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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陈伯达也同意刘少奇的意见。陈伯达说：“‘六·一八事件’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司令部。”
康生支持陈伯达的意见，要求追查北大“六·一八事件”的“地下司令部”。在刘少奇的领导之下，北京各工作组开展了“反干扰运动”。在20多天里，进驻北京，24所高等院校的工作组，把1万多名学生打成了“右派”，把数千名教师打成了“反革命”。
这时陈伯达和康生发觉“风向”不对，不断把北京的反常的情况密报毛泽东。在这一“非常时期”，毛泽东在中国南方，行踪秘密，似乎在提防着什么。在6月17日至28日，毛泽东住在故乡———湖南韶山的滴水洞里，对外绝对保密！
中国的政治形势处于错综复杂之际，毛泽东不仅提防着刘少奇，而且也提防着那位“亲密战友”林彪。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念“政变经”，作了那个令人震惊的长篇讲话，引起了毛泽东的警惕。
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武汉致江青的信（这封信在当时极为机密，直至1972年5月批林整风时，才作为党内文件印发），透露了他那段时间的神秘行踪和他的复杂的心态。他在信中“左右开弓”，对林彪、刘少奇都作了斥驳：
6月29日的信收到。你还是照魏、陈二同志（引者注：即魏文伯、陈丕显）的意见在那里住一会儿为好。我本月有两次外宾接见，见后行止再告诉你。自从6月15日离开武林（引者注：武林，杭州的别称）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引者注：指湖南韶山滴水洞）里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大灵通。28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引者注：指武汉），已有十天了，每天看材料，都是很有兴味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我的朋友（引者注：指林彪）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
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翘翘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引者注：此处“他”，指林彪。“五月会议”，即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认真的演习。有些地区（例如北京市），根深蒂固，一朝覆灭。有些机关（例如北大、清华），盘根错节，顷刻瓦解。凡是右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左派就越起劲。这是一次全国性的演习，左派、右派和动摇不定的中间派，都会得到各自的教训。结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还是这两句老话。
在毛泽东的所有著作之中，这封写给江青的信最值得探究、寻味。这封政论式的信，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他那颇深的城府，泄露他的内心世界。他既要“打倒右派”，同时又防范着他的那位“朋友”。陈伯达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实渊源于毛泽东的晚年思想。毛泽东在此信中已写得明白不过，“文革”就是“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不仅搞这么一次，“七八年后还要有一次”，而且“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毛泽东的信，写得潇洒，写得流畅，一气呵成，是他的思想的曝光。可以说，这封信的重要性，绝不亚于《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高度浓缩。
在写了此信之后的第八天———7月16日，73岁的毛泽东出现在武汉长江。5000人随毛泽东伴游，10万人在两岸欢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这一回，他又发感慨：“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完全出人意料，在武汉刚刚公开“亮相”，7月18日，毛泽东便突然回到了北京—他已看够了陈伯达那“中央文革”不断送去的“很有兴味的”材料，要到北京收拾那乱糟糟的局面！
第二十四章 点火于北大
7月18日晚，刘少奇得知毛泽东归来，火速赶去，但是陈伯达和康生已经捷足先登了，毛泽东门口停着小轿车。
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求见毛泽东，被秘书挡驾了，请他明日再来。
翌日，刘少奇再度来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已经从陈伯达、康生那里听过汇报。没谈几句，毛泽东便用很严肃的口气对刘少奇说：“派工作组是错误的。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毛泽东的话，如同给刘少奇当头浇了一盆冷水！
刘少奇显得非常尴尬……陈伯达却为递过“不要搞工作组”的条子而欣喜异常。就在毛泽东回京后的第三天，陈伯达作出了迅速的公开的反应：派人前往清华大学，探望被工作组下令关押的蒯大富。
蒯大富，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三年级学生，21岁。他出生于江苏省滨海县一个农民之家，祖父是新四军战士，父母都是40年代的中共党员，仗着“根正苗红”，无所顾忌。他是老大，家中有五弟一妹。18岁那年，他考上清华大学时，便出了一回小小的风头———
《人民画报》刊登了他的照片，加上“农民子弟上大学”的新闻标题。从此，更增加了他的政治上的“优越感”越发“无畏”了。1966年6月1日晚上，他刚刚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便如同吃了一帖兴奋剂，提笔给聂元梓写了声援信。翌日，他在清华园贴出大字报，亮出“造反”的旗号。
刘少奇向清华大学派驻了工作组，组长叶林，副组长便是刘少奇夫人王光美。蒯大富反校党委，也反工作组，成为清华大学造反派头目。工作组把他定为“右派”。为了表示自己的反抗，蒯大富进行“绝食斗争”，一下子轰动了清华园……
陈伯达派人对蒯大富表示“慰问”，顿时使蒯大富“力量倍增”，加紧了反工作组、反王光美的斗争。
就在陈伯达给蒯大富丢了眼色的第二天，“中央文革”第一回在北京大学“亮相”。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驱车前往北大，说是“调查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在江青看来，清华成了王光美的“点”，成了刘少奇的“点”，她要把北大作为她的“点”。江青比毛泽东晚两天———7月21日，回到北京。
头一回去北大，江青和陈伯达话不多（尽管在此之前，在6月2日、3日陈伯达两次去过北大，但与这一次抓“点”不同）。档案中有一份当时江青、陈伯达在北大讲话的原始记录，十分简短，全文照录于下：
江青同志：
“党中央万岁！北大革命同学万岁！”
“我也没有多少话要讲，因为我对情况不了解，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听听你们的意见，看看你们的大字报。因为情况不清楚，也没有什么话好讲，是不是请陈伯达同志讲讲。”
陈伯达同志：
“我们不清楚情况，要调查研究。根据毛主席的调查研究的作法来听听大家的意见。昨天《人民日报》社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你们看了没有？（同学答：看了！）要好好看，我们就是那种态度，工作组要走群众路线。”
“毛主席说：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多听，多看，多想。你们提了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不同的意见不要紧，是好现象。”（这时江青同志点头微笑）
“要采取辩论的方法把道理讲清楚。我们还要了解情况，回去要研究。同志们，同学们，让我们宣誓：
誓死保卫党中央、毛主席！
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从以上原始记录可以看出，江青和陈伯达第一回在“群众”中“亮相”，话不多，声言是来“调查研究”。不过，就在这几句话中，江青便亮出“第一夫人”的牌子———“我代表毛主席来看看你们”，而陈伯达则领着学生们“宣誓”———“誓死保卫毛主席”。这两位“演员”初次登台，便配合十分默契。江青自称“小学生”，陈伯达则自称“小小老百姓”。
就在“亮相”的次日，江青和陈伯达又来北大，再作讲话。讲话也很简短，但颇为耐人寻味。以下是7月23日的原始记录：
江青同志讲话———
革命的同学们：
我和陈伯达同志是来做小学生的，我和他一块来听同志们的意见，看一看你们的大字报。这样我们可以多懂得事，少犯点错误……你们什么时候有意见叫我们来，我们立即来。
现在我们了解还不够，还提不出什么具体意见。总之，一片大好形势，你们的革命热情是好的，干劲是好的，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
我们一定把同志们的革命热情，革命干劲带给毛主席。
陈伯达同志讲话———
刚才江青同志讲的话，也是代表文化革命小组要讲的话。我完全同意她的话。我们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学习你们的斗争经验。在文化革命的斗争中，北大走在最前列，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一定能够继续前进。
要听取不同意见，我们的意见是说“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
两个“谦谦君子”———一个“小小老百姓”，一个“小学生”都是来“学习的”。江青和陈伯达的第二次“联合演出”，也是够“谦逊”的。
可是，这一回———也就是经过一天的“调查”，陈伯达说了一句关键性的话，即“说‘六·一八’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是错误的”。须知，仅仅在一个月前，也正是这个陈伯达，说“六·一八”事件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司令部”。真可谓覆手为云，翻手为雨，陈伯达的调子改变何其快也！
陈伯达的一句话，在北京大学掀起了一场风暴。陈伯达否认了“六·一八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立时使北京大学工作组陷入了被动，造反派学生群起而攻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工作组是刘少奇派的，反工作组，也就是为了反刘少奇。
北京大学掀起的反工作组的浪潮，很快就波及北京各高等院校……
7月21日，中共中央通知：任命陶铸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陈伯达为顾问（仍兼任副部长）。
第二十五章 掀起反工作组浪潮
这是“文革”以来，头一回在公众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