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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加工的结果。
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总的说来,它是从商代“内服”和“外服”两套官职发展
而来的,不过周朝的机构更加庞大了,体制也越系统化了。同王朝的官吏是贵族,又是
宗亲,三位一体,就是这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构成了以周王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的
统治体系。直至封建社会,周朝的官僚机构和制度,还有它的影响作用。《周礼》还包
含着古代宗教、经济政策、哲学与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历史资料,是一部以儒家思想为主,
兼收法家和阴阳五行思想的重要文化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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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礼记》
最早的封建礼制教科书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其成书年代及作者历来说法不一。
据《汉书·艺文志》说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的,由汉人戴圣传述,故又称《小戴礼记》,
以区别于戴德所传的《大戴礼记》。《礼记》也是一篇重要的仁义道德教科书,其第一
篇就开宗明义,指出:“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
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涖官行
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成不庄。”这就是儒家重视礼的主要
原因。
《礼记》共20卷49篇,全书保存了大量的先秦时代的社会史料。
首先,该书49篇中,仅关于婚丧祭礼的就有17篇之多,它对于研究先秦以至秦汉时
代的婚丧嫁娶制度、家族制度、社会风俗等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其次,《礼运篇》中记叙了儒家学派闪光的政治理想——
大同世界。儒家认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
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在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
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
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
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智勇,以功为己。
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
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
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这种小康大同的政治理想产生于中国的2000年前,是极为可贵的历史资料。
再次,《大学》和《中庸》、《学记》3篇分别载有许多合理的经济思想和教育思
想。《大学》和《中庸》原属《礼记》的两篇,南宋时期,理学家朱熹将二篇单独抽出
来,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自宋至清的六七百年间,成为青年学子入仕
应考的必读书。《大学》云:“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
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
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这是儒家理财的经典论述,也是古代
财政经济学的宝贵遗产。《中庸》则载孔子语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
笃行之。”
这是科学的治学方法。《学记》云:“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
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这些语言闪现着中国
古代教育学理论的精粹,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又次,《内则》中记载的家庭规制和敬老制度,《大传》中尊祖敬宗和大宗小宗的
区别,《大学》中有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等等,对于研究
古代中国的家庭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探索2000年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具
有重大参考价值。
当然,《礼记》中也有许多糟粕的东西,需要在研究时批判吸收。又由于他成书较
晚,又经汉儒的整理,除了有残缺篇章外,还有可能混入了秦汉时代的东西,阅读时需
要谨慎,认真参阅后人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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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史记》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的史学巨著——《史记》,不但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而且
开创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为我国古代文化建立了不朽的丰碑。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
著是“千古之绝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汉文学史纲》)
司马迁,字子长,冯翊夏阳人(今陕西韩城县西南),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
前145年)。他父亲司马谈,为汉武帝的太史令。司马谈崇尚道家,曾以黄老学说为主,
写成《论六家要旨》,对儒、墨、名、法、阴阳、道等各家学说,进行过批判和总结。
这种家学传统,对司马迁影响很大。
司马迁青少年时,向当时的古文学家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向今文学家董仲舒
学过《春秋》公羊学。他涉猎的范围很广,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知识,终于精通天文
历法、史学、儒学等各家学说。
司马迁在他父亲死后的第三年(汉武帝元封三年),正式继任父职,成为汉武帝的
太史令,时年38岁。这样,使他有机会阅读宫廷图书馆中大量的文献典籍。与此同时,
在司马迁的主持下,于元鼎元年(前116年)冬制成新历——《太初历》。同年,司马
迁开始撰写巨著——《史记》。天汉二年(前99年),因司马迁为李陵投降匈奴事进行
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下狱受了腐(宫)刑。
大约在征和二年(前91年),司马迁忍受宫刑这一奇耻大辱,以坚韧不拔的精神,
最后完成他所期望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记》。这部不朽
的巨著,司马迁前后用了大约18年的时间。但当时并未刊行。直至汉宣帝时,司马迁的
外孙杨恽才把它整理问世。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司马迁死于何时?很难确知,有人
认为大约死于汉武帝末年,一生只活了50多岁。这部巨著问世之后,当时人称为《太史
公书》,或称《太史公记》,甚至叫《太史公》。
“史记”一词,本是古代史籍的泛称,并不是司马迁的原名。
《史记》名称的出现,大概是到了魏晋期间。
司马迁的伟大历史功绩之一,在于他开创了一种新的历史学的编纂方法,它就是后
世史学家所称誉的“纪传体”。它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
5种体例组成。
“本纪”按编年记载历代帝王的兴衰和重大历史事件:“表”以年表形式,按年月
先后的顺序,记载重要的历史大事;“书”记载各种典章制度的演变,以及天文历法等;
“世家”记载自周以来开国传世的诸侯,以及有特殊地位的人物事迹;“列传”记载社
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事迹,其中有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及循吏、
儒林、酷吏、游侠、刺客、名医、日者、龟策、商人的传记。《史记》中还记载了朝鲜、
大宛、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匈奴的历史,这些记载是研究亚洲这些地区
和国家初期历史极重要的材料。
《史记》全书130篇,由本纪12篇、表10篇、书8篇、世家30篇,列传70篇组成,计
526500字。它记载上起黄帝轩辕氏,下迄汉武帝天汉年间,共记述了近3000年的历史。
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少数民族和外国历史等丰富的内容。可见,它是百
科全书式的通史。
自从司马迁创立纪传体之后,这种体例被历代史家所沿用,总体不变,只是例目有
所增减,或例目的名称稍有不同而已。这样,纪传体便成为我国古代主要的史学体例之
一。郑樵在其《通志》中称赞《史记》的影响时指出:“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
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
司马迁伟大的历史功绩之二,在于他具有进步的历史观。
《史记》中,歌颂什么,反对什么,态度是十分明朗的。他痛恨封建专制的残暴统
治,歌颂人民的反抗斗争,同情人民所受的痛苦。比如,对于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
义,司马迁是歌颂的,因此在《史记》中,把陈胜、吴广两人的事迹列入“世家”,而
且将陈胜比作汤、武,肯定他推翻暴秦的历史功绩。又如,他也尽力描写推翻暴秦的项
羽的英雄气概来和狡诈的刘邦作鲜明的对比,而且把项羽的事迹列入“本纪”,不因项
羽失败而抹煞他的历史地位。除此,司马迁还表彰了为国捐躯的刺客,敢于和暴力对抗
的侠客。相反,对于汉武帝的封建专制统治,司马迁则予以揭露。揭露汉武帝的残暴虚
伪,奢侈纵欲。《封禅书》所记汉武帝大搞“鬼神之事”,《酷吏列传》所记酷吏,则
绝大部分是汉武帝时的官吏。如司马迁用讽刺的文辞,揭露了武帝的爪牙张汤等酷吏的
凶残和奸诈,活龙活现。
司马迁不但承认历史是发展变化的,而且还试图从历史生活现象中,去寻求历史变
化的原因。如他写《平准书》时曾说过:“作《平准书》,以观事变”。这篇《平准书》
先记汉初生产恢复和发展的情况,后述由于汉武帝拥有汉初积累的雄厚经济实力,引起
了他的内外政策的变化,尤其是连年用兵的问题,其结果使财政困难,经济破坏,由此
而引起了汉武帝时期政治上的变化,等等。《史记》中充分体现司马迁重视经济的篇章
有:《八书》中有两篇:《河渠书》记载夏禹以来的水利工作;《平准书》记载各地区
的经济情况。除此之外,《货殖列传》还记载一些发财致富的布衣匹夫之辈。可以这样
说,司马迁为中国史学树立了重视经济活动的优良传统。
司马迁不但是中国史学家之父,也是全世界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史记》
和希腊史学名著相比较,它的特点在于全面性,尤其是对于生产活动、学术思想和普通
人在历史上的地位的重视。而与司马迁同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的著作,往往只集中到战
争上面,或重视政治军事。即使最著名的希腊思想家科学家如亚里士多德,也没有在他
的著作中提到经济生活的问题。我国正史中多数有《食货志》,政书中的《通典》、
《通考》,都以食货部分列为全书的首部,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史料,这也是中国史学的
优良传统,而这个传统是司马迁创立的。
《史记》既是一部纪传史,又是一部传记文学集,其影响所及,已经远远超出中国
的范围。《史记》的部分篇章已译成俄文、法文、英文、德文、日文等文字。《史记》,
成为古今中外一部不朽的杰作。
由于司马迁受时代的限制,《史记》也存在某些缺点与不足之处。例如,存在“天
命”、灾异和历史循环论的神秘思想的影响。在《六国年表序》论述秦并天下的原因时,
指出这是“天所助”的结果。《高祖本纪》带有“三统循环论”的色彩,以为“三五之
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在《天官书》中,记述各种特殊的自然天象时,常常与人事联
系在一起,更多地表现了灾异的神秘思想。这些说明《史记》在“究天人之际”时,仍
然没有摆脱“天人感应”神学思想的影响,等等。
《史记》成书后,由于它“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汉书
·司马迁传》),被指责为对抗汉代正宗思想的异端代表。因此,在两汉时,《史记》
一直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不但得不到应有的公正评价,而且当时学者也不敢为
之作注释。到南北朝时,由于经学衰微,玄学佛学继起,南朝刘宋的裴骃才开始为《史
记》作《集解》。隋唐时,又有司马贞为之作《索隐》,张守节为之作《正义》。北宋
以后,在《史记》的正文之下,都附有以上三家的注文。自宋以后,研究《史记》的著
述增多了,较有代表性的如清梁玉绳的《史记志疑》、崔述的《史记探源》、张森楷的
《史记新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