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在赞颂的文章中，《南腔北调集》中的《我们不再受骗了》一篇曾被编入中学课本。其中为当年苏联排队购物所作的辩解，我已根据解密的官方档案作了分析，这里就不重复了。见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辫子、小脚及其它》。此外，这篇文章还赞颂了苏联的政治情况，说是“正面之敌的实业党的首领，不是也只判了十年的监禁么？”这里说的，是1930年11月25日至12月7日在莫斯科审判的所谓的“工业党”案件。据称“工业党”的党员连同地方组织在内多达两千人，大都是高级技术知识分子，这次出庭受审的八个人，都是专家、教授和经济主管部门的高级领导干部。被列为首要的拉姆辛，人民文学出版社版《鲁迅全集》的注释译作拉姆仁。就是莫斯科热工学院院长，热工学和锅炉制造专家。他们被控进行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这都是要杀头的罪名。结果只判十年徒刑，难怪鲁迅要赞颂这十分宽大了。可是，现在人们已经知道，这不过是斯大林制造的无数假案、冤案中的一件。史学家罗·亚·麦德维杰夫所著《让历史来审判》一书对这一案件有颇为详细的介绍。关于这“首犯”拉姆辛的奇怪的结局，这书中说：“监禁时他也被允许继续从事科研工作。过了五年他被释放了并授予列宁勋章。据《苏联大百科全书》上说，他于1948年去世时是莫斯科热工学院的院长，这还是‘工业党’审讯前他担任的职务。”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02页。鲁迅写这篇的时候，无论他有怎样过人的想象力，也想象不出这些离奇的变化吧。斯大林太会变戏法了，这赞颂的文章真不容易做呀！
再举一例。九一八事件发生，9月21日鲁迅答文艺新闻社问，谈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其中有一句说：“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见《二心集》）鲁迅为什么写上这样一句话呢？原来，中国共产党于9月20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其中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实行占领中国东三省，不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计划之更进一步的实现。”《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第39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想来是这样：这宣言发表的次日，文艺新闻社的朋友，袁殊或者楼适夷，拿给鲁迅去看，就请他写了这几十个字的回答，表明政治立场。可是斯大林在外交方面的“现实主义”和灵活性又是鲁迅想象不到的。斯大林并不认为日本占领东三省是怎样不可接受的事情。证据之一是不久之后苏联提议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满洲国”，证据之二是1941年，那时已经是中国抗日战争中间了，苏联同日本签订条约，表示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哩！假如鲁迅多少预料到了事态的这些发展，他该不会这样说了吧。当然，后世史家还是要研读这些文章，从这里可以看看鲁迅受到过一些什么积极的影响和消极的影响。扩大些说，可以据以研究一下苏联这一历史现象。在上一世纪30年代，苏联的赞颂者、拥护者、追随者中间，为什么竟会有萧伯纳、罗曼·罗兰和鲁迅这样卓越的人物。
鲁迅几百万字的遗著，其中很大一部分必将永远受到读者的喜爱，后世读者将以一种赞叹和欣赏的态度阅读它。有一部分时过境迁，不再使人感到兴趣。更有若干篇在写作的当时就并不正确，就更只能作为一种研究资料保留下去了。比起文章来，更重要的是鲁迅这个人，他的入世的态度，他的爱国心和正义感，他对强暴的反抗和对弱者的同情，他为了中国进步不懈的努力，他身上那种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的骨气，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他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这形象，这精神，必将永世长存。
2000年5月4日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文字后的历史（1）
文字后的历史
●孙郁
一
我这个年龄的人，曾经有个时期，不大注意前世的东西。在二十岁前，那还是“文革”的后期，我对脚下的土地曾发生过什么，知之甚少。后来偶然读到了鲁迅的书，才知道文章还有另一类的写法，那文字的背后，隐隐地拖着长长的影子，似乎几千年来的苦楚，都集中于此了。而在同代人或父辈的作品中，永远看不到词语后悠长的时光，以及远逝者的灵魂。我那时便感到了鲁迅的神奇，最初的印象，不是斗士、勇者，倒仿佛看到鬼气和血腥。那森然的气息，几乎将我窒息了。
这感受一直持续了多年，伴着我度过了无聊的青春年月。直到三十一岁赴京，成为鲁迅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还那么强烈地挥之不去。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以文字的方式，向我们暗示了那么丰富的历史。在和他碰撞的瞬间，我懂得了回溯过去的快意。
鲁迅是中国的异类，昨天是，今天是，明天大概也会是。自20年代起，围绕他的争论，从未停过。我记得在编《被亵渎的鲁迅》时，翻看前人的资料，一个重要的感受是：他一直在世俗的话语之外，但又是世俗语境绕不开的存在。那些自命是鲁迅弟子的人，与其均有距离。鲁迅的寂寞，是必然的。
他似乎从未年轻过。读他最早写下的文字，虽不乏冲荡之气，但暮岁般的苍冷，尽入笔端，给人以悠远浑厚的感觉。这一切缘于他早期的记忆，家境的破败，世间的冷眼，富人的歧视，甚至儒道释渗入民风中的苦涩，已把他少年仅有的快慰驱走了。我读到他中年时写下的随感，曾经感动于他的惨烈、沉郁。那仿佛从地狱里喷出的岩浆，恐怖里夹带着无边的热浪。在明暗交替之际，在高低起伏之间，身边的冷意似乎在慢慢消失。你可以在那儿读到一点章太炎，读到一点尼采，但仿佛又都不是，那是只有他自己才会有的声音。和那些仅会憧憬，只能呻吟的“五四”文人比，鲁迅的气象，是驳杂的。
没有谁像他那样在自虐中苦苦地书写着，好像蘸着自己的鲜血。他其实是一个很悲观的人，对家庭，对社会，自有一种绝望的看法。但他又不甘于沦入“前定”的苦境，而在灰暗的大泽里踽踽而行。但他的苦行又非顾影自怜者的弱态，那里流动的声音是那么强大，常常让人惊魂动魄。你读一读《孤独者》、《野草》，当会惊异于它们的阔大。张承志与刘恒，都从中学到了什么。鲁迅的文字，直到今天还滋养着那些不甘沦丧的人们。
记得林贤治对我说：“鲁迅远远地走在前面，我们跟他不上。”是的，当我们无法与其并行的时候，看到的只是他的背影。而这背影，把百年间的历史罩住了，把我们的命运罩住了。我们命定在他的影子下生活。当向鲁迅说几句笑话的王朔直面生活时，与其共存的，不还是大大小小的阿Q们么！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文字后的历史（2）
二
这也是一个怪事，研究鲁迅的学者越多，越说不清鲁迅是谁。围绕他的论战常常是政治式的。但在纯粹学理的静观者中，争执之烈，亦非外人可以想到。如果谁要了解近八十年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鲁迅研究，是个标本。各个时期的文化流行色，都涂在了那里。
鲁迅不是一个不可以说“不”的人。但也许是最经得起说“不”的人，他的隐秘似乎是揭示了人的有限性。而在颠覆正人君子的神圣、庄严的仪表时，他也颠覆了自己。他的一本论文集取名《坟》，用意正是埋葬自己，把与己身相关的人间什物，通通葬于深处，使之不复存于人间。我每读其抉心自食的文字，便暗暗地想，在拷打着黑暗里的动物时，他其实也在拷打着自己罢？谩骂鲁迅的君子们，其实很有点不着痛痒，倒是鲁迅煮自己的肉时，常常触动他的隐痛。他知道自己的痼疾在哪里，于是拼命地劳作，以翻译、创作、出版，来刺痛自己的灵魂，并唤起和自己有同样苦难的人，一同前行。《呐喊》、《彷徨》，与其说是写给别人的，不如讲是自己心灵的自白。那其中昭示的，正是不甘于做奴隶的苦心。而这些，不仅与中国的近代化主题吻合了，也与人本的困惑吻合了。
他的带有痛感的文字，连带他牵动着他的周边环境，以及那环境映现的文化史。他有相当的时间在读古书、抄佛经、探赜野史。但他最初的文学活动是翻译而非创作。他和周作人在东京苦苦译书的时候，中国的文人们还在睡着。许寿裳后来赞叹他是介绍域外弱小国家文学的先驱，不是夸大之辞，那些别国的反抗奴役的文字，正是中国急需的参照。这种努力，一直到他临终前，从未断过。
我一直认为鲁迅首先是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作家。可惜世人一直将这颠倒了，以为先生把创作摆在了首位。鲁迅一生有六百多万字的书稿，其中一半是译作。而翻译作品，一直是其版税的主要来源。这些译作十分丰富，有小说、戏剧、美学著作、医药书籍，等等。这些一直纠缠着中国的现代史，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学里还闪着它的影子。而他自己的一些思想来源，也出自于此，其中一些重要的作品，也是在译完了书后，受到启发而创作的。
但是，你在他的文字里，看不到食洋不化的东西，文章很有魏晋的气脉，和明清小品的余韵。他的杂文从经史子集中脱化而出，又多了现代人的智慧。“五四”之后，仅周作人带有此类风采，在别一类的作家那里，是看不到这样的气象的。鲁迅文字的背后，容下了太多的东西。我只是在阅读《红楼梦》时，方有过类似的快感。不知道当代的作家们，注意到了没有。语言的贫困，正是思想的贫困。那些轻薄地蔑视鲁迅的人，我以为他们并无资格。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文字后的历史（3）
三
一位友人说，假若鲁迅不把精力投到翻译中，全神贯注于文学写作，也许成就会更大些吧？这意思是，翻译的事别人能弄，而创作非人人都行。但其实鲁迅不屑于“永恒”、“宏大叙事”之类的东西，他从未把自己看成超人。甘于小，甘于做从无到有的琐事，那正是他的本意。因此，除了翻译之外，他写的大多是些短文，或载于刊物，或见之报端，绝无高雅文士藏之名山的巨著。在生灵涂炭，文化凋零的暗夜里，寻什么缥缈的永恒呢？执著于脚下的泥土，以溅血的文字喊出奴隶的声音，正是他要做的事情。
他的文章中出现过许多颇有隐喻的词汇：“铁屋子”、“死火”、“地狱”、“无物之阵”、“孤坟”。而他的译作，几乎没有朗照的东西，除了阴冷与苦诉的东西外，便是反抗的独白了。鲁迅不希望自己的世界，都是些旧有的东西，他把目光，放到了对域外文化的引介上。但他不喜欢那些自娱自乐的作品，而是把许多悲惨的、战叫的艺术，转译给国民，用以吸引那些在苦海中挣扎的人们。他欣赏的安德烈夫、迦尔洵、珂勒惠支、比亚兹莱，都有点灰色的、偏执的东西，人物的苍冷，画面的阴郁，都给人以压迫感。但那里却丝毫没有颓废、隐逸之风，倒是多了一种在绝望中挣扎的调子。这些，对于国人而言，是多么迫切的存在。鲁迅从域外的艺术中，找到了一种心灵的对应。
但是他并不迁就国人的阅读习惯，在他的大量的译介里，夹带着许多生硬的、不可理喻的东西。国民党宣传部认为他的译作乃赤色宣传，将其列为禁书。而文人雅士们又厌恶他的译笔，以为将东方人的阅读感破坏了。梁实秋就讥其是“硬译”，生涩、古奥不可理喻。那挖苦，是很深的。以鲁迅的智慧，不会不懂得“硬译”的冒险，但硬要逆俗为之，是有心中的甘苦的。他的翻译，经历了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早期在日本所译的小说，受章太炎影响，文字佶屈聱牙。在北京时期所译的《爱罗先珂童话集》、《苦闷的象征》、《小约翰》等，已有了变化，和他的散文风格接近了。但到上海后所译诸书，笔调为之一变，宁“信”不“顺”，变得生硬起来。译作明显不及其创作那么畅销。晚年的鲁迅从事翻译时，对原句往往生硬移植，句法、语序保持原貌，尽力排斥了自我经验的暗示。这尊重了原文，摈弃了曲译。他知道这与国人阅读习惯多有不合，但所以这样，乃为了输进异样的内容和新的表达式。鲁迅觉得，国人心理结构，缺乏现代理性的投影，思想表达不精密，这大概是语言出了问题。“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说，就是头脑有些糊涂……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