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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儒家伦理道德的批判反映着中国社会现代变迁的要求。中国社会的结构形式变化了，固有的伦理道德已经无法起到维系中国社会的作用，这种观念应该变化，也必须变化。在新儒家学派的势头正盛的时候，有很多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也感到它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似乎新儒学对五四新文化否定的势力是不可阻挡的，也随之否定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所谓局限性来。我在当时的课堂上是这样对学生说的，即使中国的男性公民全部成了新儒家学派的拥护者，至少还有占中国人口半数的女性会支持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可能被彻底否定的，因为中国现代社会已经不仅仅是男人的社会。仅此一条，新儒家就不可能像旧儒家那样统治整个中国。我认为，新儒家学派的惟一希望不是否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否定鲁迅，而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鲁迅思想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中国当代社会的伦理道德建设的问题。伦理道德不仅仅是理论性的，同时还是实践性的。孔子的伦理道德之所以在中国古代社会得到了强有力的贯彻，是因为孔子及其后继者中确确实实有很多人，不但在理论上、同时也在实践中贯彻了儒家伦理道德的原则，不论他们历史作用的好坏，至少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他们是具有更高的道德情操的人物。这到了中国现当代社会中，情况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体现中国现当代人的道德情操的已经不是新儒家学派的提倡者，而是像鲁迅、李大钊、胡适这类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新儒家学派的领袖人物仍然恪守着儒家的伦理道德，但人们对他们的观感却有了变化。人们仍然不厌恶他们，甚至尊重他们，但却不会认为他们是最高社会道德情操的体现者。《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才真正体现了现代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人格，新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缺少的恰恰是这种反专制压迫的正气和勇气。总之，新儒家学派重视当代中国伦理道德的建设的意图是十分可贵的，但通过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通过反对鲁迅是不可能实现这一目的的。他们的贡献是在学术上的，不是在中国现当代伦理道德建设上的。他们对鲁迅的否定不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真正对鲁迅精神有严重消解作用的是道家文化精神。在中国，对为人生文学的否定，对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及其鲁迅文化选择的否定，从本质上都是从中国道家文化的传统中产生的，它与康德等西方美学家的美学观之间的根本差别是，康德是一个启蒙主义者，而中国这些知识分子是在否定启蒙主义思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中国现当代道家文化的提倡者与中国古代道家文化的创立者之间的不同是，中国现当代的道家文化的提倡者仍然是一些社会知识分子，是在现代社会内部的关系中生存和发展的，而不是在社会关系之外生活的。他们不是没有自己的社会要求，不是没有现实的社会关怀，而是感到无力实现这种关怀。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并不真正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并不真正反对鲁迅。他们的力量来自于人数众多，恐怕连我们这些鲁迅研究者中实际奉行道家文化传统的也不在少数。别人我不知道，至少我自己是如此。我们在青年时期热情过，追求过，但现在我们成了教授，成了研究员，有了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虽无高官厚禄，但也满足，中国社会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前途、中国国民性的改造我们仍然是关怀的，但总觉那是一些与己无关的社会问题，有些空洞，有些不着边际，对于自己更重要、更切近的是个人平静生活的维持。我们缺乏鲁迅那种把社会和个人揉为一体、把社会追求同精神自由熔为一炉的感觉。这也难怪，先儒后道、外儒内道从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传统。在我们的文化环境中，关心社会不如不关心社会，只要有了一个稳固的啖饭的位置，少管一些“闲事”对自己是有好处的。中国有十二亿人口，但真正关心着我们民族的整体发展，并以此为基础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和文化道路的人，恐怕并没有几个。这才是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化的最最核心的问题，也是鲁迅之所以宝贵的地方。但我们这些人却不会从根本上反对鲁迅，因为我们到底不是主要生活在大自然中，而是生活在中国社会中。我们在实际上不会像鲁迅那么傻，但却能知道鲁迅的价值，不否定鲁迅的价值。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我们遇到的问题（3）
否定鲁迅价值的是那些享乐主义者。当我们这些所谓“上层”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了真正的社会关怀，当我们自己实际重视的也是我们自己的物质生活，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和非知识分子的社会成员就把自己的追求目标转移到物质利益上去了。在这时，个人的、感官的、本能的、直觉的、物质的、实利的、性的，就成了惟一重要的，成了人类生活的全体，成了一种价值，一种美。鲁迅虽然并不否定人的本能的需求，但他的存在价值到底是社会性的、精神性的，在物质享乐方面，即使在当时的中国他体现的也是偏于落后的倾向。我认为，这个阶层对鲁迅的否定不是没有任何道理的。鲁迅不会跳舞，不善交际，在性关系上偏于拘谨，重美术而轻音乐，习于书斋，懒于出游，精神活动多于体育活动，严肃有余而活泼不足，甚至就不活泼，等等，等等，这些都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有着较之一般人更大的距离。但是，享乐主义在整个社会上只是极少数人能够实际地得到贯彻的，在历史上只在短暂的历史阶段能够成为主要的思潮，在一个人的生活道路上只是有限时间内的实际思想倾向。它的纯个人性使其无法获得社会性的价值，即使一个享乐主义者也不会尊敬另一个享乐主义者，它的直感性使其无法获得精神性的价值，感官享乐的餍足留下的是精神上的空虚，它将转而寻求一种更为充实的东西。所以享乐主义对鲁迅的否定是彻底的，但其过渡性的性质更为明显。从个人而言，当享乐主义者感到一种精神的需要的时候，他们将更重视严肃的思想、沉重的感觉，他们原来认为是鲁迅的缺点的东西，虽然仍然是缺点，但已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鲁迅精神生活上的丰富性、充实性；从整个社会而言，享乐主义使社会迅速分化，阶级阶层间的差别迅速扩大，人与人的感情关系变得极不可靠，甚至相互忌妒、仇视，社会矛盾加深，社会动荡加强，对于更多的人，社会的关怀不再是对别人的关怀，同时是对个人的关怀。鲁迅的价值在这时候又会成为人们不能不重视的价值。总之，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在中国社会上仍然是最有实际影响力的传统，它不能不时时产生对鲁迅的否定倾向，但中国社会的结构到底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每一次复兴，都孕育着自己的新的否定力量的出现，鲁迅著作在中国文化由旧蜕新的过程中仍将持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种作用是通过中国鲁迅研究者对它的不断解读表现出来的。
四、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领域
我说我现在属于胡适开创的中国学院派文化传统，那么，中国哪一部分知识分子才真正属于鲁迅开创的新文学传统呢？中国当代作家，特别是小说家。但恰恰是在这个领域，对鲁迅的调侃是最热火的。这可以称为中国当代文化的一大奇观。这种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我认为，这种现象是在学院派文化与文学创作的分化趋势中产生的。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时候，不论是文学创作界的作家、诗人，还是学院派的教授、学者，都希望开放，希望自由。大家彼此都有点同情，有点理解，彼此之间也能相互扶助。刘心武的一篇《班主任》，作家出来叫好，评论家出来评说，鲁迅的有关论述也成了为刘心武辩护的理论根据，虽然彼此也都知道谁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却没有觉出彼此有什么不可忍受的地方。但当到了80年代中后期，各自都有了更多一些的发展空间，自己可以顾上自己了，彼此的差异就表现出来了，并且这种差异成了我们可以互相歧视的理由。我们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是摆弄概念的，是讲方法论的，是重传统的，是从中外已有定评的作家作品或美学家、文艺理论家那里获得自己的文学艺术观念的，而我们鲁迅研究者则是在鲁迅作品的基础上获得这种观念的，在获取这些观念的时候，我们把鲁迅概括化了，抽象化了，同时又把文学的标准具体化了。我们眼中的鲁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一个充满战斗精神的作家，是主张“为人生”的文学的，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是后来走上了革命文化道路的，是一个左翼作家，等等，等等。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我们遇到的问题（4）
这些对不对呢？当然是对的。但这是鲁迅自己。而鲁迅却不是只承认自己有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而不承认别人也有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的；不是只承认自己的作品是文学作品，而别人的作品就不是文学作品的。也就是说，鲁迅是一回事，鲁迅的实际历史作用又是另一回事；他自己做了什么是一回事，他做这些事情的意义和价值是怎样的又是另一回事。他开垦了新文学这块处女地，然后在这块处女地上种上了第一季的庄稼，他种的是豆子和玉米，但这并不意味着后代人也必须种豆子和玉米。他的更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他是这块处女地的开垦者和保护者。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守护神，是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守护神。他的所有的战斗都集中在反对思想专制和文化专制的斗争中，集中在让中国社会能够接受和理解新文化和新文学上。他的目的只有一个：把“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而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特别是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
但我们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却常常是按照鲁迅实际表现出来的样子形成我们的文学艺术观念的，我们也用这样的文学艺术观念看待当代文学作家及其作品，也用这样的标准要求他们，衡量他们。我们是在传统中形成我们的观念的，而一个创作家依靠的却不是我们的传统。他们也读过鲁迅的部分或全部的作品，但却不仅仅读过鲁迅，他们依靠的不仅仅是鲁迅的传统，他读过的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他们的传统。并且他们主要不是依靠这个文学传统进行创作的，更是依靠他们实际的人生、实际的人生体验或当前读者的需要进行创作的。“传统”这个词是我们学院派知识分子搞出来的，对于创作家的创作起不了那么大的作用。他们像孙悟空一样是从当代生活的石头缝里蹦出来的。这个生活创造了他们，他们则只能依照自己的方式创造自己的作品。我们没有权力要求他们的作品一定像谁的和不像谁的，我们只能说他们是怎样生活过来的，他们想说什么，为什么说，怎样说。我们可以批评他们，但不是批评他们不像别人，而是批评他们不像自己。而我们却常常不是这样，而是要求他们说出我们能够满意的话来，并且得按我们喜欢的方式说。我们只愿意理解名人、要人，却不愿意理解他们。我们和当代作家在情感上就有了距离。一旦感情上有了距离，这个仗就打热闹了。人家也不是吃醋的，人家看不起我们的传统，看不起我们这些又穷又酸的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们之中的有些人就杀到我们鲁迅研究界来了，就来抄我们的老窝来了，就骂起“我们”的鲁迅来了。但他们把鲁迅当“我们”的来骂，实际上鲁迅并不是“我们”的，而是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如果真的分起你我来，鲁迅倒是“他们”这些创作家的，而不是我们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不是我们更像鲁迅，而是他们自己更像鲁迅。我们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向来是温文尔雅的，他们嘲笑的鲁迅的所有那些“劣迹”，我们这些学院派知识分子是很少有的，倒是他们自己也很难避免的。因为他们都是创作家，都是在实际的生活之流当中的，都是根据现实需要进行选择的，都是很难做到完美无缺的。即使一部作品，也是要说好，就能说好；要说坏，也可以说坏的。实际上，鲁迅是不能像他们这样说的。
鲁迅是个作家，对作家及其作品需要的是研究，不是像对平常人那样只做人品挑剔，也不是像生活检查会那样进行缺点和错误的批评。要谈鲁迅，就得下点功夫亲自去了解鲁迅，不能根据别人说他好或说他坏，并且要多读一些鲁迅的作品，不能根据对一两篇作品的直感印象就对整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