不把集团军调离楚德河，我们将遭到惨败。”
伟大与荒唐结合，悲壮与滑稽为伍──这也符合生活的逻辑。
豪辛格尔再也没有讲一句话：一团铅红色的火焰冲天而起，天花板塌了下来，平房的窗子被冲开了，上面的厚玻璃稀哩哗啦乱响，四处飞射──施陶芬贝格的炸弹发生了简单的和应有的化学反应。
希特勒从地板上跳了起来──蓝色的浓烟包围着他，浑身上下都是又苦又咸的烟黑。
“我的新裤子呀！”他用委屈的，略带嘶哑的声音大叫起来，“这是我昨天才换上的！”
接下来的一切很象是一位风格极为庸俗的幻想作家杜撰出来的一场闹剧：行刺后的五个小时内希特勒本来能够，也应该完蛋，但他并没有死。
如果从形式逻辑的观点分析密谋者们在夺权企图中的失败，那么显然，还应该作三点说明：第一，这与德国人的民族性格有关，对他们来说，命令即是宗教。已拟定好的“瓦尔基利亚”命令（该命令允许军队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尚未下达。第二，反对独裁者的密谋只有在所有参加者都准备为自己的理想献出生命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将军密谋的参加者们远不是每个人都象他们起来反对的那个人那样狂热。最后，第三，若要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统治的国家里实现密谋，只有那些熟悉这一机构全部隐秘的人才能做到。但是将军们却认为：作为“国中之国”的军队可以决定一切。这是他们的失算。军队与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之间准备多年的厮杀是以军队的失败而告终的。
就在七月二十日当天，遵照戈培尔的命令，在宾德莱尔大街的一个庭院里枪毙了密谋的主要领导人。他们要求贝克和施陶芬贝格自杀。贝克开枪自杀，施陶芬贝格则拒绝了。
“有过失的人才用自杀结束生命。而我在人民面前没有丝毫的过错。”
他是在汽车马达的轰鸣声中被枪毙的。
希姆莱明白，在希特勒和戈林位于拉斯滕堡统帅部等候消息时，他只剩下有限的时间来消除那些最有影响的密谋者，这些人有可能猜到，他，党卫军首脑，是暴乱分子计划的知情人。他必须赶在党卫军的侦察人员逮捕所有密谋者之前，干掉能说出此事的人。
想消灭自己罪迹的刽子手是最可怕的。
希姆莱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恐怖活动。
对卡纳里斯，党卫军首脑既害怕，同时又完全不放在心上。他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这个狡诈的滑头知道──沉默是救命的保证。正因为如此，他才考虑是否值得舍弃他，尽管这位海军上将与那些被枪毙的将军以及盖世太保正在抓捕的人曾经关系密切；第一个被投如地牢的是那个曾在各种报纸上被称之为“帝国军事天才”的维茨勒本元帅。
希姆莱认为卡纳里斯只是与西方作赌的一枚辅币。
不过，幸好希姆莱没有来得及和元首谈起海军上将的命运这个谨慎的话题；元首倒是亲自发问了：“那个恶棍在囚室里表现如何？”
“您指的是谁？”希姆莱没有听明白，“这些坏蛋人数不少表现各不相同。”
“我指的是卡纳里斯。”
“他还没有被关进监狱，”希姆莱回答说，“明天我向您报告他的详细情况。”
就在戈培尔发表演讲，当众嘲笑说“这是一场电话暴乱”的同时，保安局政治侦察处处长瓦尔特·舍伦贝格逮捕了前军事情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卡纳里斯被撤职后，仍是卡尔登勃鲁纳的眼中钉。）
海军上将在同自己的爱犬告别后，擦去眼泪说：“舍伦贝格，爱狗吧，它们不会背叛。”
关于自己的老上司被捕的消息，贝格上校是半夜里得知的。当时克拉科夫盖世太保的头子把他叫了去。盖世太保长官没有抬眼看他，只是推给他一支笔和一叠纸。
“请把您和卡纳里斯，还有可耻的民族敌人施陶芬贝格一起工作时的情况写出来。”
贝格明白了：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卡纳里斯过去失宠，现在则到了穷途末路。他在柏林见过几次施陶芬贝格，过去他是民族英雄，现在成了民族敌人。
贝格机械地写起来，一行行的字象平时一样既均匀又工整。他列出了同卡纳里斯和施陶芬贝格见面的时间，不过他现在十分镇定，头脑象数学一样精确──这是他天生的习性。
“看来，这是上帝的安排。我跟俄国姑娘耍的那套把戏现在可能成为我的救命符了。我现在不能再耍把戏了，而是要真的为他们工作。显然，要想从我陷入的这场混乱中挣脱出来，这是唯一可行的办法。只是盖世太保别把我调离侦察工作。他们能把每个军事侦察人员都看成是潜伏下来的卡纳里斯的追随者。他们不想把卡纳里斯看作是企图用元首性命来拯救千百万德国人生命的爱国志士。他们永远也不敢放肆，因为他们内心有一种无形的禁令，他们连这种念头都不敢有。这既是他们的力量所在，又是他们悲剧的根源。如果我现在开始为红党工作，日后我就可以找到辩护的理由。以保卢斯为首的‘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当然取代不了希特勒，但这毕竟是某种力量。自然，若是他们现在把我关进监狱，那可就糟了。他们会的。应该为那姑娘做好逃跑的准备。放走她。要让她不是从我这里，而是从盖世太保的人手里逃走。千万别把我关进监狱，上帝保佑！那样我还得求助于盖世太保的同事。我要对上司说，在民族危难时期，应该用党的忠诚干部加强军队。我要把那个姑娘带到电台去，交个一个党卫军分子，等到那人对姑娘习惯了，我就给他找个娼妓，送给他白酒。党的工作人员被希特勒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训诫折磨得苦不堪言，党员不许喝白酒，女人不准涂口红，说‘这是向美国财阀挣扎的走狗出卖祖国的利益’，我相信，盖世太保的人也同样贪杯好色。在希特勒的禁令中，除了盲目崇拜、对正常生活的嫉妒或蒙昧无知还能有什么呢？难道他不知道禁果是甜的吗？国家内部生活中禁令越少，敌对的思想、经济、政治就越难于渗透，因为那些东西无机可乘。当人民什么都可以做──当然只限于理智范围之内，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不允许野蛮行为──那么象我这样的侦察员在那样的国家里也就无事可做了。只有不明智的政治家才会在艰难时期放弃压制异己思想的强硬手段而对其放任自流。明智的政治家是小心谨慎地放出空气──那样的话，我这个侦察员又无事可做了。我们这些吃了败仗的白痴们，在元首得救之后现在又来施行恐怖手段，举行颂扬希特勒，恫吓密谋者的人民示威游行。这些逮捕和示威游行会使人民更加害怕。而被吓坏了的和不会思索的人民是永远不能胜利的。”
“都在这里了，”贝格递给克吕格尔几张纸，说“真是一帮恶棍！谁能想到这个海上厨师的狼子野心竟包藏着背叛元首的邪念！”
盖世太保长官仔细看了看贝格，然后问：“卡纳里斯请您去他那里作客时都准备了些什么菜？”
“我在军事情报人员中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贝格回答说：“他一次也没有特意邀请过我。他特意邀请的重要领导人有：奥斯特、巴姆莱尔、皮肯不罗克。我只到他那里去过两次：一次是他举办五十岁生日宴会。他办得很隆重，这只猪，准备了印度加鱼米饭，‘印度天国风味’。”
“这是在他的采连多尔弗吗？”
“是的。盖世太保中央机构知道这件事：海德里希总是出席他的招待晚会。”
“卡纳里斯的那个随从叫什么名字？”
“哪一个？”
“就是打着小旗子，为他安排围猎狐狸的那一个。这个败类连打猎都仿照英国人的派头──打着小旗子。那个随从总是把一只狐狸带到安排好的地方，你们这位长满虱子的水兵哄赶那只可怜的、受了惊吓的动物……真实残忍至极，人面兽心……算了，这已经是气话了。好，您没事了，上校。我请您不要离开办公室──我随时都有可能找您。”
“好吧……如果您允许，现在有件事要谈。”
“可以。”
“我同您一起对付俄国女侦察员的行动进展很快。我想请您派一名盖世太保的人参加进来。现在已经到了没有盖世太保的直接帮助我就无法工作的阶段。”
盖世太保长官把贝格写满字的那几张纸收进保险柜，然后回到桌前，说：“我考虑考虑。”
第十六章 相会
1、摘自希特勒和约德尔上将在“狼穴”的会议记录
出席人：元首、约德尔上将、瓦尔利蒙将军、分队长费格莱因、上校冯·贝洛、中校冯·阿姆斯贝格、中校魏岑埃格尔、少校比尤克斯。
会议开始时间：二十三时五十三分。
元首：约德尔，当我考虑众多的目前急待解决的事情时，首先出现在我面前的是稳定东线局势的问题──因为更多的问题在现阶段也无法解决──所以我向自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从整个形势来看，我们被挤在一条相当狭窄的夹缝之中也许真的并非是坏事。因为其中不仅仅只有不利之处，也有优势的一面。如果我们能守住我们现在占据的这块土地，那么这块地盘还是可以保证我们生存下去的，再说我们又有那么广阔的大后方。当然，为此我们必须将我们前一时期在后方积蓄的一切力量都投入到野战部队上。只有那样做我们的部队才能成为一支有实力的军队。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些，如果我们把后方设置在德国，如果我们把军事后方地区扩大到纵深地区，尽管什么样的后方区都根本不需要，如果我们不顾一切地扩充在前线附近地区行使执行权的军事行政机构，尽管这些机构完全没有必要，没有它们也同样能行使授予它们支配军队的权力──请会议一下一九三九年：那时我不得不把东线包括汉诺威在内的行使权移交给军事行政机构，要知道，从汉诺威到明登是一片完整的战略发展区域──如果我们消除了那种非军事的，其他军队完全没有的，只是我们信奉的（但正象我们现在看到的，仿佛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思想体系，那么地盘的缩小就不会总是不利，也可能变成一种优势；但要有一个条件：我们必须真正地将这个广大地区所积聚的一切服从于整个战役的需要，将目前用于后方的全体人员都武装起来。有了这个条件，我坚信，稳定住东线的局势是可以办到的……我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那些从根本上能给我们整个战局带来致命影响的危险因素的现状如何呢？不用说，这首先是东线的崩溃，它是我们德国的真正威胁，无论是西里西亚工业区，还是东普鲁士必将受到严重的心理上的影响。但是我认为，我们用现在正在组建的和逐步投入战斗的这些兵力是能够稳定住东线战局的──我是这样看的──我们也一定能战胜这次人类的危机，精神的危机。当然我们不能把它与七月二十日在这里发生的那个事件分开。要知道，不能把那次行动看作是孤立的；不能，在这里发生的那个事件，我要说，是我们内部血液循环发生了故障的征兆，是我们内部血液中毒的征兆。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后方的重要岗位都被真正的破坏者──不是失败主义者，是破坏者和卖国贼占据了，那我们还能指望从前线得到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如果联络部门和军需系统潜藏着地地道道的叛国分子，而我们并不知道它们已经秘密地为敌人工作了多长时间，那怎么还能指望会产生那种必要的士气。近一两年来，俄国人的士气其实并无明显提高，他们的人员装备也未见精良，而我们，毫无疑问，情绪开始低落，因为我们眼皮底下聚集了一伙不断施放毒箭的恶人──军需处的将军、通讯部门的要人等等。现在我们只得反躬自问（也可能用不着问，因为一切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