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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能不能把这规避的对象放大？易言之，能不能索性在这很小的知识圈也保持缄默呢？能不能就此打住，让死去的就死去呢？在这样一个“思想淡出”的时代，“基因”与“数字”化的时代、“平安祥和”的时代，又有什么必要发此不谐音？
我想了想，恐怕不行。“黑暗”，是鲁迅送给中国人的最原本的光明，最独异的礼物。忌讳它，误解它，或者因为“无用”而搁置它，这都没有大问题，可以理解，可以等待。但既然它是中国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精神遗产，而奋斗着的人们终归不是数字人，终归不只是基因，不可以没有精神的生活，那么他就有躲不过黑暗而沉沦于操心。既然黑暗只能潜伏而不可能消失，罪恶与人生是一个连体，乐与悲从来就不会因为平安而分离过，那么无论从学术上还是从实践上看，都有说的必要。一个民族总得有些知识者痛苦地醒着、忧患着。
科技的凯歌行进也许并不是反科学者说的那样耸听，但最大的痛苦往往会与陶醉一同来临，却常常是历史的事实。
敏感的约翰·奈斯比特最近在中国发话了。这一次似乎并不是为了推动第几次浪潮和什么大趋势。他在北京接待了记者的采访，讲的就是在“高科技时代寻找人性的意义”。他说他在近著《高科技·高思维》中提出的这两个概念，“就是要探讨科技如何与人类的精神世界结合的问题”。
作为未来预测学家的奈斯比特显然不会在哲学生存论上回答这种“结合”，但这个思路是对的。
也许，恰恰是“数字”与“基因”技术，会空前激发我们对人性之谜的兴趣和对人性的需要。比如，“克隆”技术直接就是生命史的革命环节，即便有一天这个技术真的被健康地用于人类自身的复制，从而把创世说、物竞天择说弄个粉碎，也不可指望人类有能力让自己回到赫西俄德的无灾难无痛苦的黄金时代。姑且不谈“人择”未必就一定比“神择”和“天择”更让人放心，也姑且不提科技“把人连根拔起”，“人成了碎片”，“性灵之光，愈益黯淡”，至少可以说，无论怎样的“克隆”福音，也不能消除人类固有的痛苦：只要生命还是一个有限的个体，“生存还是毁灭”，就仍然“是个问题”；人的有限（中间物）与无限（永恒）、恶与善、恨与爱、黑暗与光明、绝望与得救等等矛盾，就一个都不会取消；“操心”或“烦”就仍然是人的存在样式。这是人永远的无奈。人不可指望通过技术本身战胜这种无奈；只有在自觉到了的无奈中，跳入无奈，才有可能组建生命的意义，唤起自己的神性。这样，我们也就又回到了“在无所希望中得救”这样的老问题。
只要人类不可能绕开这些固有的无奈，也就绕不开从古至今的人文思想家对于人的存在论思考。中国人对于存在的思考，鲁迅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而这一步与他所提供出来的“黑暗”说太有关系，它第一次让中国人正视而不是——如我们已知的文化遗产那样——人为地忘却这种黑暗，取消这种无奈之思。他以讲黑暗来驱黑暗，以置身绝望来反抗绝望，以无所希望来寻找希望，以执着的言说来守护存在，从而给生命以意义。这对中国传统的生存智慧无论如何是一个根本性的挑战。所以，对这样一份遗产，或者“跟着说”以图传输，或者“接着说”以图改善，或者“补充说”以图完成，或者“反着说”以图修正与否定，总得有人说下去。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说呢还是不说呢（7）
五
也许，我们还没有勇气像鲁迅那样正视和承担黑暗；也许，我们中暂时还无人有足够的力量，在更高的层次上清理、超越或革命他的黑暗；也许，这样的话题根本就“不合时宜”，而且“不合国情”。从数也数不清的著作看，人们的感觉是那样的良好，充满现代人的优越感。我们相信进化论，以为只要后生，就可以站到前人的肩上，比他们看得更高。我们相信科学就是力量，而且全能。
我多么希望跟随乐观主义者一路高歌，步入光明。但无奈我已知道，在生存论上，从来就没有这样轻松便宜的事情。人只有由炼狱而得救。而得救不过是一种精神的状态，并非溺水者抓到了救生圈。春天过后还是秋，命定中有此程序。天命之谓性。鲁迅知命了，所以他率性而为，一意孤行，即便千夫所指，积毁销骨。对鲁迅的指控已经不少了，这当然非常必要，可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不在海德格尔之所谓“人们”或“常人”的水平上说是道非，而深入到他的生存论上与之辩论呢？他在这个层面上可商榷东西确然不少。
这需要耐心地漫长地等待。
是坐着枯等，还是一边说着一边等呢？
枯等无异坐以待毙，我不愿意。可边缘状态的话，常常是说了也等于白说。没有听众不打紧，责之以“无用”也不打紧，打紧的是不时有人以道义的名义钳你之口。据说这是弄“玄”，这是放弃知识分子的责任。为自己的心性寻个立脚的地方不叫实际，寻呼生命的存在不叫责任。——这种逻辑多么的不可思议，然而又是多么的众口一词啊。
人有时只有变成无赖，这学问才做得下去。才薄力浅，何谈超越与革命，但知识论范畴的梳理工作现在总该是可以开始做的。即便是呼而无应，劳而无功，等而无着，管它呢！
话虽这样说，无赖毕竟不是得道者，我还没有后者的那种定力与从容。所以有时想来不免渺茫、黯淡：干吗要被人误解，操这种折磨自己的文字生涯？难道我就不可以纵身一跃——向着“逍遥”，或者向着“成功”。
不过每到这种时候，都很容易想到一个声音：“也许我不该当渔夫，……然而这是我生来该干的行当。”
这是《老人与海》中的圣地亚哥的话。无聊中常常想到它，于是就稍感有聊。真也是大智慧。它曾一次次地让我感到自己的可笑：“逍遥”和“成功”对于真实的人生其实都不存在；我无处可跃。如果是选择“尊严地活着”，我只有辛劳在此在世界中。海明威让这位老渔民重复着说同样的话，他是不是在着意推荐这一哲学呢？
其实，人工作一生，除了像圣地亚哥那样劳作，那样留下一堆鱼骨以外，还能有什么更富结果、更有尊严的好行当呢？不能，不是无力找到，而是根本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在这一点上，鲁迅与这位古巴傻老头子有着同样的自觉。在光明的错觉中生活的我们，真也应该向他们学点什么。
那么还是说吧。——为了持守住人所该有的那一点自省力和批判力，不光是为了鲁迅。
2000年5月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说说我自己（1）
我和鲁迅研究
●王富仁
一说说我自己
我们搞鲁迅研究的常常说鲁迅，但却很少说自己，而鲁迅却是常常说自己的。其实，鲁迅研究，都是这个人和那个人的鲁迅研究，不是鲁迅的鲁迅研究。所以我在说我对当前鲁迅研究的看法的时候，先说说我自己。
我是在一个偏僻的北方农村长大的，14岁考上初中到了一个地区所在地的中学读书。在那时，我是属于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并且长得很弱小。现在想来，那时的我大概就像一个阿Q吧！我在读鲁迅以前，除读过一些武侠小说和一些国家的民间故事之外，还读过孙犁的《风云初记》，秦兆阳的《农村散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尼古拉耶娃的《收获》、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李克、李微含的《地道战》，它们都给我留下了一些印象，但都没有后来读鲁迅时那种走火入魔的感觉。我父亲也是喜欢鲁迅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版的《鲁迅全集》出版之后，他就订了一套。是自己的书，我就一卷一卷地读了下来。当然，有些也是不懂的，但有些却令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那时喜欢的不是鲁迅小说，而是鲁迅杂文。它给我一种刻骨铭心的快感。至于为什么喜欢上了鲁迅的杂文，我至今也是说不清的。大概也像有些评论家所说，我自己就有点变态心理吧。但自然没有感觉到过不变态的心理是什么，也就一直把对鲁迅杂文的喜欢当作了正常的心理延续下来。
我的自己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生活，是在读了《鲁迅全集》之后。在此前，我的生活是没有计划的，老师讲什么我就学什么，其它的都是随机性的。见人家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读了《鲁迅全集》之后，我就有了一个想法：每学期首先读两卷《鲁迅全集》，而后再读其它的作品。这个计划我坚持到大学毕业。后来又增加了一个计划，就是每个学习阶段读一遍《红楼梦》。所以至今我读过三遍《红楼梦》，初中、高中、大学各一遍。那时为什么会这样想，这样做，我不知道，只是一种打算罢了，因为那时从来也没有想到现在会吃起了鲁迅饭。我那时，喜欢的是鲁迅，而不是鲁迅研究。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到我现在的思想。
《鲁迅全集》给我当时的生活带来的另一个直接影响就是对外国文学的重视。这是从《青年必读书》这篇文章得来的。在鲁迅的所有作品中，大概这篇文章是受攻击最厉害的。但我从来没有攻击过它。“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直到现在，我仍认为这即使不是鲁迅说的最深刻的一句话，也是最深刻的话之一。当然，我的看法可能是错误的，但这却是我的真实的感受。因了《青年必读书》的影响，我开始主要看外国的文学作品。中国的也看，但那是应景的。别的爱好文学的同学都看，我不看，和别人说不上话，但除了应应景之外，我自己看的是外国书。鲁迅的话很快就应了验。我的爱好文学的朋友们的作文都是全班最棒的，但我的作文很少得到好的分数。可以说我就不会作文。但鲁迅有话在先，我也不感后悔。还是这样我行我素地活了下来。
不会作文当时没有感到多么大的痛苦，最大的痛苦是政治上的。在那个时候，我属于所谓“根红苗正”的少年。我出身贫农，父亲1938年入党，虽然官不算大，但在当地文教战线也是一个头面人物之一。我也“红”过，初小时当少先队小队长，初中时当中队长、大队长。但到读了鲁迅作品，不知为什么就变了，政治上是越搞越糟。在那时，入团入党是要找支部书记谈话的，那时叫汇报思想，靠拢组织，求得组织的指导和帮助。谈的越多，证明自己要求进步的心越迫切。其实，团支部书记就是同班的同学，有话随时都可以说的，但那不算数，得“正么经”地把谈话搞成一个仪式。在谈话时，不但要把自己的“思想”告诉支部书记，还要把别人的“思想”也要告诉他。有些同学，在背后老是骂他，但找他谈话谈得多，就入了团了。我觉着这有点滑稽，所以就是下不了找他谈话的决心。后来团支部书记认为我看不起他，每次班会都指名或不指名地批评我，而我的最主要的罪状就是上自习的时候看课外书。我认为这不关别人的事，也不辩解，也不改正。直到现在，领导不找我，我是不找领导的。
《鲁迅和我们》 第一部分说说我自己（2）
这并不说明我对所有的领导都有仇恨，只是《鲁迅全集》里没有找领导谈话时说的那套语言，中国书我读得又少，见了领导不知应该说什么好。谁知这给我惹了一生的麻烦。后来发展到团支部书记想把我打成反革命，虽然没有成功，但我也因为走“白专道路”第一年没有考上大学。当时我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