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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命运激变第49节 慈禧变法
在中国的词典里，皇帝的逃亡，称作出门打猎。庚子事变，慈禧挟光绪逃出京城，一路向西，逃到西安。所以这次逃亡，史称“庚子西狩”。 在经历了濒临亡国的巨大灾难后，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修补千疮百孔的国家机器，也迫于外国列强的压力，慈禧不得不考虑实行“新政”。 “西狩”途中慈禧曾对光绪说：“我是历来主张变法的，同治初年，我就采纳曾国藩他们的建议，派子弟出洋留学。我支持造船，造机器，不就是为了国家富强吗！可是变法不能得罪祖宗，像日本人那样更衣冠，改黄历，那是断不可行的！” 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用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重提“变法”，不过仍然坚持康有为、梁启超是乱党，“康逆之讲新法，非变法也，乃乱法也。” 结束逃亡，准备“回銮”前，又进一步声明：“惟有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命脉”。 慈禧回到京城后，清廷清政府连续颁布了一系列「新政」上谕，主要内容包括筹饷练兵、振兴商务、育才兴学、改革官制等。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就是官员选拔制度。因此在政治风浪影响下的教育制度的变迁，对“留美幼童”的命运影响至深。 1872年到1886年，清政府共派出214人出洋留学。其中留美幼童四批共120人；赴欧洲学习海军和陆军的共7批94人，99人次。从1889年到1896年，7年中没有一个官派留学生出国。 维新运动开始后，留学问题成为教育制度改革的焦点。甲午战争后的“公车上书”，康有为在一系列变法建议中提出：“大办学校”、“派遣游学”、“选派亲贵大臣出国游历”。次年张之洞奏请“多派游历人员”，并身体力行，派学生40人赴英、法留学。1896年6月，朝廷正式批准继续派遣留学生的政策。“百日维新”，光绪皇帝下诏变法，命举办京师大学堂，改革科举制度，又命保荐留心时事，志趣向上的王公贝勒出洋游历。在“戊戌政变”发生前一周，光绪还召见严复，谈办海军、兴学堂事。 “戊戌维新”失败，旧制度全面复辟。清廷宣布恢复科举旧制，仍用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停罢维新中新设的经济特科。已经在变法时期废除的马步、箭刀、弓石等武科考试项目，这时又一律恢复。慈禧命“各学臣考官取士，不得好异喜新，一以祖法圣道为衡，其稍涉离经叛道者，立予摈弃”。一时间，“朝野上下，咸仰承风旨，于西政西学，不敢有一字之涉及。” 然而，庚子大乱后慈禧的“更新”，又把“戊戌变法”未竟的事业重新提出。1901年7月5日，慈禧降懿旨命出使大臣访察游学生： 为政之要，首在人才。闻出洋华商子弟，就近游学者颇多可造之才。着各出使大臣留心察访，如有在外洋大书院肄业，精通专门之学，领有凭照，或者有成书者，准由各使臣认真察访，分别等第，咨送回华，由政务处奏请简派大臣，按其所学，分门考试，交卷后带领引见，听候录取，予以进士举人出身。 9月16日懿旨命各省派学生出洋： 造就人才，实系当今要务。前据江南、湖北、四川等省选派学生出洋肄业，着各省督抚一律仿照办理 慈禧的变法，把“奖游学”与“改学堂，停科举”并提，在世纪初年的中国教育领域刮起了一阵弃旧图新的旋风。1901年9月4日，清政府命令各省城书院改成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12月5日，颁布学堂科举奖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生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1902年到1904年又颁布了一系列章程，详细规定了各级学堂章程及管理体制，以法令形式要求在全国推行。一套完整的学校制度随之建立。 1905年9月2日，光绪皇帝诏准袁世凯、张之洞奏请停止科举。这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件：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宣告废除了。 自唐代正式确立的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制度。“学而优则仕”的科举制度向每一个读书人展示着进入官僚体系的可能性。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但它千年里积淀下来的腐朽考试制度，却严重阻碍了传统中国向现代转型。 历史在这里急转弯。原定在1906年举行的丙午年乡试被取消，取代它的是对归国留学生的考试。举人、进士等古老的功名，将授给考试合格的洋学生。 留美幼童唐绍仪被任命为主考官，留美幼童詹天佑和曾经留英的严复被任命为副考官。 “过去几天，我协助学部考选由美国、欧洲及日本回来的学生，”詹天佑1906年10月24日在写给他的美国“家长”诺索布夫人的信中说，“共有42名应考，录取32名，其中最佳榜首是陈锦涛，他是1906年在耶鲁得到的博士。……这是开中国考试的先河，过去注重的八股文终于是废除了。此次考取者，一律授予中国学位。按照各生所学，考外国语文和学识，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创举。” 这次考试，在被唐绍仪、詹天佑和严复所赏识的学生中，有日后成为民国政府财政总长的陈锦涛，外交部长的施肇基，和曾代理国务总理的颜惠庆。 扑朔迷离的中国历史，常令人眼花缭乱。 1904 年11月16日，是慈禧太后70岁的“万寿节”。这天，她颁布了一道“特赦令”，宣布赦免除康有为、梁启超以外的所有“戊戌涉案人员”。容闳被赦免了。 巧合的是，第二天是容闳76岁的生日。
第五章 命运激变第50节 袁世凯重用“留美幼童”
新世纪最初的五、六年间，“留美幼童”的命运发生突变。曾几何时，他们几乎成了洋务运动的陪葬而被社会遗弃。现在，乌云里忽然露出了阳光。 “庚子事变”结束后的1901年11月20日，正准备启程北上，接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山东巡抚袁世凯，向朝廷呈递《道员唐绍仪请调北洋片》，称赞唐绍仪“素为洋人所敬服，而于北洋情形犹为稳悉”，推荐曾就读哥伦比亚大学的“留美幼童”唐绍仪担任津海关道——这一职务实际上是北洋大臣的外交负责人。 仅仅两周前，弥留之际的李鸿章在病榻上口述遗嘱，称“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力保袁世凯成为他的继任。袁世凯迅速崛起，而李鸿章残存的洋务事业，也由他继承并发展，成为他政治资本的一部分。 和他的“前辈”曾国藩、李鸿章非常不同，袁世凯没有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底。他从小过继给当官的亲戚，自幼是顽童。他曾在夜晚捉来一堆萤火虫，捣烂了涂抹在脸上，用发光的脸吓唬他的私塾先生。他参加过两次“童子试”，都没有考中，气得一把火烧掉了过去作的诗文。他痛恨八股，痛恨科举，酷爱纵马、练武和赌博。 袁世凯被人称为“才堪应变”。他离经叛道，但老于权谋，擅长在政治的赌场趋利避害。戊戌政变，他做出背弃光绪投靠慈禧的政治选择。慈禧变法，他又是鼓吹“新政”最有力的高官。中国的第一辆汽车，是他从外国买来献给慈禧太后的。 袁世凯早已注意到他的同龄人，李鸿章培养的这一批“留美幼童”。1884年，朝鲜发生政变，驻扎汉城的袁世凯带兵弹压。听说亲中国一派的领袖被刺伤，在总税务司家中救治，便前往探询。到门口，只见一个年轻人持枪而立，意气凛然，阻止袁兵进入。经询问，才知是中国派到朝鲜的税务官员唐绍仪。此后的十年，袁世凯是清廷派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的委员，唐绍仪是他的助手，直到甲午战争。没有谁比袁世凯更清楚唐绍仪的才干。 1901年，袁世凯42岁，唐绍仪刚40岁。趋时趋新的袁世凯接过李鸿章的衣钵，他顺理成章地要起用李鸿章栽培的这一批留洋人才。 袁世凯在天津大展他的“新政”宏图：从兴办新式学堂到派学生留学，从整理财政税收到发展铁路电信，从训练新式军队到建立现代警察制度。为在军中普及教育，他派人以北京话为基础“创造切音新字”，这是最早的汉字拼音。 当袁世凯在北洋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时，一批“留美幼童”聚集天津。 1901年底，唐绍仪出任津海关道，一直到1904年。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下，他参与了从八国联军手中接收被占的天津，处理涉外事务，以及督察税务、清理金融等工作。在天津，他还创办了新的电报学堂，招收15岁左右的“幼童”前来学习。 唐绍仪的继任者是梁敦彦。当年从美国“召回”后，他在天津电报学堂当翻译，因父亲去世，回广东奔丧，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成为新上任的两广总督张之洞的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