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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现代专制既是私欲“积极自由”扩张的恶果，同时也是“消极自由”个体放弃公域“积极自由”自取之后果。公共关怀的积极自由与私人自在的消极自由具有辩证的亦即依存的矛盾关系性质，但消极自由主义却将二者当作“真正的对立”（康德）。伯林认为，一个人挺身反抗纳粹与留在父母身边尽孝，是无法统一评价的两种责任。这种消极自由主义不仅软弱，也势必在放弃个体升华同时毁灭自己与他人。
事实上，倡导私生活消极自由优先者，本身已是在积极自由地倡导一种公共原则。其“公开运用理性”的方式，证明着他们和鲁迅一样关怀着公共精神，同样属于现代知识分子。此中的悖论是，身体力行消极自由论者不会再向他人倡言宣传此原则，因为这仅是他的私人生活方式。但这样他也就不再是知识分子，同时也不再会有两种自由的讨论。这一悖论深刻地显示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相互依存性。
《鲁迅和我们》 第二部分强调个体独立自由
四
自由主义所强调的个体独立自由（特别是“消极自由”），是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从未有过，“五四”以来近一个世纪变局亦未能建立的新人性。这也正是鲁迅一生为之斗争的目标。鲁迅矢志不移的“国民精神”改造，核心即“奴役他人或为他人所奴役”的奴隶性格改造，它指向一种现代公民精神：用权却不骗人，利导却非迎合，既不看轻自己，也不看轻别人，作为大众中一员做大众的事业。鲁迅称这种新人为“知识者”。
但鲁迅一生批判的重要对象恰是包括他自己在内（“抉心自食”）的传统知识人。鲁迅曾断言中国不存在俄国那样的“智识阶级”。因此，一种作为公民精神先驱的新知识分子，只能是在“公开运用理性”的公共精神建设中互动生成的产物。鲁迅迄今仍是这一行程中的人格象征。中国大陆90年代发生有两次典型“公开运用理性”与“积极自由”的公共关怀：一是就商业文化淹没社会伦理而展开的“人文精神”讨论，二是以推动《现代化的陷阱》出版为标志，对转型时期权力掠夺社会财产的道义评判。这两次公共性讨论均非政府行为，但却均属高度公共性的问题；尤其是，无论就参与者的职业和学科背景或讨论的形式与目标而言，这种讨论都典型地具有康德所强调的超专业性。这显示了中国现代化所达到的一个重要阶段：一个现代公共领域在一批“积极自由”地“公开运用理性”的知识分子言行中开始出现，或者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这一建构中开始生长。人们应能从中听到鲁迅的声音，并从这些成长中的“新知识者”身上真切地感受到鲁迅的血脉气性。
不要以为“积极自由”的公共关怀只属于争取与建构现代民主制度阶段的事，似乎一俟现代制度建立，“积极自由”的知识分子只需维护形式化的公共交往规则即可。康德不承认自己的时代是业已“启蒙了”的时代，二百年后的后现代，福柯则断言启蒙将是一个永远进行的过程。现代专制一再轻易推开法制而得逞的史实表明，现代自由所依靠的高度理性形式与专业化的国家法制本身，恰恰需要法制之外实质内容性的公民精神维护。知识分子无权亦无力僭越国家行政职能，但却以关怀此职能赖以维系的公共精神为天职。一个支持法制国家并不惜启发私人“积极自由”地参与公共领域的启蒙，由此成为恒常的功能环节。
这意味着，鲁迅所体现的现代知识分子角色不仅属于今天，也属于未来；但这同时意味着，逝去的鲁迅并非至高无上的存在，现代知识分子角色尚有待在今天与未来的公共参与中自我超越地不断生成。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孤独的鲁迅（1）
孤独的鲁迅
●邓晓芒
多年以前，曾听一位朋友谈起，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虽有数千年，但其实不过一个甲子，六十年一循环。当时听后付之一笑，以为很机智，但也未必，夸张而已。不料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的时候，将先生当年所作文章翻来一看，大为惊异，竟如写于昨日。
当然，就我们大多数人的感觉来说，这六十年我们是大有长进的。从社会变革上看，这也是确实的。但就思想文化上说呢？的确，鲁迅时代最进步、最先锋的思潮即马克思主义取得了胜利。但那“最……”之后又是什么呢？“最最革命”的东西反过来把我们全部文化的命都“革”掉了！于是又退回到原点。我很怕现在那些“新”、“后新”、“新后新”，“现代”、“后现代”、“后后现代”，以及“后哲学”、“后文学”、“后理论”等等的时髦，又要来一次对全部文化的“革命”（现在称作“解构”），而与这股势力相抗衡的，现在仿佛只有“国学家”和保守主义了。其实双方恰好是相通的：“后现代”的目标在我们这里正是回归传统。理论家们在那里争来争去，多半是为了抢话筒（争夺话语权），一旦真的抢到手，又期期艾艾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在那里做姿态，趁机亮一回相而已。
然而，鲁迅先生早已被人们遗忘了。今天许多人对鲁迅的了解，大不过道听途说的那几句话，旋即就淹没在各种新说旧说之中。年轻一代大多以为自己已超越了鲁迅老远，用不着再来捡这出不了风头的老话题了。不过，鲁迅之所以被人们忽视的更深刻的原因，还在于他的思想颇不合国民的口味。博尔赫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的精神的代表人物，往往是与这个民族大多数人的精神状况背道而驰的，如莎士比亚就与英国人优雅的绅士派头相去甚远，塞万提斯所无情嘲弄的正是西班牙传统的骑士精神。如果他对鲁迅有所了解，他一定会说，鲁迅也正是以他独立的人格抗拒整个国民的劣根性，而成为了“民族魂”。
而这也就注定了鲁迅的孤独了。这种孤独不仅表现在没有多少人理解鲁迅方面，而且还表现在不论什么人都认为自己可以大谈一通鲁迅方面。平心而论，鲁迅在现代文学的作家中，至今还是最受关注的一位。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十六卷在十五年内已印行九次，最后一次在中央党校图书订货会以580元一套（涨价100％）的价格一次就订出六千套。而且，在鲁迅生前和死后，海内外对鲁迅的高度评价一直都没有中断过，甚至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鲁迅的书也不在被禁之列，相反却被大肆鼓吹，还被利用来整倒一些人。现在的一些年轻人对鲁迅的不感兴趣，未必不是出于一种逆反心理。但这些其实都与鲁迅毫不相干。他自己历来都认为，自己的书被后人高度评价并不是一件好事，这只说明国家、民族的不幸，也说明自己白费了力气。他盼望自己的书真正被人遗忘的一天早日到来。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孤独的鲁迅（2）
于是，事情便成了这样：无论我们今天是冷落鲁迅，还是抬高鲁迅，我们始终都不能进入鲁迅。鲁迅是孤独的，大众无法和他打交道（于是冷落他），他也无法和大众打交道（于是抬高他）。孤独的鲁迅只和孤独的读者打交道。要了解这一点，必须了解鲁迅的思想与任何其他思想家都不同的特殊之处。
一自我否定的忏悔精神
鲁迅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思想中那种深深的忏悔精神，那种极为敏锐的自我批判精神。人们都知道，鲁迅是“五四”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的急先锋；但很少人指出，他的这种反传统首先是针对自己，是对自己身上传统毒素的无情的自我拷问。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觉得古人写在书上的可恶思想，我的心里也常有……我常常诅咒我的这思想，也希望不再见于后来的青年”（《写在〈坟〉后面》）。在《狂人日记》中，他于批判了中国传统四千年“吃人”历史之后，最终笔锋一转，指向了自己：“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知道，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这种忏悔，涉及到人性的根，类似于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的忏悔，即对自己“无意中”犯罪（杀父娶母）的忏悔。
中国人历来相信“不知者不为罪”。难道对不知道而做下的事也值得忏悔吗？鲁迅的回答是：是的，否则你永也不可能知道。忏悔、反省、自我否定是第一性的，“知道”或自知之明只是结果；人类心灵永远是个有待认识的谜，而不是当下即能“返身而诚”地把握的本心、本性、赤子真心或“童心”。甚至儿童即已有犯罪的萌芽（原罪），只是尚未自知罢了。鲁迅在《风筝》中记述了他少年时代折断了他弟弟快要做好的风筝的事，因为他当时认为放风筝是“没出息的孩子”的勾当；二十年后他向弟弟去忏悔，可悲的是弟弟已经完全忘得一干二净，早已不觉得痛苦，于是“无意中吃人”的事仍可以每天在我们周围悄悄地进行。
《鲁迅和我们》 第三部分孤独的鲁迅（3）
《伤逝》中的忏悔精神则更加明显和强烈。这种忏悔，不是忏悔自己做了某种不符合既定道德标准的事，而恰好是忏悔自己从前自认为光明磊落的行为及其不言而喻的道德标准，即“真诚”，是对没有任何遮掩地袒露出来的一片赤诚进行忏悔。涓生和子君结合的基础是真诚，但为什么失去了爱情呢？是因为对这真诚未经反省，自以为绝对可靠，双方都不思进取，只是互相依赖，最终互相都成了负担。鲁迅在篇末发出了这样的悲鸣：“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那第一步，——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我要将真实深深地藏在心的创伤中，默默地前行，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中国人从来只忏悔自己的虚伪，只有鲁迅第一次忏悔了自己的真诚。所谓“遗忘”，是对那原先那么刻骨铭心的、后来发现是虚假的“爱”的遗忘；所谓“说谎”，是要建立自己的人格面具，将真心深深藏起，不是为了骗人，而是要留给自己来不断地反省和拷问，即为了“抉心自食”。
在《墓碣文》中鲁迅说：“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在当时，“浩歌狂热”最典型的代表是郭沫若，尤其是他的《女神》、《凤凰涅？》等诗篇。郭沫若在其中鼓吹自我包容宇宙、气吞日月，这个“大我”具有“全宇宙的能的总量”，它“如烈火一样地燃烧”，“如大海一样地狂叫”，颇有王阳明“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的气概。鲁迅却是彻底冷静的，他在这种美好的天上境界里窥见了黑暗的深渊和虚无的寒气。如果说，郭沫若的精神象征是集香木而自焚并再生的火中凤凰，那么鲁迅的象征则是游魂和毒蛇：“有一游魂，化为长蛇，不以啮人，自啮其身，终以殒颠”，“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美国鲁迅研究专家李欧梵评论说，这是“中国文学史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作品”。的确，从来没有人像鲁迅那样对自己作如此阴郁的反思，那样使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郭沫若式的狂热瞬间便会消失，成为一种大话、装饰，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则用来吹牛。鲁迅却更早地从天上降到现实的地上，并潜入到自己内心深处。他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但他发现了自身的矛盾。
这就是鲁迅所谓“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矛盾，它导致鲁迅对人类爱恨交加的复杂感情。他说：“我的思想太黑暗，……所以只能在自身试验，不敢邀请别人。”在同时代人中，惟有鲁迅承认自己的心是黑暗的，其他人（如郭沫若）则全都自我感觉良好，内心一片光明；惟有鲁迅揭发了自己这样深刻的内心矛盾，其他人则用外在冲突（不论是“启蒙”还是“救亡”）掩盖了内心矛盾，想到什么便傲然发表出来，深信会得到喝彩，且的确受到了喝彩。鲁迅的呼声却犹如夜游的鸱枭，令人恐惧和不快，就连他的自言自语，都被怀疑是在骂人。鲁迅的个性和人格就体现在他的不断自我蚕食、毁掉内心一切堂皇的人生支柱，而向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