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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首的军政委员会，继续北上。12月寻淮洲在作战中壮烈牺牲。1935年 1
月，红军在和敌人作战中失利，方志敏在突围中不幸被俘，后在南昌英勇就
义。余部在粟裕等率领下突围到浙闽地区坚持游击战争。8月，任弼时奉中
共中央命令率领红六军团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8月12日，活动于湘鄂赣
的红十六军并入红六军团，正式成立军团领导机构，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
政委。10月20日红六军团到达黔东，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在印江县会合（会
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萧克、关向
应等指挥下，开创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以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和西
征。
］0月，中共中央命令项英、陈毅、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率领一
部分红军和地方工作人员约3万余人，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掩护
主力突围。第一、三、五、八、九军团连同后方机关等共86万余人，于16
日至21日从江西的瑞金、雩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等地出发，向红二、六军
团所在地的湘西进军，开始长征。
开始长征的时候，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
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当时，中央红军第五军团，自离开中央根据地起，
长期成为掩护全军的后卫，保护着骡马、辎重，沿粤桂湖边境向西转移。全
军8万多人马在山中羊肠小道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个山坳，
非常疲劳。而敌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们怎么也摆脱不掉追敌。
我军行动迟缓，经常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当时南京政府的军队在江西、
湖南、广东、广西之间设置了四道封锁线，任命薛岳为追剿军前敌总指挥，
何健为追剿总司令，调集大批兵力围追堵截。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红军前仆
后继，艰苦奋战，渡漳水、占宜章、过粤汉路，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
面临敌人重兵，“左”倾路线的领导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
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
岸激战达一星期，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惨重的
代价，人员折损过半。
广大干部眼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
在与第四次反“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
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
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
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这时，二、六军团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在川黔湘边界展开了强大攻势。
蒋介石为了阻挡我军会师，忙调重兵堵截、追击。如果我们不放弃原来的企
图，就必须与五六倍的人决战。但部队战斗力又空前减弱，要是仍旧采用正
面直顶的战法，和优势的敌人打硬仗，显然就有覆没的危险。
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
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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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休整。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12月占领通道城
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泽东坚决主张改
变方针，所剩3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关于向贵
州进军的正确方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
黎平会议是红军战略转变的开始，从此红军改向遵义进发，把几十万敌军甩
在湘西，争取了主动，12月底中央红军进抵乌江南岸的猴场（现为草塘）。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猴场召开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
的决议，决定打过乌江去，并作出《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
决定》。决定指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然后向川南发展。会后，红
军分三路强渡乌江，于1月7日攻克了黔北重镇遵义城。红军进入黔北后，
敌人继续调集重兵，部署新的围攻。红军的处境仍然十分危险。一些犯过“左”
倾错误的领导人在严酷的事实面前，经过毛泽东和其他同志的说服和耐心帮
助，也开始觉悟，转变立场，同意召开会议重新确立党和红军正确领导。
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决定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部队在黎平整
编后，立即出发，1935年1月强渡乌江，打下了遵义城。这时期，行军作战
虽然同样紧张，但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英明主张，作战一直顺利，部队情绪也
逐渐振奋。
在遵义休整了12天。党中央就在这时候召开了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即
遵义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博古 （秦邦宪）、毛泽东、
周恩来、朱德、洛甫 （张闻天）、王稼祥、陈云、刘少奇、邓发、凯丰（何
克全）、中央机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
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此外，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
李德 （原名奥托·布劳恩，又名华夫，德国人）和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
议。
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会议开
始，由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作关于反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
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接着，周恩来作了
副报告。他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
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
的分析和批评，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正确的方
向。会上，其他同志多数作了发言，批评了博古的总结报告，支持了毛泽东
的正确意见，拥护毛泽东出来领导。经过3天的讨论，会议通过了《中共中
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会议指定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
发言内容起草这一决议，委托中央常委审查后，发到中共党支部中去讨论，
统一全党的思想。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以来遭
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重新肯定了
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基本原则。根据新的情况，对于今后行动方向，“一致
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会议改组了中央
领导机构，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
权，由中央军委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
“左”倾路线的领导者，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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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代替人民战争。这个错误的军事路线，决定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并招致了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
这次会议，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
东同志为首的新的中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这是
有极大的历史意义的转变，正是由于这一转变，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结束了
长征，在长征的极端艰险的条件下，保存了并锻炼了党和红军的基干，并且
克服了张国焘的退却逃跑路线和分裂党的阴谋，胜利到达陕北，促成了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上把党
的路线转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来，因而在危急关头挽救了红
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历史上一个生
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象拨开迷雾，重见阳光，
一切疑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经过十多天的休整，部队体力稍见恢复，又
进行了整编，并乘敌人合围之前，于1月19日从遵义地区移师北上，计划由
沪州至宜宾间北渡长江，或从宜宾上游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实现
在川西创造新苏区的计划。20日，红军总司令部发布了关于《渡江的作战计
划》，指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是，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
面军由四川西北方实行总的反攻，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
钳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急取四川赤
化”。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为中央红军主力入川电告红四方面
军，指示其向西线进攻，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
这时候，二、六军团在湘鄂川黔地区发展很快，但是因为敌人阻断了交
通，因而无法取得联系。四方面军在川陕也粉碎了四川军阀的六路围攻。当
中央红军经桐梓、习水，渡赤水河北上时，立即引起敌人极大恐慌。四川军
阀急忙抽调兵力至川黔边境布防，派一个师的兵力四处巡弋，并封锁长江，
防我北渡与四方面军会合。当我军挺进至滇东北之威信时，敌周浑元、吴奇
伟纵队已从湖南赶来。土城一仗，未能消灭郭师，敌又大军奔集。我军放弃
北渡长江的意图，突然甩开敌人，再渡赤水河，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
消灭王家烈两个师。这时，敌周、吴纵队也已赶上，和我军展开激战。天下
大雨，山路泞滑，我三军团与干部团和敌人反复争夺老鸦山制高点，一军团
趁黑夜从西侧插入敌人大队中，号声四起，山鸣谷应，敌人腹背受敌，顿时
大乱，仓惶南逃。我军边追边打，直到乌江边，歼灭敌一个多师。残敌渡江
南窜，怕我追击，把乌江浮桥拆掉，来不及过江的敌人全被我军歼灭。这一
战役是长征以来第一个大胜仗。
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
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敌人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
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
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
弄得敌人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
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
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征。
我军在遵义一带主动找敌人作战。敌人却小心防守。3月，我军便自遵
义西进，占仁怀，由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敌人料我将北渡长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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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恐慌，连忙在川黔滇三省边界大修碉堡，企图封锁围歼我军。但我军却突
然由川南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除留一支小部队牵制敌人外，
其余急行军通过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
这时候，蒋介石正亲自在贵阳督战，慌忙调云南军阀部队来围剿。又令
薛岳和湖南部队东往余庆、石阡等地布防。防止我军东进与二、六军团会师。
在部署这次行动时，毛泽东就曾说：“只要能将滇军调出来，就是胜利。”
果然，敌人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指挥行动了。于是，我军以一军团包围贵阳东
南的龙里，虚张声势，迷惑敌人。其余主力穿过湘黔公路，直插云南，与驰
援贵阳的滇军背道而行。这次，毛泽东又成功地运用了声东击西的灵活战术，
造成敌人的过失，我军得以争取时机突然西去。
一过公路，甩开了敌人，部队就象插上了翅膀，放开大步，一天就走120
里。途中，连克定番、广顺、兴义等县城，并渡过了北盘江。4月下旬，分
三路进军云南：一路是留在乌江北牵制敌人的九军团，他们打败了敌人5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