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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什么都有，我有一个中学时的女朋友，急着买了大件，大衣橱，装饰了娱乐室，等丈夫跑了才发现自己连买张椅子的钱都没存。她足足在家里傻站了大半个星期。”
“没错。”我说。
“现在要吗？”辛迪说，“下面堆得乱七八糟。愿意的话去看看。有些还很好看。不是真好看，是拿得出手。而且干净。克雷格的母亲真爱清洁。”
我想，是我们的孩子给了我们勇气。罗伯特上一年级时的第一天，我是靠想像他那副坚定的肩膀度过的。足球比赛时，教练冲着他喊叫，他却昂起瘦骨嶙峋蚵尖下巴，露出自尊不容侵犯的神态，使我没从座位上站起来。我想起了他曾想方设法不让我披露他对新学校、新名字、新生活的恐惧，想起了他如何决心独自遨游在那天上午我见到的孩子们中间，只剩本尼和他的书包作为救生衣。他正开始一种生活，一种属于罗伯特。克伦肖的生活，他要给自己确立位置。我也是如此。都是该死的博比？贝内代托，我也是如此。也许我应该藏在窗帘后隐身。也许帕蒂？班克罗夫特认为那里最安全。也许许多女人会这么做。但我不会。为了生活，为了真正的生活，我改变了发型，改变了服饰：改变了姓名和住址。我需要工作，需要朋友，需要立刻改变封闭的、只有薄地毯与褪色长沙发的小公寓，我要将它变成一个有生气的地方，使那里的住户过上普通而平静的生活。
“我确实，”我说，“需要一些窗帘。”
“好啊，”辛迪？勒尔巴克将其南方口音拖得更长、更深沉，眼睛更亮，笑得更开心，牙齿上还沾着一抹口红。“朋友，我们来装修一下吧。”
第 四 章
罗伯特第二周的学校生活开始了，他喜欢他的同学，喜欢他的老师，睡眠少了，话儿多了，只是还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多。于是，作为我们到莱克普拉塔一个月的标志，我破费买了一加仑奶黄色油漆。一个月来，恐惧从我肩上紧张的肌肉中渐渐释放。一加仑的油漆绰绰有余，可见公寓的客厅有多小。我在厨房里挂了一幅从辛迪地下室里找到的刺绣，上面用交叉针绣着一句话：“愿你入天堂后魔鬼才得到你仙逝的消息。”长沙发靠背的上方挂了勒尔巴克太太的旧阿富汗彩色挂毯，长沙发两端竖着几个靠垫。我在辛迪的地下室里还拿了一把旧橡木摇椅、一幅带枫木框的海景画、一床蓝黄大丽花雪尼尔床单、一套樱桃图案的半截窗帘、一些眩目的亮丽的条子垂帘。“你拿定主意要这些东西吗？”
我们把这些东西装进微型货车后部时，辛迪说道。她帮我把这些东西搬进波伊斯蒂道的公寓，脸上并没有露出施舍者的神态。她只环顾了一下居所，点点头，似乎离婚或婚姻错位后也只能这样。她就是这样的人：现实，但并不残酷无情。“你可用这个来漆。”她说道。油漆不用花多少时间，因为地方实在太小。当我将楼下漆好时，看上去还真带点妇女杂志里经济装饰的味道。只是百叶窗还紧闭着。顶灯也整天亮着。
“这儿变样了。”罗伯特放学回家时说道，同时将书包往桌上一扔。
“你不喜欢？”
“变样了。”晚饭时，他一边低头吃拌黄油的意大利面条，一边咕哝着。学校很好，本尼很好，伯恩森太太很好，面条很好。孩子说“很好”，意思是他不想说话。我曾在急诊室里注意过父母亲疏忽了这一点。孩子在说很好，很好，很好，而爸爸妈妈则会无休止地追问，像那些拿着尖尖的银制小仪器的牙科医生。孩子们将“很好”作为奴佛卡因麻醉药使用。
“满屋子都是油漆味儿。”罗伯特说。
“一两天后味道就会消失的。”
“你刷了油漆，看样子我们得长住了。”他最后含糊不清地说。他的声音空洞沉闷，带点微颤的哭腔。
“会好的，宝贝儿。你会明白的。你会交更多的朋友，参加体育活动，发现周围好玩的事儿。等我找到工作，我们也许再找大一点的地方住。”
“我可以给安东尼写信吗？”
“不可以。”我说。我抚摸着他的手臂。我皮肤上有黄色油漆，像淡淡的秋月。“我知道你确实难受。你近来乖多了。也许某天情况会发生变化。现在我还说不清。”
“我有家庭作业。”他说。
“我知道，宝贝儿，但我想说一会儿话。”
“我想先做作业。”
晚饭后，我们一起坐在长沙发上看情景喜剧，是几个家庭之间的争斗，半小时后和解，无论人物说什么、做什么，画面外的观众都会哈哈大笑。与罗伯特谈话从来不能正面谈，我总要在沉默中等待他的话语游向我。就像我与博比在巴哈马群岛度过的一星期所见到的情景，当我们潜泳离开一块陡峭的暗礁时，大海深色的阴影里出现亮丽的鱼，急速游过，转瞬消失。罗伯特的话语就像游向我的漂亮的小鱼，然后消失在大海深处。我们将碗一一两只不值钱的瓷碟、两把叉子、一只平底锅一一放进水池后，罗伯特坐到我身旁，我搂着他。从他还是小娃娃起，只要我们坐在一起，他就会捧一缕我的头发来摩挲他的脸颊。与吮拇指或咬指甲一样，这是一种不自觉的行为，一种习惯。博比看到就生气。“弗兰，这他妈太怪异了。”他说。现在，我头发剪短了，罗伯特无法再摩挲，但我可以低下头，靠近他，至少头发可以离他近些，他可以闻到它，感觉到它。只要不影响安全，我打算留长点。
“贝尼的父母是从古巴来的。”他说道，眼睛在电视亮光里闪闪发光。
“许多人到这儿来都因政府对他们不好。多数到了佛罗里达。这是美国的最南端，再往南就到古巴了。”
“他母亲不怎么会讲英语，就像平托太太主要说意大利语一样。”
“年龄大了再重新学一门语言不容易。”
“班里的乔纳森说，在美国的人只能讲英语。真蠢。布鲁克林的人都讲另外一种语言。至少多数人是这样。”
“但愿本尼能教你一些西班牙语。”
“你怎么不懂意大利语？”
我耸耸肩。“我会说‘多漂亮的脸蛋儿’。你还是婴儿的时候，街上每个见到你的太太都这么说你。”他没在看我。
但我看到他脸上有了淡淡的笑意。
“乔纳森说他家后院有个游泳池。”
“前几天与我一起喝咖啡的太太，记得我告诉过你她有个女儿在读四年级。她们家也有一个游泳池。”
“在地面上还是在地里的？”
“什么？”
“乔纳森说，他家的游泳池是在地里的。他说地面上的游泳池不值钱。”
“我遇到的那位太太，勒尔巴克太太，她家的游泳池可以说是两者兼而有之。因为她家的游泳池建在后房的平台里，比院子高。你会看到的。她希望你去游泳。”
“乔纳森有点古怪。”罗伯特说。他靠在我的肩膀上，眼睛半闭着，黑玛瑙般的眼睛在眼皮与浓睫毛下闪烁着。
我听到他的呼吸加深了，听到厨房的老钟秒针在一颤一颤地踱圈，听到外面波伊斯蒂道上轻微的汽车声。我们两人开始瞌睡起来。梦乡是避风港，在那里，至少有几个小时世界会变得不那么让人难以确定：我们两人就都能想像着，我们还在我们原本所属的地方。或者曾经所属的地方。
也许罗伯特会梦见日常生活；梦见早晨的那些情景一一他下楼走进布鲁克林的蓝白色的厨房，油毡上洒满阳光；梦见一天早晨他父亲在吃咸肉和鸡蛋，用半片吐司推着盘子里的食物绕圈，妈妈站在炉子旁，身上没有半点伤痕。
“别生气，妈，”罗伯特已说过几次，他极力想恢复事态的原状。“你不戴眼镜更好看。”
电话铃响了，我们吓得直往后缩。铃声在寂静的房间内显得很响，很陌生。我们俩停下来，似乎我们在玩“红绿灯游戏”。不论此人是谁，这人还是费尽周折找到了我们的行踪。我吓坏了，不是因为声音太响。而是因为罗伯特脸上的表情。那表情混合着强烈而又陌生的希望与恐惧，令我极想扭开头，就像你扭开头不愿看别人哭泣一样。我不知道谁来的电话，但我知道罗伯特心中想到的是谁。
“接电话，妈妈。”他最后说道。
背景有噪音一一有线广播的啸叫声和喇叭声、硬币掉进付费电话机内的清脆的“叮铃”声、电话辨认并接受付款的轻微的“喀喀”声。当当，当当，喀喀。我知道电话的另一端是谁了。帕蒂。班克罗夫特常说，她害怕出现任何追踪她的女人的企图。她将她们称为她的女人，似乎她在督管着一群婆婆妈妈，或者说她像妓院里的鸨母。听到这些噪音后，我一定全身松弛了下来，因为当我抬头看罗伯特时，他的脸色又是一片空白，他知道了，打电话的不是他父亲。
“我的上帝，这孩子能看出你的心思。”博比有时这样说。他说这话时心里很嫉妒。
“伊丽莎白，我们给你安排了一个工作。”帕蒂？班克罗夫特说，背景处有人在呼班机。
“贝思。”我回答道。
“对不起，你说什么？”帕蒂。班克罗夫特说。
“贝思。贝思？克伦肖。”
一阵沉默。“好吧，嗯，”她说，“贝思，我们给你安排了一个工作。当家庭健康护理。遗憾的是，你没有护士执照，不能当护士，而且有也很难安排。这是我们找到的性质最接近的工作了。工资不错。很遗憾，没津贴，只能这样了。
他们明天会给你打电话的。”
“谢谢。”我说，“我刚在想，整天无所事事，真快疯了。”
“你得有耐心，”她说，“我们清楚该怎么处理。”
“我甚至连自己的电话号码都不知道。”我又说道。
“哦，那是个疏忽。”她慢慢地把电话号码念给我听。
“不要把电话号码告诉不该告诉的人。”她补充了一句。
帕蒂？班克罗夫特曾来医院讲话时说过，保密是她的组织的标志。她的组织鼓励女人走出家庭，到我与罗伯特现在生活的那种无名之地去，这样，碎纸片、电话号码和剪报之类的东西就不会出卖她们。在莱克普拉塔，不是坐在车里，而是沿着主公路段走去，我能见到一家“夹饼王”快餐店、一个库房、一家汽车银行、一家墨西哥式煎饼店、一个薄烤饼店、一家自动门里面有个色拉自助柜的大超市、一家“美国玩具”连锁店、一个K超市以及一家五金木材店。能让我确定自己在佛罗里达的只有汽车牌照，除此之外，我会觉得自己是在九月的科罗拉多州或者加州，或是南北卡罗来纳中的一个。全美国都是华氏九十七度，阳光灿烂。“谢谢您光临‘夹饼王’。”每逢星期六，我都带着罗伯特出去吃午饭，都会碰见一个带西班牙口音的老人这么说。我希望，同样的圆饼、同样的夹心饼、同样的装饰、同样的标识和同样的问候可以使这种陌生的生活变得不那么陌生，使这种不熟悉的生活变得熟悉起来。
“住在佛罗里达的人有没有真正是佛罗里达土生土长的？”与辛迪喝脱去咖啡因的咖啡时，我问道。
“其实我就是。”她歉意地说，好像这是一种性格缺陷。
帕蒂？班克罗夫特在医院里时告诉我，保密是她成功的秘诀。我对保密知道得很清楚。这个世上就没人知道我遍体鳞伤，没人知道我身体上隐藏的秘密，没人知道我丈夫扭过我的手腕，曾将我推下楼梯，折断了我的锁骨，还打断过我的鼻子。我母亲不知道，她自我结婚后似乎对我毫无兴趣，仿佛在将我移交给别人前，我是她的负担。我妹妹也不知道，因为只有在我的安排下她才能见我。我在能拿起一块三明治而不至于痛歪了脸时才会安排与她见面。我的朋友温妮也不知道，虽然她治疗过许多像我一样的女人，多得我与她也无法数得清。只有博比知道得最清楚，但他总说我言过其实，小题大做。他就喜欢用这些字眼。
我的儿子知道一些，可也只是从他古怪的视角、完全封闭的心灵去理解。我担心，在过去的岁月里，他患上了一种奇特的色盲症。在某种程度上，他不再看得清青色与紫色。
保密，保密。一听到她在电话里的声音，我便想起帕蒂？班克罗夫特摆弄三串式珍珠项链的样子。她上电视时戴，来医院的那天也戴，项链遮盖了她脖子上的皱纹，与她白里透红的漂亮肤色很相配。温妮邀请她二月份到南湾医院给资深工作人员讲话。一年中，我们急诊室里死了三个女人。一个女人是从窗子里摔出而死的，她男友当时正拿着一把开箱刀朝她走去；另一个女人的丈夫在她头上敲碎了一只瓶子；第三个女人是被她年前离婚的男人用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