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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不久，一九四五年九月初的一天凌晨，我在化龙桥《新华日报》看过了当天报纸大样，在编辑室的藤榻上休息了一刻，就下山坐公共汽车到赖家桥文工会驻地，去看鹿地亘夫妇。日本投降后，他们写信约我谈话已经不止一次了，主要谈的是他们是否可以尽快回国，和“反战同盟”的那些盟员今后的工作问题。对他们两个，我劝他们“稍安毋躁”，还是等待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局势明朗一点之后再说，“反战同盟”的问题，我认为他应该向郭老请示，事前不要轻率发表意见。鹿地和池田似乎都有一点神经质，一方面想急于回国，但同时谈话中也可以听出也还有不少顾虑。和他们谈了大约一个半小时，就进城回到中一路坡下的“依庐”，那时正是毛主席和国民党进行“重庆谈判”时期，报社工作很忙，我已有十多天不曾回家了，可是到家不久，恩来同志就派人来通知，说有要事要我立即去曾家岩。我赶到五十号，恩来同志放下正在批阅的文件，对我说：“有一项紧急任务，中央决定要你立即回上海。”这对我说来，当然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我离开上海已经八年多，也很想去看看“光复”后的上海。恩来同志说：“国民党的中宣部下了一道命令，规定在北平、上海、武汉这些地方，只有在抗战前或抗战中登记出版过的报纸，方准重新出版，国民党方面已经同意《新华日报》一家在南京或上海复刊。我们已派徐迈进到上海去进行筹备，但估计国民党还会设置障碍，所以想起了《救亡日报》，昨天我已和郭老谈定，由他通知潘公展，《救亡日报》是在抗战开始时就在上海出版的，按他们的规定，可以在上海复刊。所以决定你尽快去上海，会同徐迈进赶快复刊《救亡日报》，因为这是以郭沫若为社长的公开合法的报纸，又是四开一张，办起来比较容易。”当时“重庆谈判”正在进行，我方提的条件中，还有由刘长胜任上海市副市长这一条，所以我也觉得复刊的困难不大。恩来同志又说，上海这个地方很重要，一定要尽快建立我们的宣传阵地，我们会很快通知华中解放区和上海党组织，全力支持你们；当然，这张报纸，仍旧要以群众面目出现，即使谈判有进展，也还要注意“有理、有利、有节”。最近出版的《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中，收辑了《尽快去上海等地办报》一文，这就是毛泽东、周恩来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四日给中央和华中解放区负责人的一份电报：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根据国民党法令，可以先出版后登记，早出一天好一天，愈晚愈吃亏。
因此，那一天恩来同志要我赶快去上海复刊《救亡日报》，就是发出这一指示之前决定的。我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只问：现在交通阻塞，坐船或长途车都会耽搁时间。恩来同志看出了我跃跃欲试的神情，笑着说，这些问题你可以不管，给你安排坐飞机去，只是你家里有什么问题要组织上帮你解决？我很快回答，没有问题，孩子大了（当时沈宁十四岁，沈旦华八岁），他们可以等《新华日报》复员时同走。恩来同志高兴地说，好，那你赶快去作准备，接到通知随时就走，报馆的事，我今晚就和梓年他们商量，你可以不去上班了。我说：“那不行，还有一些未了的事要交代，这几天还得去上①这是作者《懒寻旧梦录》第6章《记者生涯》中的第7节。 班。”恩来同志点点头：“最好能在两三天内准备好。”
回到家里，把这件事告诉了妻子，她知道我可以先回上海也很高兴。说到准备，其实也很简单，除了把我一九四二年从香港回到桂林时在地摊上买的一套旧西装找出来洗烫了一下之外，只打算带一只手提箱，里面装的是延安和重庆出版的几本小册子，和我在桂林、重庆写的几个剧本，——对了，还有半条“骆驼牌”香烟，那是赫尔利送给中共代表团的“礼物”。
当时我是《新华日报》的代总编辑，由于恩来同志说了报馆的事由他和梓年商定，所以谁来接替我的工作也没有过问，我只把要去上海的事告诉了王炳南、胡绳、乔冠华、熊复、陈家康，他们都对我的这个“好差使”表示羡慕，同时也告诫我上海这个地方情况复杂，要我特别小心。
我一直等着，可是，五天，一个礼拜，一直没有消息。我又去找了恩来同志，他似乎也有点生气了，他说申请信早已交出去了，一直没有答复，我今天晚上再向张文伯交涉，再不回答，我们就在谈判时提正式抗议。这一交涉果然发生了效果，两天之后的傍晚，恩来同志要我去曾家岩，把一张美军军用机的搭乘许可证交给了我，起飞的时间就在下一天上午八时。这时，恩来同志再一次向我交代了：报名可以改为《建国日报》，一定要争取公开合法，办报的宗旨依旧是团结、民主、进步，但重点要放在反对内战，争取民主这两个问题。他把到上海后联系的地点和口号告诉了我，然后说：你是“老上海”，但离开久了，凡事要听取和尊重“二刘一张”（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的意见。我已经给上海发了电报，你这次去是单枪匹马，但张登（沙文汉）、梅雨（梅益）都会帮助你的，还有先到了上海的徐迈进，但要注意，你和徐工作上要合作，但两份报的性质一定要分开，《新华日报》是党报，《救亡日报》是民办报，千万不要混为一谈。天快黑了，我打算在五十号吃晚饭，多听听恩来同志的指示，同时也想和冠华、龚澎、家康等人讲几句告别的话，但恩来同志不同意，他说，明天恰好是旧历中秋，你得回去和太太、儿女吃顿团圆饭再走。
九月二十日一早，《新华日报》派了一位同志（很遗憾，连这位总务处的同志的名字都记不起了）用一辆吉普车送我到了飞机场。这是一架双引擎螺旋桨军用机，除了美军的机上人员之外，本还可以乘四五十个人，可是乘客只有十来个国民党的公务人员，看样子，没有一个高级官员，我一个人也不认识。飞机准八时起飞。这架飞机大概是运货用的，没有座位，大家就席地而坐。有雾，下面连嘉陵江也看不到，我就靠着机壁睡着了，十一点钟到了武汉，停机加油的时候我没有下机。美军的机组人员也在机舱里铺了一块地毯，像吃野餐似的在吃中饭，我啃着一块硬面包，一个好心的美军还送了我一瓶可口可乐。一小时后继续起飞，这时才看到了沿江一带被炸了的房屋，和池塘一般大的弹坑。五时左右到南京，机场还没有被炸，但除了少数穿黑制服的旧警察之外，全是缴了械的日本兵；九月的南京天气还很热，他们光着膀子，飞机着陆的时候，还乖乖地推舷梯，给美军驾驶员提箱子，再没有“皇军”那种威势了。我下机后跟着那些国民党的公务人员走出机场，门口停着一辆涂了防空色的大卡车，大家一起上了车，一直开到市内的一个美军机关门口，什么手续也没有。那些国民党人大部分是有人在那里迎候的，只有我一个人提着箱子下车，想找一个旅馆过夜，可是跑了好几家都是客满。时间还早，我就到路旁一家相当高级的理发店去剃头，可是一进门就使我吓了一跳，几个理发员一起站起身，非常恭敬地说：“请坐，请坐。”原来他 们看见我手提箱上有一张上飞机时美军服务员给我贴上的到南京的标签，所以他们就认出了我是“重庆来的人”了。他们非常客气，而且还讲了“好容易盼到你们回来了”之类的套话。接着，还有一位穿白衣的女服务员端了一张矮凳坐在旁边，给我修指甲（这是我毕生第一次遇到的事）。理完了发，要付钱的时候，又发生了没有想到的问题，我身边只有“老法币”，而当时南京使用的还是“伪币”，国民党也还没有规定“法币”和“伪币”之间的比值。我拿一张五块的法币，理发员愣住了，跑去和店主商量，店主也似乎没有办法，走过来恭恭敬敬地说：“您先生在内地辛苦了，这，我没法找，不用付了。”这种好意当然是不能接受的，我只能说，我刚下飞机，只有“老法币”，你随便给我换散了吧，反正我要有零花钱。推让了好一阵，他才把五块钱收下，等了好一会，才找还了我一大把伪钞。我数也不数地塞进衣袋，然后在他们“恭送”中出门。
沿着闹市找旅社，事有凑巧，当我走进中央大饭店的时候，迎面碰上了卜少夫。卜是反共专家，原来在重庆办一份叫《新闻天地》的杂志，但三十年代初他在中华艺大读过书，所以见了我还叫我“老师”。这一下我觉得有办法了，我说，刚下飞机，找不到旅馆，你给我想想办法。他说现在复员的人太多，找房间不容易，然后很慷慨地说：“如不嫌弃，就在我房间里挤一下吧。”原来他月初就到南京，租了一间双人房，还空着一个床位。于是我就实行“国共合作”，在他房间里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就坐三轮车赶到火车站，不明市价，抓了一把伪币给车夫，可能是给多了一些，这位三轮车夫十分巴结，给我叫来了“红帽子”（从前火车站的搬行李的工作都戴红帽子），给我提行李，还特别关照，“这位先生是重庆来的。”到售票处，已经挤满了人，这位“红帽子”对我作了一个眼色，要我跟他走，就顺利地通过检票处，一直送上了头等车，我正要付钱，他就给我找来了车上的服务员，并代我说：“这位先生是重庆飞来的，你给车上补票吧。”我掏出伪币来，“红帽子”却笑着说：“先生，给我一张老法币吧。”我满足了他。我不知道到上海要多少钱，就把伪币全拿出来放在桌上说了一句“到上海北站”，指着伪币让他取，他数了一下，说还不够，于是我又只能拿出五块老法币来，他高兴地给我补了票，还给我沏了一杯上好的龙井。这种做法，现在看来，也许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优待或者特权，也可以说是不正之风吧，可是在那个时候，千千万万受尽了敌伪压榨的人，对从大后方来的人表示一点好意，给一点方便，也未尝不可以说是沦陷区人民的一点爱国的心意吧。
火车开得很慢，到上海已经下午两点多了，我到爱文义路至德里我岳父家里住下，第二天一早就到指定的地点去接关系，地点好像在愚园路，我已经记不起了。奇怪的是不待我说约定的口号，开门接我的竟是我的老熟人沈德无。二十年代末我就在蔡叔厚家里认识了她，她的爱人江闻道也是我的朋友。我交了介绍信，她说这儿是联络站，介绍信立刻可以转去，但是老刘（刘长胜）这几天不在上海，你休息几天再说吧。我告诉了她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很急，“报纸早出一天好一天”，所以把我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她，希望尽快见到梅益或者徐迈进。
当天晚上就接到了梅益的电话，约我明天上午到朱葆三路二十五号二楼十一号见面。
朱葆三路二十五号是一幢中等水平的办公楼，我上二楼就看见一块“新 华日报筹备处”的招牌，推门进去，徐迈进和梅益已在等我。他们租了两大间办公室，很宽大，够得上二十来个人办公，但是只有一个书架、两张写字台和几把椅子，所以显得空空荡荡。坐下来我讲了一些前天在南京的“中秋奇遇”之后，梅益就说，他们已经接到恩来同志的电报，要他们全力帮助我早日出版，所以问我哪些事要他们帮忙，如要不要租办公楼，要几个记者、编辑等等。我想了一下说：办一张四开小报，你们已经租了这两大间房子，只要给我一张写字台，在这里挤一挤就可以了，但是恩来同志再三叮嘱，一方面要迈进和我通力合作，但《救亡日报》仍旧要保持民间报纸的特点，不要和党报合在一起，所以还得帮我租一间小小的编辑室，最好在离此不远的地方，便于联系。至于记者和编辑，我看只要介绍一位能跑能写的记者，和一个传递信件和管杂务的工友就够了，反正这张报有一个靠当地文化界支持的传统，所以只要老梅开一张可以给我们义务撰稿人的名单就可以了。我在重庆就知道姜椿芳他们办了一个时代出版社和一张《时代日报》，所以我说，必要的话，我可以找老姜那里的人帮忙。他们都同意了我的意见，决定租编辑室的事和找记者、工役由梅益负责，迈进则帮助我代管一下总务工作。最后我说，这张报不管办得如何，无论如何要尽快出版，所以一切准备工作都要在一星期内办妥。
我利用这一星期的时间，拜访了留在孤岛奋斗的先辈、旧友，（郑振铎、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