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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车都得先交10来万块钱，你能养这车啊你？将来还是个处理品。
老曲头听明白这笔帐以后，很憨直地说：不管贵贱吧咱自家用不着这车，孩子们也用不着，谁没事老整这玩意儿啊！老马说是啊，咱家要是不种地，你买不买耕牛？一头牛3千吧，你不用它种地，还得给它拔草铺圈，你干不干？老曲憨直地笑道：这牛一千块卖给我也不要！我买它看样儿？
老马对我一笑：你说老外他奖咱中国人汽车，真不如奖美金吧！
我离开大连时，到老马的西班牙式别墅作客。别墅有两个车库，曲云霞的那台闲车停在一间当中，静静地发出很高档的幽光。这时候是九五年的3月底。
后来我几番从大连转赴沈阳，到运动队深入生活开展采访。在运动学院大院里的田径队驻地，我有幸观瞻了属于王军霞和刘东的那辆奔驰车。它很有灵气儿地停放在室内田径馆投掷房中的空地板上。停车点与训练区之间隔着一道帆布篷，隔蓬那边传来“吟吟”的铅球落地声和杠铃器械的举落声。我默默地尽量以平常心来看待这台双料世界冠军车，仍然觉出了它具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尊贵。那边的铅球不会误投过来吧？
这三件世人瞩目的特殊奖品将来会落入谁手？命运如何？实在难以预料。
第五章 辞职揭秘
当年，崔大林起用了马俊仁。为啥闹辞职？改革就是权力再分配。闫福君写了“体坛王气在辽宁”的诗句。惊动上层人物说了话，闫福君忍痛离职，同情者众。老马做驱闫先导，邓学政认为是个大败笔。两次家长会，冷热两极端。“金牌的摇篮，也是腐败的摇篮。”
经过了1993年的辉煌，马家军在一片建立新基地的喧闹声中即将进入1994年。时逢年头岁尾，田坛无赛事，马俊仁和他的马家军本该歇一歇喘口气。却不料媒体忽报马俊仁正在辞职！据说重要原因是有人压制人才破坏训练等等。此讯立即在全国上下引起轩然大波，同情理解马导者甚众。马俊仁的突然辞职引来了1994年中国体坛第一桩爆炸新闻。
这场风波对于马家军后来的命运关系重大，应当载入马家军的史册。我们尚处在一个人治社会里，深受僵死的计划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僵死的干部体制之苦。你只要看一看周围计划经济系列的任何一个单位，鲜有不闹矛盾者。不是党政不合，便是正副之争，拉帮结伙，人身依附，人格扭曲，内耗不停，走到哪里竟是一个样。所区别者是个程度问题，有的矛盾公开尖锐，有的还相互留点儿面子，有的既联合又斗争，有的先隐蔽后暴露，有的心甘情愿作宦官，有的把人马划成亲你或亲我，屁股坐在哪一边？千条江河归大海，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营造自己的小王国——这是我们多少年来封建人治专制土壤的天然果实，是个国粹顽症，是人事体制要变革的问题，是促使我们思考如何改良脚下这块土壤的问题。
我们对马俊仁的脾气性格已经熟知，对当时的辽宁省体委副主任兼运动技术学院院长崔大林也比较熟悉。崔大林在1988年力主辽宁体育界的改革，在国内体育界第一个引进竞争机制，打碎铁饭碗，取消教练员终身制，实行聘任制，破格把马俊仁从基层体校选拔上来，从而解开了马俊仁这匹千里马的缰绳。当马俊仁在五届全运会上惨遭失败的时候，当平日里许多人对马俊仁多有非议的时候，崔大林多次宣讲：“老马身上有一种非凡的敬业精神，勇敢的创新精神，他有一股子宁折不弯的闯劲儿，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他一次施展才华的机会呢？”当有人批评马俊仁身上毛病多爱放炮时，崔大林又坚定地说：“人不可求全，毛病谁没有？要敢于用人一技之长！”——若非先生垂三顾，谁识茅庐有卧龙？中国人际关系讲究的是渊源背景，封建人伦社会遵循的是主恩知遇。老马和大林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大林是正宗的干部子弟，文革中同样忍辱受苦插队插到铁岭。他从小浸泡在东北良好的体育环境中，特别喜欢篮球足球，插队的时候是县里男篮的一名好前锋。个头不算高，黑而精壮，弹跳好投篮准确动作迅猛。这又是孙玉森告诉我的。那时候孙玉森从沈阳体院毕业后正好分配在这个小县的体委主抓篮球队。往后孙玉森调到铁岭地区体委，崔大林也升到地区队。这又是一个较深的渊源。文革后大林回城返沈阳，先是在省体委援外办当干事，仍在体育这条线上发展。到了1980年，30来岁的崔大林就担任了辽宁田径队的大队长。孙玉森这阵子也从铁岭调回省城也到了省体委。他们从20多年前就在一起，切磋体育的技战术和人生的苦与悲。二人在相似的人生道路上算是前后脚一块儿前进。孙玉森是科班出身，崔大林是自学成才。具体说究竟是谁帮了谁的忙，这无关紧要，二人的关系一直很厚实处得挺铁，称得上心心相印。崔大林在1985年出任了省体育运动技术学院的院长并成了省体委党组成员，时年36岁。孙玉森当时大概不到40岁吧，又继崔大林之后担任了田径队队长，崔大林成了孙玉森的上级，两人一个心眼儿要把辽宁田径抓上去，1988年招来了马俊仁。崔大林当院长要操心的运动项目自然很多，但他毕竟是从田径队拼出来的，对田径队的业务感情上更关切也更内行。1990年崔大林在兼任院长的同时又当了省体委副主任，还是主管竞技体育业务。有报道说崔大林“对体育业务之精熟堪称活电脑”，此话不虚。干部子弟一旦踏上事业之路，思想素质和理想追求又高于孙玉森等农家子孙。应该说，是崔、孙二人用自己的优长和心血共同培育了马俊仁进而成全了马家军的。可以说，崔、孙、马形成三驾马车合力并进局面，为后来的胜利打下坚实基础。我在沈阳体育界生活50天采访数百人，大家对这一点一致公认。没有崔大林坐庄没有孙玉森事无巨细的操劳，没有崔孙二人做强硬的组织保证和人事后盾马家军断难成就大业。这一切反过来证明了那个古老的道理：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凡成大事者必铁了心团结一致。孙玉森和我处熟了，悄悄告诉我说：咱这儿不少人把老崔比作辽宁体委的邓小平，总设计师呢！事实上，崔大林任辽宁省体委副主任、运动技术学院院长，一身兼任两个副厅级，从1985年起主抓竞技体育，业务上各项工作颇为扎实到家，为辽宁体育健儿最终在九三年七届全运会上的崛起立下了头功，往后能否在中国达到那么高的境界，真还很难说。
我始终难以忘却全运会上辽宁代表团高举着的那面大旗——大片的海蓝色是大旗的底色，显衬着辽东半岛的地图，一只咄咄逼人的斑斓东北虎雄踞旗上，气势磅礴。这是谁主持设计的？有气势，有胆略。
说到这里就必须涉及到一个人，他就是从1993年初调入的辽宁省体委主任闫福君先生。后来成了那场辞职风波中悲剧的主角儿，在体委仅15个月就被调离。
闫福君是一个酷爱读书与赛场拼杀毫不沾边的文化人。年轻时候在鞍钢发展，终因才华出众笔底波澜，出任《鞍山日报》主编，说起来还是马俊仁的半个老乡。闫福君生很高大排场气宇轩昂很有派头，写作、讲话均属上乘，他的诗歌作品上过《人民文学》。闫福君在辽宁省上层中层干部中人缘甚佳，善于交往。是一个自律严谨，理想崇高的实干家，后来从鞍山调到省里，当省文化厅副厅长，最爱强调人的自身素质，在副厅以上干部中很有名气，很有生气，工作、生活诸方面都很出众。对子女教育很严，据说几个孩子都是名牌大学生。
在闫福君调去之前，有一位省体委主任名叫李孝生，因大权旁落而郁闷不乐离开了体委。省体委已经空缺了半年时光没有主任。由于那些年全国上下推行奥运战略、全运战略，金牌至上。狠抓竞技体育就成了各级体委的工作重心，打冠军夺金牌占据各级体委工作的主导地位，一切都要服从训练和比赛，群众体育、县办体育可有可无。辽宁的体育尖子集中在运动技术学院，于是辽宁省体委一直是以实力派崔大林院长为中心。每逢大赛能打回多少金牌成了衡量一省体育工作的砝码，也是衡量体委主任是否称职的砝码，全国各省市都一样，不少省市由于全运会打不上去而频频撤换体委主任。上一届全运会辽宁省总体上获得了全国第二的佳绩，平日里崔大林当然比较气粗，呈现上升态势。而闫福君在1993年元月调到省体委，先是党组书记，三个月以后又兼任体委主任，主持全面工作，这本身就有些意外。要知道，老闫被派来之前，那块天地里呼吁崔大林当一把手的声浪已经很高，有说法流传：放着崔大林在，看谁敢到体委来！这在中国也是不足为怪的。人们都希望靠着知根知底能力又强的领导，将来个人的事情好办些。没想到，本来是非崔莫属的一件好事，等等等，等了半年多，却忽然来了个闫福君！给谁谁能痛快？就包括崔大林本人，恐怕也难以不发一阵子牢骚。是啊，省委你怎么搞的？干和不干一＇毛求＇样啊！
偏偏闫福君一身才华一身胆，他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同样也是从最基层一路拼杀上来，党把我放在哪里，就要在哪里发电发光！我是党政一把手，我不主持谁主持，我不掌门谁掌门？
1993年4月，崔大林作为省体委党组成员、学院院长，为确保打好当年秋季七届全运全这一仗，决定按照去年工作意向，改选学院党委，并召开了预备会。闫福君虽然刚来体委工作了仨月，却不会允许崔大林这么干，他不想大战在即临阵易将，稍有不妥，必将影响战局。将来他会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经向省委汇报以后，对崔大林的改组方案明确加以制止。他力图要改变以往“小二管大王”的局面。闫福君此举必然影响一些人的利益，不满情绪油然而生。注意：马俊仁这时候已经先期在天津打下了全运会的第一枚金牌第一枚银牌和第一枚铜牌：女子马拉松，王军霞等队友一举冲在最前面。
今后等待闫福君的将是什么命运？可想而知。他一去体委，就决定了他将来的悲剧。斗争将是残酷的。
4月份学院党委改选之事因闫的制止没弄成。到了6月，崔大林为传达宣讲国家体委的七运会比赛规则，召开全体教练员、运动员大会，在会上崔大林头头是道、丝丝入扣地讲了18条，轮到闫福君讲话已没时间了。立即有挑拨者相告：崔大林他这是故意的呀！一把手成了空架子嘛！闫福君后来对我说：“我在省体委工作了一年多，大林作为主管业务的二把手，是非常辛苦的，但是他没有主动与我通过一次电话，没有单独与我商量过一次工作，更谈不上请示汇报。也许我真是外行吧。我知道他心里难免有疙瘩，就尽量给予理解，即使是让我难堪，我也尽力团结他。他说去日本就去日本，他说去美国就去美国，从来不打招呼，可谓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但是为了全力奋战七运会，我提出一切服从于训练，服从于大赛。我和体委其他领导对大林一直持以忍让态度。我认为，从一个插队生成为一名国家体育事业的中坚骨干，很不容易，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每一个人都留下了深深的创伤，要吸取教训。我当一把手，不理解他，谁理解他啊？这对于我个人的素质也是一次考验。我们必须打好七运会，决不能因为一点儿个人的磨擦，辜负了辽宁人民的期望，决不能让省委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受到一丝一毫的损失。我个人担点难堪委屈有啥嘛！要说体育业务和管理，我还要好好向大林同志学习，他是难得的干家啊！”——说到这里闫福君豁达地哈哈大笑：“在体委工作时间不长，受锻炼长见识，我闫福君收获不小呢！”
在沈阳期间我前去寻访闫福君先生。他被迫离开体委很久以后，又担任了辽宁社会科学院的院长，同时担任党组书记。在宽敞的院长办公室一见面，他立即说知道我写过什么什么作品，他说作家光临，是沾了辽宁体委的光。我问他后来在社科院干得如何？他毫不迟疑地谈了一番面对几十年的社科院老体制如何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的问题，改善辽宁学者们的境遇问题，说不改革，学术就没有出路，理论就不会繁荣，而丧失理论指导的改革最终也会蒙受损失。他仿佛早就忘记了往昔的一幕，已经投身到新的事业之中了。倘若我不提问，他就不会主动谈起自己在体委这一段。后来他反复强调的就是三句话：一句话是大林是个干事业的人如果能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