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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楼全部安装好后，志刚告诉我彩灯控制器的使用方法：“就这几种彩灯的流水方向，你试着调几次，有什么问题打电话叫我。”
我说：“你调好一种最常用的就行了，我只要每天只按开关，其他的我不学。”
志刚走了以后，这个控制器除了开关，其他部位我一下也没碰过，就让它维持原状的好，出了故障也不是我的责任。我逐渐看到了自己性格中的某一方面：对于不懂的东西，不会轻易去尝试，我只适合于适应、改善一个旧环境，而不适合去创造一个新环境。
五 十 策 略 调 整 与 悠 闲 时 光
第五十条 罪犯间一律互称姓名，不得叫绰号、起外号，不准称兄道弟，不得使用入监前在社会上的邻里、亲友、家庭称呼。
九七年度积极分子评选第一榜贴出来了。我果然是四个省级积极分子之一：八个月徒刑又到手了。
没人向我祝贺，包括几个老乡，在他们看来，我当上省级，如同每天的收工饭是抿圪抖一样，丝毫没有惊喜之处，太平淡无奇了。
按照监狱规定，上年度的省级积极分子且刑期过半者，挂红牌。于是，我的胸牌换成了红牌。虽然98年3月开了表彰会后才能最终确认，但对我而言，开不开那个会都一逑样。
看着胸前这个象征着荣誉、地位、大油身份的朱红胸牌，我内心里有点象发了横财不敢露富者一样，患得患失，毕竟，虽然自己刑期过半，但到劳改、到荫矿、到24中队的时间太短了点，而这荣誉来得太多，太快，我有点害怕……
“怕个逑！”我暗自给自己打气：“命中有终须有，命中无不强求，堂堂正正坐班，光明正大获奖，有什么好怕的！只要平时更加谨慎一些，别出个什么事就行。”那么，我的坐班工作真的那么完美？错，我唯一的软肋，就是怕打新犯人的事被人点炮，然后上面派人来核实，然后……不堪设想！到时候没人能帮得了我！突然间我大汗淋漓。可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是不可挽回的，那么，现在谁最有可能对我构成威胁呢？
应该是24中队的犯人，他们了解我平时培训新犯人时的情况。特别是勤务犯，因为板油们的心思都放在少干一点活多吃一片肉上面，是不会在乎上层事务的，勤务犯中，谁的可能性最大呢？反过来想，我如果对中队事务插手过多，或象现在这样连年获奖、大有准备到中队积委会兼职之意，会威胁到谁的地位呢？应该是范凄和刘务。那么，理所当然地，他俩也会视我为最大威胁，所以，他俩成为可能影响到我的最大威胁。
此二人现在倒是面和心不和，但是，如果二人对我带来的威胁形成默契，一唱一和地点我的炮，那我岂不是死无葬身之地？感谢党啊！你赐予了我智慧，让我在未受到挑战之前及时想到了这些！现在，我只有先下手为强了。
监狱就是社会，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不可能完全脱离任何群体而孤单地在社会上存活。从一进号子，灌输进我脑子里的关于人际关系的原理就是：除了亲妈亲老子，其他人谁也不能相信。经过这几年的锻炼，特别是在学习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之后，我对这种认识的理解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人与人之间，应该在不相信任何人的基础上，对用得着的人，增加一定量的信任。对对方信任多少呢？就是以如果对方出卖自己所遭受的代价为尺度，成正比地增加。此时此刻，我需要别人的帮助。但是，我敢将求援之手伸向谁？也就是说，我可以将为数不多的信任，投向谁？
老刘，与我很熟，可以在瓦些组员的东西方面帮忙，不过随着中队卖货时品种日益丰富以及我与内勤小阎的关系的日益融洽，什么布鞋、枕巾、茶叶、火腿肠等，我都能自给自足；小成，我曾让他用烟到大灶上给我换些生鸡蛋（给干部们煮方便面时用的），他很利索地答应了并且在打中班收工饭时给我拿了回来，当我提醒他注意安全时他挥舞着小手：“没问题，那人和我是邻居，就算他出了事，也不能把我咬进去，不然我出去后每天泡他妹。”鸡蛋就放在柜子里，外面挡了厚厚的报纸做伪装；小敏，回来坐班两个月，与我已经很熟，我能感觉到他在与我说笑打闹时，很开心很放松，这说明他对我是信任的，但是我敢不敢去相信他呢？至于说二臭小龙等人，我与他们虽然见了面也是嬉嬉哈哈的，但心里的防线戒备森严、不可逾越。
我决定在小敏这儿有余地地孤注一掷。
“小敏，问你个事儿。”
“甚？”
“我想打听些关于范朋的事，听说他还经常喝二两？”
小敏低头不语，我语气平和，但突然如此发问显然是来者不善。
“我保证不会害他。你也可以不说，不过不管说和不说，我希望这事仅限于你和我，明白吗？”
小敏沉思了一会后告诉我，范凄“以前”有时候会喝点酒，在锅炉房里面的小澡堂，一般是晚上犯人们都去上文化课了：“比如今天晚上这样子，喝点酒泡个澡，挺舒服。”
小敏含糊躲闪的话让我明白了：今天来带中班出工的分队长，是当年管范凄、小敏他们二组的，中午我正在楼道坐着，当时还奇怪这干部进了中队后不先找值星员安排工作，而是急匆匆神秘秘地被范凄拉进锅炉房。小敏啊小敏我感谢你！我要是能成功地挑起范凄和刘务之间的内哄，你功不可没！
不过，我无意纠缠于细节，而是岔开话题，很淡然地说：“劳改队吃点喝点其实没什么，也死不人也跑不了人，郝导要求的是犯人要手无寸铁身无分文，对中队勤务犯来说，现金才是大忌，万万不能被发现。你要是有机会就跟他透露一下，在这方面一定要小心。”
小敏点点头。
晚上近八点，刘务送犯人去教学楼上课后一会就回来了。犯人们到九点半左右下了课自己会回来。
近九点，我进中队上厕所，一进楼道就大声吆喝有付给我送手纸过来。然后我径直就去解大手了。
一小会，有付屁颠屁颠跑过来，胳膊伸老长递给我卫生纸。我假装专心看报，没看他递过来的手纸，实则是想让他离我近点而且多呆一会——果然，有一股淡淡的酒气！我想范凄这主任确实当得不咋地，在有付的锅炉房喝点小酒，居然还得让有付陪着喝为了堵嘴。以前老五大杨他们喝，有付连蹭口酒的念头都不敢有的。
我眼睛继续盯着报纸，慢慢抬起手接过手纸，有付又颠儿颠儿地跑了，我呵呵笑着大声说：“透你妈有付，你急逑了急！老子又不透你！”
两天之后的傍晚，我把范凄叫下来，开了郝导办公室的门，打开写字台内侧最下面的一个抽屉，掏出一封信递给他，是举报他违反监规喝酒的信，时间地点参加者一清二楚，字体歪歪扭扭很没文化。我让他草草看了一遍就拿了过来，小心地按原位置放好。范凄的脸唰地白了，前额上冒出了大粒的汗珠——他和我一样，今年也是一榜上的省级积极分子，如果此事被追查核实，他将失去一切。
我说：“我估计没事。今天郝导问我自从老五他们几个走了以后，中队还有没有打架喝酒这些事，我说不可能有啊，现在管这么严，几个坐班的各管一块儿，因为怕出了什么事以后牵连着承担责任，平时都互相制约着挺紧的呀。刚才我拿茶叶时看到这信，赶紧把你叫下来，你我也算半个老乡，不管咱有没有这事，以后都得注意。闹个省级，多不容易！”
范凄恶狠狠地说：“谁他妈这么阴，无中生有编这故事来害我！老子查出来非闹死他不可！”
我说：“你要是想把事儿搞大，就尽管去查吧。信既然压在这儿，就说明大队也不愿在这节骨眼上底下哪个中队的勤务犯出问题。要是以后大队干部问起你，你尽量漫不经心些一口咬定没有，就行了。”
范凄很客气地告辞走了，并且很稀罕地没有颠着步伐。这是我俩唯一一次客气地谈话并且超过了三句。不知怎地，我和他之间总象隔着点什么。
随后的事我就没亲眼见到了。听说范凄开了个勤务犯会议强调门岗管理：干部下班后，有批条出入门岗，也得经过他这个主任批准。这下把刘务有点惹急了——年底他正需要频繁地去教育科找人办事（他收了组里大油们的烟，要保证人家各科考试成绩，不然影响了人家的评奖和明年的报分，要他好看）；后来听说范凄又在中队长、指导员处连点几炮，矛头直指刘务，使其接连受到训斥和警告：“咋闹的你！再这样，你今年的积极分子也别要了！”后来又听说刘务在打探到一点内幕后，脸红脖子粗地去找范凄理论，都是粗人，都是火爆脾气，三句话过来就顶崩了，要不是旁边的人拉着，早打个不亦乐乎（拉架的人是有付和小龙。有付因心里有鬼而拉架，小龙平时需要刘务给撑腰而拉架，不愿二人在这时候出事。要放平时或换别人，爱鸡巴咋打咋打，打死更好！犯人们都躲在门后偷笑着偷听呢）。
这些，都符合我的“威胁论”，因为我当时让范凄看举报信，断定他会怀疑到刘务头上。为什么不呢？一，刘务也知道他喝酒之事，二，今年的四个省级，中队长提了两个生产组的值星员，我的位子又难以扳倒，如果他范朋出了事，取而代之的当然是刘务。这就叫威胁。
当我将收到的来自各方面犯人的消息汇总分析后得出结论：白某暂时无忧矣！
不过，看来以后真的得调整一下在24中队犯人中的策略：对积委会成员等几个大油，要在礼貌地拒之于千里之外的基础上，偶尔增加一点闲谝乱侃，于随意中流露出自己无意在中队占一席之地之意。人嘛！对于对自己构不成威胁的（貌似）强大对手，谁也不会轻易去招惹；对其他犯人，一视同仁地增加亲切地交谈；对新犯人嘛，这是个头疼问题，我可以改变一贯的作风吗？马克思说，一切都在变化，那么我的做法也应随形势而变。我决定在以后的新犯人培训中，减少抡耳光这种过于嚣张跋扈的做法，以用重拳捣其心窝而代替。
今年的元旦晚会照例由我来主持。
各组报上来的节目不少。我采用电视上哪台晚会的做法，把犯人按生产组分为甲乙丙三支小队，电工组、病号组、坐班组全分下去，干部也分开，然后进行各队节目的评比打分。
我这脑子，反正是想不出什么新招，只能模仿现成的，这也符合我的性格，不过，就这种照葫芦画瓢的做法，在荫矿四十个中队里还是蛮新鲜的——晚会进行中，教育科小报社的王干事带着扛摄像机的小贾到各中队调查采风时，还在我们中队录了好大一截，期间我还邀请二人表演了节目。后来在监内闭路电视上播出的对犯人元旦晚会的采访时，24中队被重重地介绍、夸奖了一番呢！这些，当然仍旧不是白某人之功，而是中队干部及全体犯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次日，犯人们眼中的我依然是淡然的、冷漠的、不可揣测的。
现在，既无远虑又无近忧的我，每到周六周日也会去文化室很舒服很惬意地看一会电视。我的折叠椅在后面墙根有了稳固的一席之地，就算我离开一会，椅子放那儿也没人敢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