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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母写了五十年，在笔记本上记录下生活的历程。在那场恶火中，我们家族多少文书都被焚毁了。唯有这些笔记本，由于一些幽灵的暗中协助，才奇迹般地免遭火焚。如今我拿到了这些笔记本。它们就在我脚下，用彩带扎住。正像克拉腊离去前整理的那样，按事件，而不是按时间顺序分开置放。克拉腊写下这些笔记，使我今天能从中挖出对往昔的回忆，而且借此回想起我个人的劫后余生。第一本是二十页厚的小学生练习本，字体清秀、稚嫩。开头的一句是：“巴拉巴斯从海路来到家里……”
妙在有意无意之间
（译后记）
刘习良
今年7月26日，接到译林出版社施梓云先生的来信，得知译林出版社买下了伊莎贝尔·阿连德的成名作《幽灵之家》的中译本版权，并且希望使用笋季英和笔者的译文正式出版。7月的北京，闷热异常。得到这个消息，不啻饮下一杯沁人心脾的冰水。在我脑海里冒出的第一个想法就是：终于有一家著名的专业出版社关注到这位在欧美早已闻名遐迩的智利女作家，并且按照国际惯例购买了版权。
7月底到8月初，阴雨连绵。虽说溽暑难挨，到底还有比较凉爽的时候。我花去四天时间通读了十六年前的译文，改动了一些错误，补译了两处当初故意略译的段落。
读着旧译，不禁浮想联翩，从事西语文学作品翻译和研究的苦乐经历不住地在眼前闪动。
一
1960年11月，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高级翻译班进修了两年半西班牙语后，奉命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工作。在当时的对外部西班牙语组专门做笔头翻译。三年困难时期，工作之余有些闲暇时间。那时候，年轻人谁也不愿意荒废大好时光。于是，突发奇想，打算试一试翻译西语文学作品。第一篇译文是智利作家劳塔罗·扬卡斯的短篇小说《朽木》。译完了，将译文偷偷地寄给了《世界文学》杂志社。为什么“偷偷地”寄出去？ 因为当时普遍认为我们这些人翻译对外广播稿件是“正业”；翻译文学作品是“不务正业”。那可是不大不小的罪名！ 幸好《世界文学》没有发表。不然的话，真不知道会引起一场什么样的风波。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更没有人胆敢“不务正业”了。我们又和外界处于隔绝状态。关于西班牙文学，我们能够说得上来的，只有在学校听说过的十九世纪以前的作家，像米格尔·德·塞万提斯、佩雷斯·加尔多斯，还有稍后的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等人。关于拉丁美洲文学，仅仅知道拉美“三大进步诗人”：智利的巴勃罗·聂鲁达、古巴的尼古拉斯·纪廉和尼加拉瓜的鲁文·达里奥。至于西班牙和拉美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只好承认是一无所知。
“文革”过后，党中央领导全国各行各业进行拨乱反正，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开始复苏。1979年10月，几十名学习过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外国文学爱好者齐聚南京，一致决定建立全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1982年8 月，在天津举行了研究会的第一届年会。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各级领导的支持下，本人有幸参加了这两次会议。老实说，当时我完全处在一种懵懵懂懂的状态，参加会议，只有听讲的份儿。
在会上，一个又一个新名词撞击我的耳鼓，什么“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社会现实主义”等等，听了也不明白。一个又一个作家的名字响彻大会会场，加西亚·马尔克斯、胡安·鲁尔福、卡洛斯·富恩特斯、阿莱霍·卡彭铁尔、巴尔加斯·略萨等等，对他们的生平和创作，我简直是闻所未闻。其中最令我吃惊的是一位外国文学前辈的发言。他告诉我们，在一次和美国作家的谈话中，他曾经问道：目前哪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学最引人注目？ 对方回答说：拉丁美洲文学！ 听了这番话，我一方面为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惭愧，另一方面又为当初学了西班牙语感到庆幸。
回到北京后，浑身充满了跃跃欲试的劲头。尽管从1979年10月起我开始转入行政管理岗位，还是尽量利用业余时间翻译拉美文学作品。
面对这么多知名作家，作为试笔，究竟从谁的作品开始呢？ 选择的前提，自然是最著名的作家的主要作品，而且手头上还要有他们的书。那时，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几份拉美国家出版的报纸。报道最多的当属加西亚·马尔克斯。恰好我的书柜里收藏了他的几部作品。
1980年初，动手翻译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三部短篇小说《咱们镇上没有小偷》、《礼拜二午睡时刻》和《纸做的玫瑰花》，合计三万五千字。初次涉足文学翻译，对自己的译文能否变成铅字，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忐忑不安地等了半年，上海《外国文艺》1980年第3 期终于发表了全部译文。四十多岁的人，手捧着新出版的杂志，翻来覆去地阅读，可喜耶，抑或可悲？ 时至今日，我依然对杂志社的编辑怀有感激之情。没有他们的支持和鼓励，我可能会就此放弃文学翻译事业。
译文发表后，信心大增。于是，和笋季英合作翻译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中篇小说《恶时辰》和《枯枝败叶》。1982年10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译文全部被收录进去。此外，还翻译了《百年孤独》的片段。
嗣后，一发而不可收拾，陆续翻译了墨西哥作家胡安·何塞·阿莱奥拉和何塞·雷维尔塔斯、智利作家弗朗西斯科·科罗阿内、乌拉圭作家马里奥·贝内德蒂等人的短篇小说，而且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回想那段时间，真是犯了“翻译饥渴症”。见着什么，翻译什么，根本无暇研究作者的创作特色和创作道路。对那段“饥不择食”的翻译经历，如今倒也不感到后悔，毕竟练了笔，积累了十分短缺的文学翻译经验和技巧，而且还进一步学习了汉语。
二
翻译危地马拉著名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的《玉米人》是我们按照外国文学翻译规律办事的起始，也是一次艰难跋涉的翻译历程。
1980 年4 月下旬，在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的老同学陈光孚建议我和笋季英翻译《玉米人》。6 月上旬，拿到原书，读了几页，竟然不知所云。硬着头皮读下去，书中出现了一些故事情节，能够读懂了。试译了两三面，实感力不胜任。犹豫了半年之久，到10月上旬方才勉强答应下来。不料，这颗“苦果”我们竟啃了四五个春秋。实算一下，至少有两年的业余时间，包括清晨、夜晚、节假日，全部搭了进去。
我们承诺翻译《玉米人》，只是出于难辞朋友的嘱托，并非因为对该书的文学价值及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有什么深刻认识。那时候，我只知道阿斯图里亚斯是危地马拉乃至拉丁美洲的著名进步作家，还知道我的同窗老友黄志良翻译的《总统先生》是一部政治小说，而《玉米人》则是一部社会小说。仅凭这点知识就贸然答应下来，真可谓“无知者无畏”了。
待到开始翻译的时候，才感到困难重重。坐定了冷静地思考一下，发现造成难题的原因有四个。
首先是不熟悉作品中描写的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的生活状况和生活细节。其次是不了解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风格和写作技巧。第三是对阿斯图里亚斯的创作道路，特别是《玉米人》的创作意图，缺乏基本知识。最后是我们的汉语修养远远不足以传递这位具有世界声誉的大作家的丰富多彩的语言。
知难而退，中途撂笔，还是好好补课，坚持到底？ 在友人的鼓励下，我们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也可以说在无意中选择了一条符合外国文学翻译规律的路。
那几年里，我翻阅了一些有关危地马拉历史和现状的文章和书籍，阅读了介绍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的文章和小册子，还翻译了两篇研究阿斯图里亚斯小说创作道路和创作特色的评论。为了练笔，翻译了几部比较浅显易懂的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此外，还大量阅读我国作家的小说，抄录了几本词汇和句型，算是“恶补汉语”吧。在阅读《玉米人》原文的过程中，查阅字典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尽管如此，有些词汇和句子的含义还是弄不明白。幸好一些偶然的机遇帮了大忙。1984年，在中联部工作的笋季英接待了一位危地马拉来访者，借着访问的空闲时间向他提出了一百多个语言问题。对方热情地一一作答。有些问题甚至引得他哈哈大笑。据他说，除了像他那样土生土长的危地马拉人之外，其他拉美国家的人恐怕也弄不懂那些方言俚语。同年，笔者接待了一批墨西哥电视界的朋友。闲谈中，我们详谈了墨西哥和中美洲印第安人的生活习俗、思想信仰、思维方式，例如他们主张“人是人，又是保持自身的动物”的纳华尔主义（Na hua＇lismo）．巫师神汉在印第安人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印第安人对今生来世的看法，等等。1985年，我随同中国广播电视代表团首次访问了墨西哥，在人类学博物馆看到了一幅表现“人与玉米血肉相关”的大型壁画（ 一个死人躺在地下，尸体上长出一棵茁壮的玉米，含义是人靠着吃玉米维持生存，人死后变成养育玉米的肥料） ，以及印第安人使用的器物，还在著名的印第安人遗址奇琴伊察参观了完整的古代建筑和大量石雕，听取导游介绍印第安人对天神羽蛇的虔诚信仰以及殉葬习俗。
机会是偶然的，利用机会则是有意的。正是有意利用了偶然的机会，我们才渡过了几重翻译难关，于1984年1 1 月8 日交出译稿。然后，又几经周折，广西漓江出版社最终将《玉米人》收入“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第二辑，在1986年3 月出版。五年后，该书获得新闻出版署主办的“首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三版序言中引用了尤·李比希关于化学家不断“脱毛”的说法。“不适于飞翔的旧羽毛从翅膀上脱落下来，而代之以新生的羽毛，这样飞起来就更有力更轻快。”翻译《玉米人》就是我们在翻译事业上的一个“脱毛”的过程。我从比较熟悉的汉译西转入了西译汉；笋季英则从比较熟悉的政论文翻译转入了文学翻译。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对什么是魔幻现实主义有了基于实证的概括性认识。在《魔幻和现实的融合》（ 《玉米人》译本前言） 中，我是这样说的：根据印第安人的思想意识，在叙事和描写中插入神奇而怪诞的人物和情节以及各种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