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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之一端，不能容人。。。有两端则异，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则有以摩
之而不异。刚柔，两端之异者也，刚柔相摩，则相观而善。孟子言‘杨子为
我，墨子兼爱’，又特举一‘子莫执中’；然则，凡执一皆为贼道，不必杨、
墨也。执一则不能攻，贼道则害不可止。曾子居武城，寇至则去，寇退则反，
颜子居陋巷，不改其乐，而不同于杨子之为我者，不执一也；禹治水，劳身
焦思，过门不入，而不同于墨子之兼爱者，不执一也；故曰：‘禹、稷、颜
回同道’，又曰：‘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惟易地皆然，所以异而同，
亦所以同而异；攻之则不执一，而能易地皆然矣。何晏以治训攻，引易而谓
异端不同归，其说似是；乃所谓同归为善道有统，则仍执一无权，非易地皆
然之旨；而所谓治，亦不指相观而善，故已字作虚词。。。道衷于时而已，
故孔子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各执一见，此以异己者为非，彼
亦以异己者为非，而害成矣。孙奕示儿篇。。解已字为止，是也；解攻字为
距为辟，尚未精善。‘攻其恶’即是磨琢己身之恶，‘攻人之恶’即是剀切
他人之恶，亦不作弹击之义。”（论语补疏）今按焦氏此解，虽仍以“异端”
为“邪说”，不免有传统的错误，但其训“攻”为“治”为“序”，力主“有
容而若己有，则善与人同”，而反对“各执一见，此以异己者为非，彼亦以
异己者为非”，恰是孔子调和矛盾的本旨。如再依此解，将“攻乎异端，斯
害也已”章译为今语，则其译文应是这佯：
孔子说：事物（包括思想）内部发见了矛盾，即为危机之所伏；如能对
其矛盾加以调和，危机即可以克服。
据上述各节总而论之，所谓“攻乎异端”与“叩其两端”，本质上皆是
一种折衷调和精神中的矛盾解消主义。此点似乎即是孔门知识方法的核心。
进一步而言，我们可以说，论语全书，即是这种充满了调和折衷精神的典籍，
兹择其最明白的数章，例举如下：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里仁）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同上）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
“过犹不及。”（先进）
“无可无不可。”（微子）
在论语中表现折衷调和精神的，还有“和”字。此所谓“和”，宋儒刘
敞对之所作解释，最为恰当。刘氏说：
“。。所谓可而有否焉，。。所谓否而有可焉，此之谓和。”（七经小
传卷下）
与“和”字相对待的，即是“同”字。如前所述，“和”字是折衷可否
以泯灭其对立的术语，“同”字便一反其道，而是判别可否以强化其区分的
术语；“和”字是相对意义的矛盾调和，“同”字便一反其道，而是形而上
学的绝对自同。孔门由于“攻”异端而“叩”两端，所以“是和”而“非同”。
例如：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
在此处，不仅显示出君子与小人在世界观和知识论上有尖锐的对立，而
且由此而导出的人生观与伦理学，也有显著的不同；至其由实践到哲学的逻
辑连锁，则尤为历然可辨。
正因如此，把握到调和折衷的矛盾解消主义，不仅可使“叩其两端”与
“攻乎异端”得到确解，而且举凡孔门的伦理学说以及其整个的理论体系的
基本性格，也可以由此而得到解决的钥匙。这即是说，如果将“叩其两端”
或“攻乎异端”的调和折衷主义的知识方法，贯彻到人生智或伦理学中来，
则由己推人的忠恕说由此而起，由近及远或由己推人的仁爱说由此而生；即
后儒所说的“絜矩之道”或“中庸之道”，也由此引伸而出。反过来说，不
论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定义中，或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
而达人”的仁爱定义中，也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了人与我为同类一体而比附
推理的知识方法；此种方法，更显然地是叩发人我两端，或伦序人我异端的
调和折衷主义的神髓。
最后，总起来说：“两端”或“异端”的知识方法，虽似将宇宙万有当
作对立物统一的有机体而理解，虽似以内部矛盾的展开为事物发展的动力，
但“叩其两端”或“攻乎异端”，却无疑她是调和折衷的矛盾解消主义的知
识方法；孔门的知识方法论，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孔子
在春秋时代的阶级矛盾中，本来即以调和矛盾为自己的天职；至其所以不以
内部矛盾为发展的动力，而以之为存在的危机，是因为从孔门的君子立场上
看来，充满着内部矛盾的春秋时代，根本不是古代制社会必然发展的标志，
而是“天下无道”或“世衰道微”的标志。此即是说，贵族君子的阶级立场，
是孔门所代表的古代前期儒家不以“两端”或“异端”为认识方法、而必以
之为“叩发”或“攻治”对象的最后原因。
第七章 前期墨家的思想
第一节 孔学优良传统的萎缩和儒墨对立的意义
孔子活动于古代国民阶级出现的春秋末世，其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的意
义，我们在第六章里已有详述。再总括地说，孔子对于人类的认识，对于社
会制度的批判，对于知识论的新的提法以及对于一般问题的把握与解答，都
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矛盾，他的社会改良的思想和他的调和主义的精神还不限
于知识概念方面的问题。但是，我们曾一再提及前期儒家思想的过渡性、孔
子学说的矛盾性。正基于过渡与矛盾，随着古代国民阶级的成长，这一学派
本身就发生了分化。
关于前期儒家的分化，韩非子显学篇有“儒分为八”的说法。但其所谓
“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
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虽经郭沫若详为考辨（见十批
判书儒家八派的批判），而我们以为：墨、荀二书所“非”（反对）的情形，
仍大体可信。孔子死后的儒家，除了战国末期的荀子（孙氏之儒）综合各家
思想，代表了向上的发展并与法家结合以外，其余各派均已失去孔学的优良
传统，或古言古服，固执着孔子所批判的形式文化而自谓真儒，实则仍继承
邹、鲁摚鹣壬拇橙迨酢问剿到蹋畿髯釉谌粘Ｉ钪行稳萘耸�
个样子：一个流派包括奇形怪状的“然”字之儒者，“弟佗其冠，祌禫其辞”
的子张贱儒之流，“正其衣冠，齐其颜色”时子夏贱儒之流，“耆（嗜）饮
食，不用力”的子游贱儒之流（荀子非十二子篇把他们列于一派）；另一个
流派则抹煞实践与感觉，斤斤于容貌辞气，求远于鄙倍，战战兢兢于日三省
吾身，陷入于神秘的唯心主义，由曾子传至子思、孟轲，成了“幽隐而无说，
闭约而无解”的思想，遂开战国邹衍阴阳家无稽之谈的先河。凡此两个支流，
都在思想上反映着社会的落后残余，而表现为孔学积极精神的萎缩。思想史
上所谓与孔子显学对立的墨子显学，恰巧出现在孔学开始分化或孔学优良传
统开始萎缩的起点上，因而，墨子的“非儒”，实质上乃是相应于国民阶级
的渐趋成熟，将孔学的优良传统更向上发展一步，而与孔子的后学相对立。
在这里，首先应对孔、墨的年代予以确定。我们知道，孔子与墨子的生
卒年代，考证家聚讼至今未决。孔子的生卒年代出入颇短（如生年或谓鲁襄
公二十一年或谓二十二年），而墨子的生卒年代出入颇长，史记孟荀列传已
经说，他“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今酌定他们的生卒年代于下：
生 年
孔子 周灵王二十一年（西历纪元前五五一年）
墨子 周敬王三十年（？孔子卒前十年，纪元前四九○年）
卒 年
周敬王四十一年（西历纪元前四七九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纪元的四○三年）
据各家考证，至少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相关的年代：
一、孔子卒年与墨子生年相距甚近。墨子至早生于孔子卒前十年，至迟
生于孔子卒年。这即是说，墨子与曾子（纪元前五○五年至四三六年）、子
夏（纪元前五○七年至四二○年）等所谓孔门后辈弟子，相差约十岁至二十
岁，大体与孔门的再传弟子同时。
二、孔子学术活动的时代是在春秋末世，墨子学术活动的时代是在战国
初年，二人的学术活动是衔接的。这个交替时代，正是中国古代社会转入不
完全典型的显族时代，人类性的问题、社会的国民之富的问题以及天上宗教
的问题，都发生了变革。因此，哲人思想便相应于国民阶级的出现，适应于
由氏族单位到地域单位（即由曾孙贵族到显族的渐进运动）的社会发展，以
私学登上历史的舞台。
墨子和孔子都生于保存了“周索”典章文物的鲁国，墨子书中所引的诗、
书文句，多经其散文化或方言化，好像现在通俗化的古文今译。如果他没有
对于“旧法世传之史”，在文字与义理上有摚鹣壬男扪敲此悴荒�
做了继往开来的墨家第一位“钜子”。由此可知，淮南子要略所说“墨子学
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虽属查无实据，仍然事出有因，即墨子和孔子一
样是儒者出身。从而，墨子对于孔子，是批判的而不是抹煞的。例如墨子公
孟篇明白说到孔子有不可易的道理，不能不称述：
“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
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为此虽禹、汤为之谋，必
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
著者认为孔、墨二家在对春秋形式文化的批判方面，确有相同的精神，
孔子批评了春秋的僵死仪式，这道理正如鸟闻热旱则高，鱼闻热旱则下。墨
子和孔子在这一点甚为接近，孔子既唱之于前，墨子当可称之于后。
然而，孔墨显学自有分水岭，未容混同。仅就其对于传统文化之接受与
批判一点而言，墨子显然是更激进些。
孔子分别了君子儒与小人儒，并在道德情操方面企图变革儒者的“古八
股”主义；墨子则更进一步，根本否定了这一“古八股”，于是对于儒者摚�
绅先生的公族奴婢思想，极尽其攻击的能事。事实上当时儒者对于诗、书、
礼、乐的教条，只知背诵，而不能说明其内容。墨子公孟篇所假拟的儒者答
人问题的独断与无知，很像一个教条信仰的牧师，偶像地答复圣经的问题。
如儒者答复“何故为乐”说：“乐以为乐也”，这种方法，即信仰形式而不
怀疑内容。所以墨子说：“今我问曰：‘何故为室？’曰：‘冬避寒焉，夏
避暑焉，室以为男女之别也。’则子告我为室之故矣。今我问曰：‘何故为
乐？’曰：‘乐以为乐也。’是犹曰：‘何故为室？’曰：‘室以为室也。’”
因此，墨子反对背诵古训，例如：
“公孟子曰：‘君子不作，术（述）而已。’子墨子曰：‘不然。。吾
以为古之善者则诛（俞校：‘诛’当为‘裕А种螅 ＇’与‘术’、‘述’
都是同义字）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耕柱篇）
他反对儒者之古言古服：
“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
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非儒下）
所以，他以为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有四：
“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
重为棺槨，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
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
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
下。”（公孟篇）
他于是否定了儒者。其理由可以归纳为以下四句话中：
“繁饰礼乐以淫人，久丧伪哀以谩亲，立命缓贫而高浩居，倍本弃事而
安怠傲。”（非儒下）
春秋儒者代表了一个思潮，那便是为贵族阶级的统治工具——仪式而服
务。墨子痛斥这种行为：
“因人之家（生产者）以为翠，恃人之野（生产资料）以为尊。富人有
丧，乃大说，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同上）
按这些批评非并对孔子而言，乃是对信仰传统的儒者而言。荀子是儒学
集成的人物，但对于那些依赖于春秋传统的儒者，也目之为贱儒、俗儒。非
十二子篇说：“偷儒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