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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们四个谈话正酣时，我能感觉到杰奎琳斜着眼看我，暗示我有些事还是保持隐私为好。有时，她干脆会直接这么说出来。
有一天晚上，（在汤尼的坚持下），我告诉杰克，当我晚上回家后，我会把我们的谈话内容整理记录下来，第二天早上，会根据这些记录整理出一份备忘录来。我觉得杰克知道这事，甚至赞同这件事，因为考虑到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这样做或许对他有好处，但是杰奎琳明显感到很不舒服。
肯尼迪和我双方一致同意，如果是他不愿意让公众知道的消息，在他离开白宫五年之内，我都不能对外公布。肯尼迪更擅长的是在我的记录中加进一些内容，而不是去掉什么内容。杰奎琳对我们的交易从来就没有过好印象。她感觉到这些闲话家常可能会载入史册，而可能由这些话而起的流言就更难被加以控制了。
那一次是通过总统的秘书伊夫林•；林肯邀请到总统一家来吃晚餐的。他和杰奎琳很少单独进餐，但是他们也很少请一对以上的客人。比如，汤尼和我就从来没有和玛莎和查理•；巴特利特夫妇共进晚餐过，他们俩是总统夫妇的媒人。杰奎琳看上去更喜欢这种四人组合，她喜欢看到杰克放松和欢笑。杰奎琳有一次问汤尼，我们四个人有没有可能成为“最好的朋友”。
我们曾经努力地想把南希•；彼特曼塞进某家自负的舞蹈学院去学习，杰克对此特别感到有兴趣。南希已经被那里的人拒绝至少两次了，可能主要是因为我的缘故（我那时已经被踢出了社交界名人录）。最后我们找到了吉福德•；平肖太太和博丹•；哈里曼太太为南希写了推荐信，但是她还是没能入校。
但肯尼迪知道我们又失败了一次时，他摇着头说，“就是这种事把老爸从波士顿给逼走的。”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四部分《新闻周刊》易主；肯尼迪；菲尔（1）
1957年，我加入《新闻周刊》华盛顿分部没多久，就有传言说这家杂志将要易主他人。一开始只是行业内有这种舆论，以后越来越多的类似说法在大众媒体中出现。我被这些传言给吓坏了，这并不是因为我对现任管理者钦慕有加（这种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只是因为我觉得，哪里的老虎和恶狼都要吃人，见过的老虎总比没见过的恶狼要好。实际上，当时掌管《新闻周刊》的是老麦尔肯•；米尔，他只是为了自己商会的朋友打理这家杂志社，《新闻周刊》也就像是商会的一个附属机构一样。而小麦尔肯•；米尔当时担任总编辑一职，整天没精打采、管理着《新闻周刊》的社论版，没有活力，也没有什么长远目标。
但是，这家杂志属于传奇人物文森特•；阿斯特。他是著名的阿斯特家族的元老，这位六十多岁的亿万富翁身材魁梧，看上去像一头雄狮，但已重病缠身，没有子息。当他在1959年2月辞世后，这家杂志社就归以“解除人类的痛苦”为宗旨的文森特•；阿斯特基金所有。转手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尤其是出现在《时代周刊》上，在我们看来这已经越过了红色警戒线。我们不知花费了多长时间来担心猜测，整天惶惶不可终日，去了解一家家可能的买者，可是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比如亨特食品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兼CEO诺顿•；西蒙就让我们一片恐慌，他后来娶了女演员詹妮弗•；琼斯。我们和他一点都不熟，把他叫做是个“卖破番茄酱的家伙”。这些传言弄得人心涣散，至少在华盛顿分部是如此。我们中有几个人觉得成了被人玩弄股掌之间的棋子，各位董事缺乏影响力而有孤立无援，可是那些董事们将会决定《新闻周刊》的前途去向。
实际上，我们还是有些人帮我们说话的。虽然这些人不是身在高层，但是这些人尽管位居那些有着煌煌头衔者之下，却富有才智、精力充沛而且颇有才华。比如奥斯本•；爱略特。他曾经身为杂志的商业编辑，也因为这一工作的缘故，所以知道怎样对董事会施加。他现在还不到四十岁，却已经是执行总编了，在杂志社里是三把手。我和三名报纸发行人有点交情，他们在管理上既不会昧着良心，而且很有能力。我曾为《华盛顿邮报》的菲尔•；格雷厄姆工作过；《圣路易斯邮报》的乔•；普利策和我一起上过预科学校；《芝加哥太阳时报》的马歇尔•；费尔德的姐姐和汤尼是朋友。奥斯本•；爱略特和我在只有两人的时候，对他们三个人不停地评头论足。
有一天，经过一天的深思熟虑后，我喝了几杯烈酒，晚上十一点多的时候，给在纽约的爱略特打了个电话。我跟他说，我马上要给菲尔•；格雷厄姆打个电话。
这是我打过的最棒的一通电话了，最幸运，最有效，让人最为激动，回报也最为丰厚，而且只有回报，没有损失。
菲尔本人接了电话。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希望尽快跟他谈谈有关《华盛顿邮报》并购《新闻周刊》的事。他简单地回答说：“为什么你不过来谈谈呢？就现在。”
十分钟后，我就坐在他的客厅里了。我在那里和他谈话，努力回答他提出的每个问题，这些问题大部分是关于人事方面的，哪些人很优秀，哪些人不够出色，以及到底为什么。我们一直聊到将近凌晨五点。九点钟的时候，我按照他的指令，带着五十页的备忘录重新回到他的住处。格雷厄姆跟我说：“只是些随便想到的东西……只有我会看到这个。”
我几乎不认识菲尔•；格雷厄姆。我之前为他工作过，那时《华盛顿邮报》规模还很小，每个人都互相认识，我们打过一两次交道。有一次，我让他支持我申请尼曼学者奖学金，他回答说：“去你妈的，你不是在哈佛念过书了吗。”有一次他让我帮他推动解除华盛顿游泳池种族歧视的工作。还有一次，我请他准我一段时间的假，我想到巴黎大使馆去工作，他说：“你们这些禽兽都好不到哪去，在报纸上发了几篇豆腐干文章就无法无天了。”但是，他为我向让•；莫奈、艾森豪威尔将军、诺斯塔德将军和其他人写了很棒的推荐信。我当时不知道菲尔•；格雷厄姆正遭受严重的阵发性狂躁抑郁症的折磨。而我深夜打来电话时，他正好精神状态不错。
说到底，我投奔菲尔•；格雷厄姆，只是想让格雷厄姆知道，如果《新闻周刊》能得遇明主，如果格雷厄姆能放手让记者们投身一切实际工作，那么《新闻周刊》是会大有作为的。《新闻周刊》也有可能落到那些既不懂行，又不知道如何挖掘其潜力人的手里，这可能都不用花多少钱……可能只要花几千美元解雇费就成了。《新闻周刊》也许能够助《华盛顿邮报》一臂之力，使其在全世界和全国业界内的地位更上一层楼。在我想和菲尔说这些话前，他早就了解到这些了。他所想和我讨论的只是人事安排。他想知道华盛顿分部和纽约总部的人事情况，包括负责新闻采访和负责杂志运营管理的人员情况。天知道我那天说了些什么，他的热情和兴趣感染了我。幸运的是，没有任何有关这一次谈话的书面材料流传开来，而我在早晨九点送给他的那份五十页纸的备忘录，也托他大恩大德，再没有在江湖上出现过。我很确定，我当时并不谨慎，他的不谨慎鼓动了我的不谨慎。在我离开之前，他已经开始谈论“我们”“能够”怎样怎样了。
我那天就向爱略特汇报了这些情况，还把我的老板肯尼思•；克劳福德拉入彀中。两天后，格雷厄姆、克劳福德、我以及菲尔的秘书查理•；派洛达斯一起乘上了前往纽约的火车，去见奥斯本•；爱略特、商业经理吉布•；麦柯比以及伟大的福瑞兹•；毕比，他有可能退出克拉瓦思律师事务所，去接手《华盛顿邮报》。他原来在克拉瓦思律师事务所工作、该律师事务所守护着迈耶和格雷厄姆家族的利益。火车刚到了巴尔的摩北部，格雷厄姆就让我和派洛达斯离开那节车厢，让他和克劳福德私下聊上几句。我和查理十年前就已经是朋友了。他曾在克拉瓦思…德格斯多夫…史文…伍德律师事务所做秘书，他还认识我外祖父德格斯多夫。
毕比在宾州车站等火车，我第一次看到了那个会给我生命带来巨大变化的人。要不是他目光如炬，嘴里又叼着支雪茄烟的话，我一定会把他当成是联邦情报局的特工。他身穿深蓝色的外套，头戴褐色的费多拉帽，试图在肮脏的瓦墙掩映下显得比较引人注目。在后来的一次会面中，毕比用不信任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我，就好像格雷厄姆看着爱略特一样。我们两人都是如此希望能够博得对方的赏识，结果我们的这种判断最后证明是错得一塌糊涂，但是当时我们都觉得双方都彼此认可了。
毕比悄声不响却迅捷地安排好了一切，将格雷厄姆的热情变成了一系列的疑问和答复，在未来，这些问答为切实的行动计划奠定了基础。《新闻周刊》是否真的会被出售？福瑞兹觉得……这只是家周刊杂志，这可不是以最大限度地赚钱来缓解人类痛苦的基金会感兴趣的投资模式。
保守派的文森特•；阿斯特基金会愿意把东西卖给自由派的《华盛顿邮报》吗？传奇式的保守派上校罗伯特•；考米克在七年之前就把《华盛顿时代先驱报》卖给了菲尔•；格雷厄姆，文森特•；阿斯特一开始支持罗斯福的民主派（他当时还是罗斯福在哈得逊区寓所的邻居），之后他变成了保守派。毕比觉得事态应该会这样发展。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四部分《新闻周刊》易主；肯尼迪；菲尔（2）
我之前同文森特和布鲁克•；阿斯特一起吃过饭，那是《新闻周刊》从前的编辑哈里•；克恩的安排。他当时搬到了文森特家的公寓里住，因为他深受文森特的宠爱。当毕比知道这件事，以及奥斯本和菲尔都认识她之后，他的眼睛就真得闪闪发光了。
《华盛顿邮报》买得起《新闻周刊》吗？毕比说他会找“哈维叔叔”搞清楚这件事，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暗指信诚保险公司的首席信贷员，“哈维叔叔”这个代号是以毕比还在世的叔叔命名的，他是美国上流社会的一个头面人物。价格呢？没人知道。
还会有谁想要买呢？奥斯本从华尔街那儿打听到，米尔家族也想参加竞价，用《新闻周刊》手头的现金来支付定金。毕比再一次微笑了。那个“卖破番茄酱”的诺顿•；西蒙实际上真的感兴趣。图书出版商道布尔戴也有兴趣，也参与了竞价战。
在回华盛顿的路上，克劳福德向我们坦白了格雷厄姆和他谈话的内容：欧内斯特•；林德利会出局（“我们会另外给他找份差事”）。克劳福德将会接手华盛顿的专栏（“你想要这个位子吗？”）而布莱得利会接管华盛顿分部（“他能胜任吗？”）这让我大吃一惊，正如传言所说的那样，其实他也不总是游手好闲。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切都处于高度机密的状况，大多数行动都在纽约进行。毕比在和“哈维叔叔”核实价格的问题，奥斯本开始游说布鲁克•；阿斯特让他觉得菲尔•；格雷厄姆就和表面上看起来一样，是个不错的人，而且他和最好的朋友本•；布莱得利就是不要命了，也想这桩生意成交。在华盛顿，有一阵子很难找到菲尔，我开始担心他的兴趣是不是变淡了。（实际上，他的抑郁症发作了一段时间，那时他真的没多少热情了。）但是毕比向我们保证，这桩并购案仍在进行之中，我们还有机会。
突然一下子，大日子就到了。1961年3月9日，阿斯特基金将决定《新闻周刊》的新东家。《华盛顿邮报》的代表团里有菲尔、他的妻子凯瑟琳、约翰•；斯维特曼和罗斯•；威金斯。凯瑟琳当时只是在忙着料理家务和照顾小孩，约翰•；斯维特曼在生意场上精明又铁面无情，他的不懈努力才让《华盛顿邮报》保持赢利。前一天，他们在纽约的卡莱尔宾馆入住，他们邀请我那天晚上和他们共进晚餐。前所未有的一场暴风雪使得机场被迫关闭，而我却搭乘了一辆夜班火车，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早晨8点，火车被一堆巨大的冰碛所阻，就停在了巴尔的摩外面。我都绝望了，担心自己会错过这场好戏，但是幸好刚过一点，我就赶到了卡莱尔宾馆。我发现他们都在电话旁别扭地挤成一堆，还在等掌管阿斯特基金会的艾伦•；贝兹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