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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最高支配权。实际的经验和认真的思考都会告诉我们，要想使一个人支配的资金的净回报最大化，他就必须具有足够的动力来追求达到这一点，同时还必须具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来最有效率地保护和使用资金。支配人的动力、能力和精力同样是最大限度地保存和增加现有资金的必要条件，三者必须同时得到满足，缺一不可。
我们可以认为，如果资本的私人所有者自己来直接支配这笔资金，企业资本金私有可以使资本的支配人有充分的动力来追求使现有资金的净回报最大化。但是没有人能够保证，这个私人资本所有者也同样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来最大限度地保存和增加他的资本金。只要我们承认人们经营管理资金的能力可能不一样，而且人的精力有限，他又往往认为某些其它事情比管理自己的资金更重要，我们就不能想象，为什么私人资本的所有者就必然会有最大的能力和精力来经营和管理资金。简单的概率论就可以告诉你，不存在这样的必然性。
日常经济生活中的事实也可以证明，私人资本的所有者往往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来有效地经营和管理自己的资本金。
在西方发达国家，股份公司的小股东往往把自己买股票的钱委托给别人经营；就是那些很有钱的大富翁，现在也往往把自己的资金托付给索罗斯和巴菲特那样的证券投资天才代为经营。这就证明，连这些资本所有者也不相信自己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来有效率地经营管理自己的资本金。
中国近代的富人一般都是“富不超过三代”，这些富人的孩子之所以会穷下去，显然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来管理和经营自己继承下来的私有财产。当然，他们变穷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他们可能连保存和增加自己财产的足够动力都没有。但这只能是另一个足够有力的证据，说明资本金私有不能保证财产支配人的效率。
这样，企业资本金私有至多只能保证资本支配者最大化其净回报的动力，但是却无法保证资本支配者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来最有效地保存和增加资本金。这样，私有制并不必定能让资金的支配者最大限度地保存并且增加自己支配的资金，从而也并不一定能够保证最节约地使用资金和最大限度地优化资源配置。正因为如此，本节前边才说，对于这两方面的经济效率，企业资本金私有并不是充分条件。公有制企业可能在效率上与私有制企业相抗衡，也正是由于它可以使资本支配者具有较高的能力和精力，以能力和精力上的优势来抵销动力上的不足。
说企业资本金私有并不是达到上述两种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是因为我们可以设计出足够有效率的激励机制，以促使公有资本的支配者有足够的动力去最大化其支配的资金的净回报，从而使公有资本的运营有不低于相当多的私有资本的效率。
对人们经济行为的理论分析现在已经能够证明，只要使资本支配者的个人收入与其支配的资金的净回报保持一定比例，又保证他这样努力工作的预期收入高于他个人的机会成本，即使资本支配者所支配的资本并不归他个人私有，他也有足够的动力去争取尽可能高的资金净回报。按照这样的作法，不但代别的私人资本所有者管理其财产的资本支配者可以有足够的动力，就是管理公有财产的资本支配者也会有足够的动力去保存和增加公有资本。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附加的前提条件：必须建立足够严密的监督和控制制度，以防止资本支配人侵吞不属于他个人所有的资本金。
现代西方的大股份公司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是这样运作的。美国的许多大公司具有“大公司、小股东”的股权结构，没有能够控股的私人大股东，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司股东们的资本支配人。分散的小股东们很难在股东大会上以个别人的个人意志来控制公司管理者的行动，他们之所以能够让公司的管理者们为自己的资本赚取尽可能大的净回报，是靠了三方面因素的联合作用：
第一个因素是有严密的制度来防止公司的管理者欺骗股东、侵吞股东们的资本，这种制度主要是靠政府的法律和执法行动来提供支持的；
第二方面因素是他们通过规定公司管理者的薪金和股票期权，使公司管理者们的个人收入有效地正向取决于公司资本的保值增值状况；
第三方面因素则是由他们自己和灵活的美国股票市场造成的：如果公司资本的净回报不好，股东们就会抛售公司的股票，造成股票价格下跌；在美国的经济环境下，这会大大方便其他人通过收购廉价的股票而接管该公司，从而使公司的管理人员失去其对公司的领导地位。这第三方面的因素实际上是通过股票市场的运作来撤换管理不善的资本支配人，它有力地保证了美国企业在资本增值方面的效率。
我们完全可以设计一种有效率的公有资本支配人制度，它与美国大股份公司的治理结构有着相同的运行规则。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将会证明，存在大量有效率的公有制企业的市场经济是可能的，企业资本金全部私有并不是有效率的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
以下三节将从历史事实、有关资本产权的理论和有效率的公有制企业的制度设计三个方面来说明上述论点。然后我们将以旧中国的历史事实和东欧国家私有化的教训为例来说明，市场经济加私有制并不就是发展现代化经济的充分条件。
第二节 近现代公有企业的历史回顾
首先我们要对存在于近现代欧美国家中的公有企业作一个历史的回顾。近现代的某些欧美市场经济国家中曾经大量存在过公有企业，这本身就可以说明，企业资本金全部私有并不是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尤其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按照在近现代欧美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理念，市场经济中是没有公有企业的存身之地的：由于缺乏私人资本所有者的盈利冲动，公有企业必然没有努力工作的效率，而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它也必然要造成亏损，是没有竞争能力的。西方国家的正统经济学把私有制看作经济有效率运行的前提，就反映了这样一种理念。
尽管如此，近现代的欧美国家却并不拒绝在形势需要的时候兴办公有企业。因此，公有企业很早就在私有制的近现代欧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发展起来了。早在18世纪英国进行产业革命之前，许多奉行重商主义政策的欧洲国家（特别是法国）就兴办过国营的手工业工场；19世纪美国早期的非农业企业很多都是国营的；19世纪英国又产生了大量的消费和生产合作社，此后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在许多欧美国家都有过迅速的发展；19世纪末，现代的国有企业开始成为欧美国家中一支明显的经济力量，那时出现了现代的邮政和德国的国营铁路，它们是当代的国有企业的先锋。
现代国有企业的浮沉兴衰是20世纪在经济上的一个重要标志。20世纪前半期最引人注目的经济现象之一是国有企业的势力在全世界迅猛扩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分别出现过两次国有化的浪潮，它们都使国有企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有了显著的增加。而20世纪最后20年的一个特征却是私有化的狂潮——人们象发了疯似地要尽快把国有企业消灭掉。80年代撒切尔在英国推行将国营企业私有化的计划，标志着这股反公有企业的潮流达到其第一个高潮。而90年代初苏联东欧各国的共产党政权倒台之后，反公有企业的潮流达到其第二个高峰。当时苏联和东欧各国都以惊人的速度推行私有化，力图整个消灭全部公有企业。比起它们的私有化速度和规模来，撒切尔的私有化不仅是小巫见大巫，而且根本就是不可同日而语。
20世纪末的潮流被福山概括为：“历史已经终结，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全世界唯一的共同的未来”；而在美国的市场经济中，除了邮政这个可怜的例外之外，几乎不存在任何公有企业。这样，消灭公有企业似乎就成了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而历史告诉我们，这是一股倒退的潮流，它力图使人类回到几乎没有公有企业的19世纪。
80年代的时髦思潮把20世纪的公有企业和计划经济都简单地说成是“最大的历史性错误”；但是它根本就回答不了，为什么在犯下这一弥天大错的年代中，人类的物质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高水平。而严肃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思考却告诉我们，公有企业的兴起和衰落都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
现代国有企业的产生有两大原因：
首要的原因就是：追求经济上平等的社会力量迫使各国政府实行国有化，以消除大私人资本在经济上的统治。正是同一种动机推动人们去创办合作社，而当合作社不能实现经济平等的愿望时，人们就要求实行国有化。这不仅是以苏联共产党为代表的各国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之后建立公有企业的主要动机，也是西欧社会党人在20世纪初的要求。早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前，英国费边社的知识分子们就主张通过建立各种各样的公有企业来实现社会主义，只不过他们主张使用民主的政治手段，反对苏联式的暴力和专政方式。英国工党和法国社会党实行的企业国有化，都源于同样的思想。
现代国有企业产生的另一重大原因，是私营企业在财务上陷入困境，不能保证某些国家的经济在某些时期或某些部门得到适当的发展。在这种经济困境面前，这些国家的政府为了保证本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得不去发展国营企业甚至实行国有化。
建立国有企业的这种动因又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原因是整个国家陷入了经济危机，大批的私营大企业面临破产的威胁。国家为了避免全国性的经济崩溃，不能不接管并经营大批私营企业。意大利的许多国营企业就是这样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时期产生的。
另一种原因是某些部门的私营企业发展无力，国家在这些部门建立国营企业以促进这些部门的发展。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德国19世纪末的铁路国有化和希特勒时代建立大众汽车公司。现在大众汽车公司已经成了德国汽车业的支柱之一，至今德国联邦政府和下萨克森州政府仍然各持有该公司20％的股份。而二次大战后法国政府也是靠国有企业来发展本国的高技术产业的。
有时上述两种动因结合在一起导致了国有企业的建立，典型的例子是德国和英国将本国衰落的煤炭采掘企业国有化。
基于这种原因建立国有企业有时会产生很好的效果。二次大战后法国和意大利的经济增长相当快，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两国靠国有企业来发展技术密集的大工业。20世纪80年代末，法国国有企业的生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20％，占全部投资的约40％，近25％的工人由国有企业雇佣，雇佣2千人以上的大企业大约有一半是国有企业。到90年代初，国有企业仍然生产了法国非金融业增加值的16％。
除国有企业之外，公有企业的另一种形式是企业归该企业中的劳动者集体所有。这在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合作社。某些国家的合作社运动曾经具有很大的规模，但是到20世纪，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合作制企业在经济上所占的比重已经很小。其原因在于合作制企业是典型的“劳动雇佣资本”，资本的所有者们认为合作制企业不能保证其资本的回报，因而拒绝向其投资。
在公有制企业的历史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南斯拉夫占有重要的一页。
上一章已经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将近40年中，南斯拉夫是“公有制市场经济”的典型，它力图将企业公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南斯拉夫政府宣称，它实行的是“工人自治”的“社会所有制”。其具体作法是由“社会”（实际上是国家或国家开办的银行）投资兴办企业，而由企业职工以民主方式来集体管理企业。
南斯拉夫式的公有制企业有着与西方国家的合作社同样的毛病：它不能保证企业资本金有足够高的净回报，甚至不能保证企业资本金的回收。由于整个国家的企业都是如此，也就产生了再生产资金的匮乏。这与不适当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相结合，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导致了南斯拉夫的市场经济和公有制企业模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