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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禁”的主因是《出版法施行细则》。
在“立法院”讨论这一法案时，CC系“立委”胡秋原。费希平和无党籍“立委”成合我，均慷慨陈词，指出这一法案违背“宪法”及“自由言论”的原则，不能通过。
后来此法虽获通过，但费希平等仍不断在“立法院”呼吁，要求废除此法。
但是，台湾当局不退反进。
1954年4月28日，又颁布《戒严期间新闻报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对言论出版进行更加全面的控制和严厉和钳制。
紧接着，于同年11月5日，又抛出《战时出版品禁止或限制登载事项》九条。
其中很多规定笼统抽象。如“不得发表有违基本国策的主张”之类，可以作为一项伸缩自如的帽子，随意给当局不满意的刊物扣上。
此法案一公布，各民营报刊纷纷抗议，到“立法院”请愿，要求废除。
CC派的“立法委员”也群起而攻之。
“行政院”被逼无奈，于＊月9日宣布暂缓执行，计此件出笼仅5天便告夭折。
由“终身制”的“中央民意代表”组成的“国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橡皮图章，如果党籍委员们一致投票，必稳获多数。
但如果CC系的“立委”转向，与民社党、青年党及无党籍的“立委”联合一体，就有可能使当局提出的法案通不过。
从这个意义上讲，“行政法院之所以收回“九条”，是因CC派反对所致。
1955年6月，属CC派的“立委”余俊贤、于镇洲、吴大宇、王文光、陶百川、萧一山等在国民党开明元老于右任的支持下，对“内政部”擅创“违反发行旨趣”的罪名摧残出版界的行径提出纠正案。
纠正案指出此事乃“法外苛政”，并指出“内政部”仅抓住一两篇文章便给民办刊物《世界评论》扣上“登记时曾为不实之陈述”的帽子，勒令《世界评论》停刊10个月。此举“不独苛酷”，抑且违法，应请“行政院”予以纠正，“以后不得援例。”同时，该纠正案还要求“行政机关剥夺人民权益之任何处分书，必须详叙所以剥夺之事实及理由”，出版界向行政机关诉愿，行政机关应予受理，10日内答复。
与此前后，CC派元老谷正鼎公开讲话，称蒋氏父子“以派系消灭派系”，气得蒋介石要开除他的党籍。
CC派要员潘公展，则跑到美国创办报纸，不时对台湾政权予以批评。
据说，CC派还成立了由张道藩、谷正鼎、方治、萧挣。洪兰友等人组织成的中心小组，负责协调该派系的活动。
为平息CC派的怨气，维护内部团结，蒋介石在1957年10月召开的国民党“七大”上，提名陈立夫、谷正鼎、方治。洪兰友、余井塘、程天放、萧同兹、白云梯、田昆山等20余名CC派担任“中央评议委员”。
这批人毕竟追随蒋介石大半生，在蒋对他们安抚之后，虽然仍有牢骚，但还是尊重蒋介石的安排，退出政坛第一线。
这批人退出第一线以后，致力于办一些“大陆灾胞救济总会”之类的团体，为蒋介石的反攻大陆摇旗呐喊。
这时，CC派的主要代表，便从陈立夫等变为梁肃戎、于镇洲等中年“立、监委员”，他们继续扮演“忠诚反对派”的角色，首先是在“监察院”内发动一连串弹劾案。
1956年12月，CC派“监委”提出军人、公务员和教师的生活日益窘迫，而若干“政府机关”则殊多浪费，建议“行政院”采取纠正措施。用节余下来的开支调整军、公、教人员薪水及津贴之用。
这批人还特别点出“行政院长”俞鸿钧既在“行政院”领薪，又在“中央银行”享受总裁供给制，是浪费的典型。
1957年3月，CC派“监委”终于促成“监察院”通过了一项纠正案，其中包括俞鸿钧“兼职领薪”在内的各项浪费事实，要求“行政院”查找纠正。
3月26日，此件案寄到“行政院”。
“行政院”于7月19日和24日两次函复办理情形和结果，却引起“监察院”不满。
不满的原因是：“监察法”第25条规定，答复期限为两个月，而“行政院”却是过了4个月才答复，而在发函中也没有说明对“监察院”所要求纠正的问题采取了哪些改善和处置措施。
“监察院”一看势头不对，不得不于9月、10月、11月、12月连续4次邀请俞鸿钧到“监察院”备询。
“行政院政务委员会议”讨论结果，决定拒绝“监察院”的邀请。
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也通过决议，不赞成俞鸿钧到“监察院”备询。
“行政院”有了中央的撑腰，胆子更大了，率先在报纸上披露此事，并列举理由说明“监察院”属于无理要求。理由是：“宪法并未规定行政院长必须到立法院报告工作或被查询，行政院长只对立法院负责，不对监察院负责。”
“监察院”则反驳说，“宪法”虽未规定“行政院长”必须到“监察院”报告或被查询，但也未规定“行政院长”不须到“监察院”报告或查询。
同时，“宪法”第95条定：“监察院得按行政院及其各部会之工作，分设若干委员会，调查一切设施，注意其是否违法或失职。”从这两条的法理而不是从文字上讲，可知“行政院长”的工作也在“监察院”监察范围之内，“监察院”既有权弹劾“总统、副总统”，自不容“行政院长”享有免受“监察院”质问、调查及弹劾的特权。
而按“监察法”第20条规定，“监察院”有权对调查对象“指定地点询问”，当“监察院”指定俞鸿钧到院备询时，并未违反上述规定，故俞鸿钧拒绝到院是违法的。
两院的这场争论，延续数月，引起台湾各界人士的广泛注意和舆论界的热烈讨论。据统计，各报刊发表的讨论文字不下百万言，事态自然也更扩大。
在参加讨论的各方中，同情“监察院”的占优势。
据后人对当时14家重要刊物（包括香港和纽约的华人报纸）上21篇有代表性的文章整理分析，发现支持“监察院”者15篇，不置可否者3篇，仅有3篇公开支持“行政院”。这三篇文章一篇为陶希圣所作，另两篇分别为国民党《中央日报》和党办刊物《每周评论》的社论。
1957年12月10日，全体“监察委员”在院长于右任的主持下，举行了第508次院会，CC派“监委”吴大宇向会议报告了围绕“杜绝浪费纠正案”的争端经过；另一CC派“监委”曹济文听后马上建议大会讨论弹劾俞鸿钧。
经过3个多小时的讨论，最后决议成立“行政院长俞鸿钧违法失职案件处理小组”，由萧一山为召集人，萧一山、于镇洲、陶百川、熊在渭、吴大宇、余俊贤、刘耀西、陈志明、陈大榕、王文光、刘永济等11人为小组委员。大都为CC派成员。
同时，蒋介石先派陈诚出面，劝“监察院”让步，没有结果，再以“国民党中央”名义两次宴请“监委”，但多数“监委”拒绝出席。
外国记者就此评论道：“自从蒋退出中国大陆以后，有一整批党员拒绝尊重他的意愿，这还是第一次……”
1958年二月31日，“司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宣布“监察院”弹劾俞鸿钧“违法失职”难以成立，但“兼职领薪有违节约”则是事实，故给予俞“申诫”处分。
2月14日，此项申诫令按法律程序由蒋介石以总统名义签署公布。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表示其个人对此弹劾案“深感遗憾”。
俞鸿钧于申诫令发表后三次请辞本兼各职，当时均被蒋介石慰留。
在此之前，俞鸿钧提出万言申辩书，次日，蒋介石亲自出马调解此事，他把党的高层领导和本党籍的“监委”召集到了中山堂。
蒋介石先是批评“行政院”对“立法院”的纠正案逾期答复，这是不对的，并表示在原则上俞鸿钧应该到“监察院”备询。
这样貌似公允地唱了几声高调以后，蒋介石脸色一沉，又大骂监委们：“对于被调查的人，往往视同罪犯，俞院长是国家行政院长，如何可受如此情形的调查……现在造成弹劾案，使得中外舆论哗然，处理上实系不对！”
“监委”们面面相觑
蒋介石停顿了一下，又接着道：“现在反攻行动迟未行动，主要是我们内部尚有问题，我希望各监察委员从今以后，要慎用你们的权力！”
蒋介石话音刚落，便有几个“监委”站起来，说明“监委”质询时对被质询者“礼貌唯恐不周”，而绝不把他们视作囚犯。
蒋介石一听，“监察院”的CC派直接冲自己来了，死了一个陈果夫，走了一个陈立夫，CC派还如此张狂，但蒋介石深知CC派在国民党内人多势众，根深蒂固，想一次性铲除干净是不容易的，同时，在国民党内部，一些老党员也接受不了，必须慢慢来。
想了一会，蒋介石镇静地说：“不能咬文嚼字，鸡蛋里挑骨头。我讲话的核心是，我们一定维护党内团结，消除派系，大家精诚合作，共同为党国效力，使我们尽快形成合力，早日收复大陆。”
监委中又有人站出来说：“维护党内团结的前提是总裁要一视同仁，把一碗水端平。”
蒋介石被激火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结党营私，拉帮结伙了？娘希匹！在我离开大陆的时候，就讲过，共产党没有打败我，打败我的是你们这班人！事到如今，你们还在顽固不化，我行我素，强词夺理。难道你们愿意看到国民党彻底垮台吗？难道你们想让共产党马上打到台湾吗？”
监委们见蒋介石又开始骂人了，没有人再站起来说话，但对他的发脾气，却表现出不以为然。
蒋介石干咳了两声，缓和了一下口气说：“我再强调一句，我党内部一定强调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这些年，我们的经验教训还少吗？”
蒋介石说完宣布散会。
这次会后，“监察院”并没被蒋介石的大发雷霆给镇住，依然我行我素，并发表长文，对俞鸿钧的申辩书进行反驳。
这次弹劾案，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也可算是CC派另一个小的胜利。
弹劾案风波很长时间没有消停。
CC派的人在国民党的夹缝里艰难生存，他们不肯坐以待毙，需要垂死挣扎，他们不许其他派系忽视自己的存在，宁可小题大作，无事生非，也要显示出自己的实力。
其实，在台湾官场上，“兼职领薪”算不上什么大过，更不至于为此弹劾“行政院长”。
如果与当年的孔祥熙、宋子文相比，俞鸿钧能算什么？
俞鸿钧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学院，曾当过新闻记者，后得吴铁城赏识，从上海市政府秘书逐级升至市长，进而受到蒋介石器重。
俞先后任“中央信托局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因帮蒋经国盗运黄金，更成为蒋门大红人。
到了台湾以后，蒋介石解除了陈果夫的“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职务，让俞鸿钧继任，1953年，吴国桢辞“台湾省主席”职，接任者又是俞鸿钧。一年后，俞又升任“行政院长”，由于他对蒋介石唯命是从，台湾报界送给他一个绰号：“OK俞”。
据说俞鸿钧本人曾打算到“监察院”备询，但国民党中常会和“行政院”院会都通过决议，阻止他去。
如果俞鸿钧真的去了，CC派“监委”们已捞足面子，也就不会再弹劾他了。
而俞鸿钧坚持不去，“监委”们自然认为他是仗着背后有蒋介石撑腰，而无视“监察院”，更确切一点说，就是无视CC“监委”们的存在。
为了维护“监察院”的地位与权力，只有走向弹劾的一条路。
因此，台湾有些民办报刊认为，俞鸿钧是作了“‘监察院有关方面斗法的牺牲品”，说他是“代人受过的替罪羊”。
俞鸿钧弹劾案，是继李宗仁、吴国桢之后的第三大弹劾案。但李宗仁和吴国桢是已脱离台湾后才被弹劾的，不过是国民党自找台阶下而已，而俞鸿钧却是在任“行政院”长位置上受到弹劾，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
外国观察家认为“实际是对国民党一种反叛”，而且“反叛的党员不是这个党内比较年轻的那一派，而是国民党内以前从没有发生任何真正的纪律问题的老党员。”
这些老党员，当然指的是CC派。
1958年1月16日，公务员惩戒委员会根据监察院的弹劾案，宣布对“内政部”长王德博和“警政司”长李骞违法支持国民党的省工会理事长简文发枪夺民办《工人报》发行权一案进行了判决。CC系派“监委”对促成弹劾也起了很大作用。
“监察院”方面的“弹劾热”尚未冷却，“立法院”方面又爆发风潮。
3月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