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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军抢劫的对象，甚至剥去八十岁老妇身上的衣服。日军还闯入安全区，
把难民身上仅有的一点财物全部夺去。任何人只要稍加抗拒即被杀害。12月
13日，一个瞎眼理发匠携孩子在南京行走，遇日军向他索钱，因为没有钱，
日军就朝他的胸部射击。12月20日，日军向南京某帽庄的主人索钱，他罄
其所有，交给日军后，日军觉得不够，继续勒索，他无法拿出这么多钱财，
便遭枪击。同日，日军闯入金陵大学红十字会施粥厂向会计员勒索法币7元
而去。日军抢劫金陵大学的教授住宅，共达5次之多，虽然这些住宅既悬美
国国旗，并贴着美国大使馆的布告。可见“国际安全区”也并不安全了。这
里的一个主要负责人，他的住宅被日军“光顾”三次之多，每次都抢些值钱
的东西走。还从他的衣服口袋里扒走他仅有的60元纸币。抢劫之后，日军到
处放火，城内黑烟四起，中华门、夫子庙、太平路、中正路（今中山南路）、
国府路（今长江路）、珠江路等主要街道的高大建筑物都被烧毁，断壁残垣，
惨不忍睹，浩劫之下，昔日街市繁华、人口稠密的六朝古都成了一座尸横遍
地、满目凄凉的死城、地狱。遇坚固建筑不好点燃，就利用化学药品助燃。
无数栋高大的建筑，都屋塌墙翻，化为一片焦土。由中华门起沿中华路向北
走，每隔两三家即有一大堆瓦砾堆，沿街没有一座完整的房屋。而中华门外
的东西街长巷，烧得更加厉害，六七百户人家，片户无存。虽然日军进南京
没受到任何军事上的阻力，但全市三分之一的房屋都被焚毁，瓦砾成山。
上述种种兽性暴行，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近两个月内，几乎每日都要发
生几百件，乃至上千件。日本军部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一项秘密命令中，
承认：“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
强奸的犯人。”密令并指示：“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强奸中国妇女
后，最好将她们杀掉。可见日本侵略军的上述罪行，完全是得到日本军国主
义高级机关的默许和纵容的。
对日军的种种暴行，就是当时的国际舆论也纷纷进行了谴责。 《字林西
报》曾写道：日军“在南京的残暴行为还在继续，中国人并没有可以引起日
本人施行报复的行动，他们一点罪过也没有。连法西斯德国的代表在给其政
府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指出：“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那个日本人，而是
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身临其境的外侨，说
得更为具体：“凡是可能想象的任何罪恶事情，日军进城后，就毫无顾忌，
毫无节制，一一实行。在这一个新时代中，我们找不出什么东西足以超越日
军的暴行。”
日军在南京残酷虐杀俘虏和居民，烧杀淫掠无所不为的暴行失却了起码
的人道，严重违反了国际战争公约。这不是个人的，而是整个陆军，即日军
本身的残暴和犯罪行为。它是日本军国主义政策的一个具体表现。日军对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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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人民欠下了一笔血债。
1946年至1948年，远东国际法庭经过漫长时间的审讯，以大量的无可
辩驳的事实，写出了长达 1218页的对日本战犯的判决书，其中有如下的记
载：
“南京市象被捕获的饵食似地落到了日本人的手中；该市不象是由有组
织的战斗部队所占领的；战胜的日军捕捉他们的饵食，犯下了不胜计数的暴
行。”“日军单独地或二三成群地在全市游荡，任意实行杀人、强奸、抢劫
和放火，当时任何纪律也没有。许多日军喝得酩酊大醉，在街上漫步，对一
点也未得罪他们的中国男女和小孩毫无理由地和不分皂白地予以屠杀，终至
在大街小巷遍地都横陈被杀害者的尸体。”日军“在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
在南京市内发生了2万左右的强奸事件”；“全城内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
年妇人，多数都被奸污了。”在国际法庭的审讯中，还揭露了日军在国际难
民收容委员会所设“国际安全区”内，同样烧杀淫掠的大量罪恶事实。国际
法庭的判决书还认定：“在日军占领后最初6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
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人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
他团体所埋尸体达15。5万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
日本侵略军除了对南京居民随时随地任意杀戮之外，还对南京市民，特
别是对解除了武装的军警人员以及他们认为可能参加过抗日活动和适合兵役
年龄的青壮年，进行过若干次大规模的“集体屠杀”。12月15日，是占领
的第3天，有放下武器的军警人员3000余名，被集体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
集扫射，均饮弹殒命，负伤未死的人也与死者尸体同样遭受焚化。同月 16
日，是占领的第四天，聚集在华侨招待所的男女难民5000多人，被日军集体
押往中山码头，双手反绑，排列成行，用机枪射杀后，弃尸江中。这 5000
多人当中，仅白增荣、梁廷芳二人中弹负伤后泅至对岸，得免于死。梁廷芳
曾被邀出席国际法庭作证。最大规模的集体屠杀，是下关草鞋峡的那一次，
是12月18日，即占领的第6天。夜晚，日军将男女老幼共57418人，全部
都以铅丝捆扎，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使饮弹毙命。在血泊
中尚能呻吟挣扎者均乱刀砍戳。事后，并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目的为
了灭迹。有一个名叫伍长德的，他被焚未死，待日军离去后从死人堆中逃了
出来。也被邀出席远东国际法庭作证。
根据国际法庭的调查和各种材料，在日寇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中，我南京
无辜同胞被杀害的人数约在40万左右；至于被强奸、蹂躏、残害致伤的人数，
以及被抢劫的财物、烧毁的建筑物等等，则更难以数计。这种种残酷的罪行，
为现代战争中所仅见，充分暴露了日本法西斯的残暴本质。这个骇人听闻的
滔天罪行永远保留在历史上，不是日本少数人可以抹杀掉的。
日寇的南京大屠杀，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了最野蛮最可耻的一页。它将
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南京大屠杀，仅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所犯全部罪行中的一个突出例证。
日寇侵入中国14年间，不论是在南京还是在北平，不论在沦陷区，还是游击
区，凡是日军所到之处，无不烧杀抢掠，他们甚至把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当作
“细菌战”的实验动物，到处制造“万人坑”、“无人区”，等等，其手段
之残暴凶狠，面目之狰狞无耻，罪行之骇人听闻，实为人类有史以来所罕见。
这种野蛮屠杀和残暴蹂躏中国人民的法西斯暴行，真是罄竹难书，铁证如山。
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欠下的这笔血债，是任何人也无法篡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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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西斯强盗妄想用种种残暴手段来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然
而，它只能唤起中国人民新的觉醒，激起中国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以强大
的人民战争将其彻底埋葬，并作为留给中华民族教育子孙后代的一份反面教
材。
抗战胜利以后，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谷寿夫被引渡
给中国政府处死。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南京失陷后，唐生智逃往徐州，在列车上见到了力主放弃南京而在郊野
决战的李宗仁。唐生智神情极为沮丧，面色苍白；狼狈之状，和南京开会时
神情激昂的样子判若两人。唐生智说：“这次南京沦陷之速，出乎意料，实
在对不起人。”言罢叹息不已。李宗仁劝慰一番，唐生智便垂头丧气，转陇
海路驶向武汉而去，从此从中国政坛上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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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从1934年10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举行了震惊世界的二
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红军杀退了千万追兵阻敌，翻越了高耸入云的雪山，
跋涉了渺无人烟的草原，其神勇艰苦的精神，充分显示了红军战士无比顽强
的意志，表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坚不摧的战斗力量。1936年10月，中
国工农红军三支主力部队胜利会师陕北，在中国现代革命史上，写下了可歌
可泣的光辉篇章。
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以后，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
机会主义路线对党的统治时期。1931年11且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和1932
年10月的宁都会议，污蔑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为“富农路线”和“极严重
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改变了中央根据地正确的党的领导和军事领导。
到1933年初，白区工作在错误路线领导下遭受严重损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
入中央根据地，更使错误路线得以在中央根据地和邻近根据地进一步地贯彻
执行。
“左”倾路线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任务和界
限，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上层小资产阶级。
第三次“左”倾路线更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把中间派别断定为
“最危险的敌人”。低估了军事斗争特别是农民游击战争和乡村根据地的重
要性，错误地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
但是，因为毛泽东同志在红军中有深刻影响，1933年春的第四次反“围
剿”斗争仍然得到胜利。而在1933年10月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
极端错误的军事路线就取得了完全的统治。1934年 1月召开的六届五中全
会，是第三次“左”倾路线发展的顶点。这时，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革命
危机已到新的尖锐的阶段”。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即是争取中国
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军事上，也形成了完整的体
系。在建军的问题上，把红军的三项任务缩小成为单纯的打仗一项，要求不
适当的正规化，把当时红军的游击性和运动性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
又发展了政治工作中的形式主义。在作战问题上，它否认了敌强我弱的前提；
要求阵地战和所谓“正规战”；要求战略的速决战和战役的持久战；要求“全
线出击”和“两个拳头打人”；反对诱敌深入，把必要的转移当作所谓“退
却逃跑主义”；否定了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不了解正确的人民战争。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开始时实行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陈兵敌
区，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这时，福建事变发生，敌人被迫调动兵力东下。如果我们善于联合这些
主张反蒋抗日的力量，共同对付蒋介石反动派，这会起到极大的作用；同时，
军事上也完全可能趁此消灭一部分敌人，粉碎第五次“围剿”。可是，“左”
倾路线却断言中间派别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坐失良机。敌人摧毁
了福建人民政府，得以从容凋转头来，重新压向根据地。红军主力与敌人在
广昌进行决战，结果大败。广昌一战，红军损失很大。从此，“左”倾路线
又实行了防御中的保守主义，主张分兵把口，完全处于被动，穷于应付，以
致军队越来越少，地盘越来越小。
但是，即使在这样危急关头，他们还是拒绝了毛泽东将红军主力转至外
线，调动和歼灭敌人、用以保卫和扩大根据地的正确主张，实行了逃跑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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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突然决定离开中央根据地，事前未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作深
入的思想动员，又未作从阵地战转为运动战、长途行军作战所必需的准备工
作，即仓促转移。
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之前，1934年7月，为冲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围
剿”、中共中央决定将寻淮洲、粟裕等领导的红七军团改组为北上抗日先遣
队，11月，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并成立了以方志敏
为首的军政委员会，继续北上。12月寻淮洲在作战中壮烈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