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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严格规定军队的组织体制和训练与教育方式，彼得一世颁布了一系列条令、条例。这些条令、条例都是在总结征战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十七至十八世纪，队列训练还未演变成操场机械训练，因此，还含有战术队列训练构成分。条令尽管被叫怍队列条令，但其中除队列动作外，还阐述了战斗训练的其他问题。早在1698年，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韦德少校就遵照彼得一世的旨意，就军队训练问题写了一份详细报告。这份报告对当时西欧各国军队所实行的训练方法作了批判性分析。1700年，在彼得一世亲自参加下，以戈洛温将军拟制的草案为基础，制定了俄国正规军队的第一个队列条令——《日常训练简章》。
1702年，颁布了《龙骑兵队列训练概则》。1706年，对上述两个条令作了重大修改。同年，在缅希科夫主持下，制定了骑兵（龙骑兵）条令一一《简明操典》。1708年，彼得一世编撰了《当今作战守则》。1714年，又颁布了《军事刑法典》和《腓特烈编制细则》。最后，1716年，颁布了《陆军条令》。这个条令是对北方战争经验的总结，同时也是对俄国军队改革的总结。条令中，除行政管理问题和战术外，还阐述了对正规军队训练与教育的要求。彼得一世制定的所有右关军队训练问题的条令，都体现了一条基本原则，即按照实战要求训练。因此，毫不奇怪，正是彼得一世在历史上第一次采用了象演习和大演习这种最完善的战斗训练方式。从这时起，演习和大演习就成为军队战斗训练的最高形式，并且逐步在世界各国军队中流行起来。演习和大演习的出现，是军队训练方式和方法发展的必然结果。首先应予指出的是，由于作战方法和上述其他条件的日益复杂化，必须不断完善训练方法，加强军队的协同动作能力。战术训练和军队野战素养重要性的提高，导致了战术演习和大演习的出现。
彼得一世时代，军队的战术训练全年进行，并在结束时举行演习和大演习。1691年、1692年和1694年，曾举行过三次在当时来说规模相当大的犬演习。
有趣的是，当时每一次大规模的演习都带有具体目的。演习的组织方法、军队的任务和行动特点全都取决予演习的目的。例如，1691年，彼得一世组织了一次以训练步兵和骑兵在战场上协同动作为目的的大演习．1694年和1695至169C年冬季，举行了两次强攻要塞的大演习。1691年，在谢苗诺夫斯科耶大演习中，参演部队分成两军：“我军”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谢苗诺夫斯基团、列福尔托夫团、布特尔斯基团、数个雇佣骑兵团和骠骑兵部队组成；“敌军”包括数个射击兵团以及骠骑兵和雇佣骑兵。大演习是在野外进行的，双方的直接冲突持续达数昼夜。关于组织与实施演习和大演习的方法，可以1604年在莫斯科近郊科茹霍沃村和科洛缅斯科耶村附近举行的科茹霍沃大演习为例。这次大演习的主要目的，是进行强攻要塞训练和检验军队对亚速远征的准备情况。为了实际演练夺取要塞的战斗动作，在莫斯科河弯曲处、科茹霍沃村对面构筑了一座五角形要塞（大型野战工事）。工事的外面为一道5俄尺高的墙和一条4俄尺深的壕沟。要塞的五个角可安放火炮的突出部，火炮可从炮眼向外射击。墙上设有拒马，墙外再陷阱。总之，为了加强要塞而做了一切必要的工程建筑工作。大演习由双方进行。防方由大臣布图尔林指挥，任务是固守要塞。攻方由罗莫达诺夫斯基公爵指挥，任务是强渡莫斯科河，夺取要塞。双方参演兵力合计达4万人。大演习于9月27日开始。当天全天，攻方进行了侦察，企图渡过莫斯科河，但是由于防方警惕地守卫着河岸而未获成功。27日深夜，攻方冒着狂风大雨强渡莫斯科河，终于获得成功。
布图尔林数次派骑兵顽强反击渡过河的罗莫达诺夫斯基的部队。但是，后者及时放置了拒马，牢牢地巩固了登陆场。在以后的6天里，攻方展开了围攻作业，并在要塞附近构筑了设防阵地。尽管受到防方的抵抗和多次偷袭，攻方仍挖掘了壕沟，修建了多面堡，铺设了道路，从而一步步地接近要塞。10月4日开始攻打要塞．进攻部队携带了大量干树枝、束柴、木板和架桥器材以备通过壕沟时使用。夺取要塞外围墙的战斗持续了4个多小时，防方顽强防御。他们向进攻者投掷手榴弹和装有可燃物的瓦罐，倒水，用木棍和绑着点燃树脂、硫磺和火硝的大麻纤维团的长竿往下打。据目击者证实，战斗异常激烈，以致双方都有许多人受伤或致残。多尔戈鲁基公爵在格斗中受重伤，不治而亡。
在向防御力量薄弱的后方和翼侧展开进攻后，要塞才被占领。但是，彼得一世对于这样快就夺取了要塞并不满足，因为他想充分地演练围困和攻击要塞的各种方法。于是，双方军队再次分开，一切从头开始。防方加构工事，攻方则开始地下士工作业。攻方在要塞下面挖了数条坑道，准备在里面放置炸药。防方发现后，便向坑道里灌水，迫使攻方向外淘水或易地重挖。终于，在10月15日一声爆炸之后，攻方再次发起攻击。经过比第一次进攻时更激烈的格斗，要塞被攻克。这一次，不仅有许多人受伤，而且还有人死亡。10月17日，攻占防方在要塞后面构筑的设防阵地（辎重所在）之后，历时约20天的大演习终告结束。
尽管大演习表明部队进攻要塞的训练非常薄弱，但这却是组织军队战术训练的一次创新。大演习根据统一的意图实施，演习双方都有明确的战斗任务，并且自始至终都按照自己的决心行动。大演习中几乎完全没有程式化的东西，并且最大限度地接近于实战要求。大演习不分昼夜、风雨无阻地连续进行，演练了从侦察到展开进攻的全过程。还进行了一切必要的工程作业。演习的每一方都由自己的司令员（“大元帅”）指挥。彼得一世作为大演习的总导演，在行动开始后一般不干涉演习的过程，而是扮演一个次要指挥员的角色。
大演习中也没有任何调理员，战斗结果完全取决于双方的实际冲突。在当时的战术条件下想必是可以不要调理员的。然而，就是在当时，这对大演习也有一定不良影响，因为当时对双方的炮火和要塞内枪枝的射击根本未予考虑。但是不管怎样，从组织与实施的方法来说，这已经是战术演习和大演习了。此后，彼得一世经常组织类似的演习和大演习。1708至1709年，即使是在远征期间，仍在战斗间隙不断地举行部队演习，为即将进行的波尔塔瓦会战做准备。德拉戈米罗夫在评价彼得一世的战斗训练休系时写到。“俄国的伟大改革者没有借鉴任何东西，因为他懂得，如果借鉴将一事无成。时不我待，没有时间来想出一套系统的战斗训练方法，只有通过战斗学习战斗……训练如同实战。”总之，十七世纪末在俄国军队中产生战术演习和大演习这样的成斗训练方式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军队的单一成．分和高度的精神战斗素质、战争坚定的目的性以及坚决果敢的战斗行动，向军队的战斗训练提出了与其他国家军队不同的要求，导致了军队最先进训练方法的出现。西欧各国军队在当时没有举行过一次类似的演习。彼得一世远征的参加者库拉金在谈到科茹霍沃远征演习时写道：“可以说，欧洲的君主们几乎不可能搞得比这更好。”就连德国军事作家、《军队大演习》一书的作者阿尔贝特？博古斯拉夫斯基也不得不承认，对抗演习和大演习首先出现于俄国。
某些历史文献认为，大演习出现在十七世纪末的法国，是路易十四的军队首先采用了类似的训练方式。但是，这种大演习带有很大的娱乐性，并且通常只是在国王和内侍官的参加下演练攻击土建工事。十八世纪初，西欧各国军队普遍采用了战术演习和大演习这种战斗训练方式。但是，演习通常是单方面的，没有任何战术情况。只是在西里西亚战争以后，某些西欧国家的军队才开始举行有一定战术情况和假设敌的演习。后来，开始用旗帜和单个骑兵表示敌人。各色旗帜表示假设敌的兵力和编成。而在七年战争爆发之前不久，德国和法国则用一些独立部队充当假设敌。十八世纪后半期，西欧各国军队才开始举行对抗演习和大演习。例如，1753年，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曾在施播道地区组织了一次对抗大演习，参演兵力3。6万人；1754年，在波茨坦地区又举行了一次规模与上次演习大致相同的大演习。
这两次大演习是为七年战争做准备的，因而是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1778年，法国军队在诺曼底举行了一次对抗大演习。彼得一世死后，在俄军服役的外国人米尼赫元帅成了俄国军队的统帅。他实行了一系列与俄国军事制度相抵触的改革。反动的贵族集团和在俄军服役的外国人合谋摒弃了彼得一世制定的先进的训练方法，千方百计在俄国推行普鲁士的军事制度。为此目的，米尼谤颁布了两个新条令，即《普鲁士操典》（《步兵操典》，1731年）和《胸甲骑兵操典》。这纯粹是译成俄文的普鲁士条令。
这些条令倡导的足操场练兵和机械训练；军队训练的目的，是为了在步法操练时做到队列整齐无懈可击和伴着鼓点儿完成操枪动作。稍晚，苏沃洛夫在评价保罗一世推行的普鲁士条令时写道：这部条令是“从古城堡废墟的角落里找到的被老鼠啃得残缺不全的古代手写本……被翻成了生硬的俄语”。普鲁士军事制度的弊病，还表现为对士兵漠不关心和极端残酷无情，以及不仅剥夺了士兵、而且也剥夺了军官在战斗中的任何主动性。
彼得一世的女儿伊丽莎白登基后，开始恢复其父在位时推行的制度。1755年颁布的步兵条令《步兵队列操典》与米尼赫的条令相比有很大改进，但与1716年条令相比有退步。1763年颁布的《步兵队列条令》和《骑兵操练条令》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七年战争的经验，但是同时，也过高地估计了火力和火力战斗的作用，而低估了步兵白刃战、步兵成纵队行动以及步兵、骑兵坚决果敢行动的作用。总之，普鲁士军事制度的影响始终未能彻底克服。
七年战争（1756至1763）表明，普鲁士式的练兵方法是根本不足取的。但是，这次战争以后，俄国和西欧各国的反动当权者们仍死抱着普鲁士军队的训练体系不放。
二、十八世纪后半期演习和大演习的实施方法
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专制制度日益巩固。工业特别是生铁的生产，取得巨大成就。俄罗斯帝国的对外政治活动大大地活跃起来。50年中，俄国进行了八次战争，总共有20年处于战争状态。在收复俄国的固有土地和夺取出海口后，俄国专制政权走上了追求掠夺性目的的道路。至十八世纪末，俄国拥有50万军队，国家预算的一半被用来支付军费。反动统治和农奴制剥削日益加强，导致了农民和“工人”的骚动。
上述一切也直接影响到军队的训练方法。为顺利进行战争，必须使训练接近于实战条件，提高士兵的民族自觉。然而，地主一农奴主却对唤起群众的觉悟和群众自由思想的任何表现怕得要死，在普加乔夫起义以后尤其如此。因此，一方面在作战军队中采用了许多最先进的训练方法，另一方面是仍然沿用着反动的训练与教育方法，其目的是要把士兵变成俯首贴耳、盲目服从、为农奴主政治效劳的可靠工具。
然而，和米尼赫的改革一样，新条令中的反动原则在俄国军队中很难施行。尽管受到阻挠和反动制度的束缚，俄国军队在七年战争及后来的各次战争中仍然基本上按照，本民族的传统作战。俄国进步的将军和军官们不愿屈从于对俄国军队来说难以接受的普鲁士制度，他们为维护和发展彼得一世制定的军队战斗训练与教育的原则而斗争。在这些进步的、充满爱国热忱的俄国军官中，涌现出了象鲁缅采夫、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这样杰出的统帅，他们的名字是与十八世纪后半期俄国军事学术和军队战斗训练方法的进一步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俄国军队的战斗经验不是在政府颁布的条令中，而是在一些著名的文件中得到反映和确认的，这些文件包括鲁缅采夫的《军规》（1770）、《炮兵连连长教令》，苏沃洛夫的《猎骑兵训练训令》，以及一系列其他命令和教令。鲁缅采夫、苏沃洛夫及其他进步的俄国统帅坚决反对那种只是把敌人赶跑的消极行动。他们在战争中实行的是坚决交战的原则，把坚决交战视为夺取战争胜利的基本的和最可靠的方式。他们赞成采取积极、迅速的进攻行动，而反对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