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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M。E。Lamson）家居住。被清廷“召回”后，陈金揆就读北洋水师学堂，毕业后，是加入海军的“幼童”中提升较快的一个。他在1883年担任“扬威”二副，1885年担任“扬威”大副，1888年，随邓世昌到欧洲接回“致远”等四舰，深得邓世昌信任。 此刻，邓世昌令下，陈金揆驾驶军舰，鼓轮怒驶，沿途开炮，准备用舰艏冲角撞沉“吉野”。“吉野”迅疾规避，在即刻被“致远”撞上的一刹那发射了鱼雷。“致远”锅炉发生剧烈爆炸，声如裂帛。陈金揆和邓世昌同时落水牺牲。 在“致远”沉没时，另一艘烈焰翻腾的中国军舰“经远”（舰长林永升，第一届船政学堂学生，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曾在国外军舰实习，巡历大西洋、地中海、印度洋，到过美洲、非洲）仍猛突“吉野”，日舰弹如雨注，林永升被弹片击中，脑裂而亡，“经远”终于在爆炸中沉没。
“松岛”被中国的重炮击中
日舰同样损失惨重。就在“致远”沉没的一刻，日本旗舰“松岛”被中国的重炮击中，引爆了舰上的火炮炸药，如一声霹雳，“松岛”倾斜了5度，死伤达100多人，尸体如山，血流满船，联合舰队司令官被迫改换旗舰。 击中“松岛”的是中国军舰“镇远”。“镇远”和“定远”这两艘铁甲舰，岿然挺立，成为日舰久攻不下的目标。在这两艘铁甲舰上，聚集着中国海军最优秀的军官：第一届船政学堂学生，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镇远”舰舰长林泰曾；第一届船政学堂学生，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定远”舰舰长刘步蟾；第四届船政学堂学生，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定远”舰副管驾李鼎新；“留美幼童”，曾就读瑞萨莱尔理工学院的“定远”舰参谋吴应科；“留美幼童”，曾就读耶鲁大学的“定远”舰鱼雷大副徐振鹏；“留美幼童”，“镇远”舰枪炮大副曹嘉祥…… “薄暮冥冥，苍烟锁海，云涛杳渺，满目惨然”，这是日本人描绘的双方撤离战场时的情景。这场海战，中国5艘军舰沉没，日本5艘军舰重伤。但是日本梦寐以求的黄海渤海制海权，并不能通过这一战完全获得。中日战争的最后结局，是因为日本军队陆海连手，在陆上横扫老朽的中国陆军，最终攻克威海海军基地，才将北洋舰队彻底摧毁。 在日军进攻威海时，清军做了最后的抵抗。“留美幼童”黄祖莲英勇无畏，指挥“广丙”舰开炮击敌，阻遏了敌人进攻。但最终日军攻占陆上炮台，随即猛轰港内的北洋军舰。激战中，黄祖莲中炮阵亡。黄祖莲是第四批“留美幼童”，他是陈金揆在菲力普学校的同学，曾在麻省安道渥（Andover）的玛诗太太（Mrs。 J。H。Marsh）家居住。 1895年2月21日下午，被卸去所有武器的北洋海军练习舰“康济”号，得到日军许可，装载6具灵柩离开威海驶往烟台。灵柩中有3位北洋海军的高级将领——自杀身亡的提督丁汝昌、舰长刘步蟾、林泰曾；有两位“留美幼童”——沈寿昌和黄祖莲。当“康济”舰舰长萨镇冰（第一届船政学堂学生，毕业于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驾舰离港时，汽笛低回，细雨迷蒙，日本军舰降旗鸣炮。
第四章 大清之卒第46节 末日目击者（1）
李鸿章等人数十年的心血被毁于一旦。甲午战争，海军中的留学生们或死或伤，或是被日军俘虏，或是被朝廷革职。“留美幼童”原本是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为中国的自强培养的，可是今天，当自强运动迅速走向末日的时候，诡谲的命运，却要安排一些“留美幼童”，作为这个末日的目击者，让他们背负巨大的屈辱——当他们刚刚步入而立之年。 1895年1月31日，就在黄祖莲阵亡的第二天，与他同属第四批幼童的同学梁诚，作为清廷全权议和大臣张荫桓和邵友濂的随员，随代表团到达日本广岛。30岁的梁诚已经是一名职业外交官，当年被“召回”后，他曾是“电报生”，后来考上总理衙门的章京（秘书）。1886年到1889年，梁诚随公使张荫桓在中国驻美国使馆工作。20世纪初，他成为中国驻美公使，“庚子赔款留学计划”是由他的努力而建立的。 在梁诚的外交生涯中，1895年赴日和谈是最屈辱的经历。他们到达日本的那天，威海刚刚陷落，北洋海军的指挥中心刘公岛尚未被攻克。为了推迟议和，在战场上获取更大的利益，日方蓄意挑剔和刁难中国议和使臣。他们狂傲地指责中国与世界各国几乎完全背道而驰，称中方的外交文书不合规格，张荫桓等不具有缔约的全权。他们要逼出“名位极崇能肩重担”的最高代表李鸿章，到日本议和。使臣被逐，张荫桓等无奈回国。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到达日本马关。在李鸿章随员名单中，又有一位“留美幼童”林联辉。 林联辉是李鸿章的医官。他也是第四批幼童，曾和梁诚一同就读麻省安道渥（Andover）的菲利普学校（Phillips Academy）。“召回”后，他被分配到北洋医学堂（Viceroy´；s Hospital Medical School）。这是李鸿章创办的中国第一所西医学校；因为一位英国医生曾治愈李家人的重病，李鸿章相信而且重视西医。林联辉是这位英国医生的得意弟子，1885年，他和他的留美同学金大廷、何廷梁、李汝淦、曹茂祥、周传谔一起毕业。他留校任教，甲午战争前已经担任校长（总办）。 他是李鸿章身边的医生，他比常人更能体察这位72岁的总督的身心创痛。战争爆发后的数月里，上有皇帝太后的重压，下有士大夫们潮水般的攻讦，李鸿章心境昏暗，陷入一片紊乱。这个一生都按严格作息时间生活的人，此时起居无节，寝食不安。他惶惶不可终日，时而狂怒，随意呵斥身边的幕僚和亲属；时而抑郁，语言颠三倒四。李鸿章每天需要外国医生来给他做理疗，以至弹劾他的奏章告他“每日须洋人上电气一百二十分，时用铜绿浸灌血管，若不如此，则终日颓然若醉”…… 战争无可挽回地失败，李鸿章知道失败的苦果只能是“割地求和”，但在中国人的道德观里，战败后的妥协仍是卖国，所以他决不愿受万世唾骂。在光绪皇帝召见时，他有言在先：“割地之说，不敢承担”。又说：“割地是不行的，议不成我就回来”。直到光绪最终做出“割地”的决定，授予他“商让土地之权”，他才勉强接受使臣之命。
李鸿章在《辛丑条约》谈判桌旁
第四章 大清之卒第47节 末日目击者（2）
1895年3月24日下午，在和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进行了3次唇焦舌敝的谈判后，李鸿章返回驻地，当他的座轿行至行馆附近时，一名日本年轻男子忽然从人群中闪出，在离轿不到两米的地方，举枪射击。子弹击碎了李鸿章眼镜的左镜片，击中左颧骨，深入到左眼下方。 林联辉疾步赶上来，只见李鸿章流血甚多，鲜血溅满袍服。他迅速为李鸿章止血裹伤，李鸿章稍稍苏醒，却晕眩难支。他喃喃地说，我还以为我必死无疑了…… 这就是震惊世界的“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刺杀李鸿章”事件。消息传出，世界各国纷纷指责，日本呈现狼狈紧张的气象。日本害怕列强干预，决定无条件停战，接着提出苛酷之极的和约草案。 在病榻上的李鸿章致电朝廷，日本索取的赔款过巨，中国“万不能从”；日本要中国割让东北，中国“万不能让”。李鸿章说，如“和局必不能成，两国惟有苦战到底”！ 4月5日，尚未接到清廷指令的李鸿章，向日方递交了万言答复书。这个答复，除承认朝鲜自主外，在割地、赔款、通商权利诸点都竭力抗争。在万言书的最后，李鸿章说，我为朝廷做官已经近五十年了，我知道，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效力于皇上和百姓之事，恐怕就结束在这次和局。所以盼望和约一切妥善，毫无流弊…… 12天后的4月17日，经清廷最后批准，中国和日本签定著名的“马关条约”。这个让中国蒙受奇耻大辱的条约共十一款，包括规定中国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赔偿日本二亿两白银。 耐人寻味的场面又一次出现。谈判桌的两边，聚集着中日两国一批欧美留学生。55岁的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是幕府时代的留英学生，“明治维新”后，他曾参加岩仓具视代表团赴欧美考察，1882年再次赴欧洲考察宪政制度。52岁的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曾赴欧洲考察。李鸿章身边的3位“参事官”，伍廷芳毕业于英国林肯法律学院，曾是香港执业大律师，在轩尼诗任总督期间出任立法局议员。罗丰禄是当年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中成绩最优秀的，他以翻译的身份和海军学生一同赴英国，在伦敦琴士学院学习理科；马建忠是护送留欧海军学生的工作人员，到法国后，进大学学习法律、政治、外交，获得博士学位，他精通多国文字，是《红楼梦》最早的西文翻译者，第一部系统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马氏文通》出自他手。 李鸿章的身边，曾经聚集了一批完全不亚于日本的西学人才。可是中国的西学人才，在19世纪末年决无可能涉足政治，决无可能影响决策，决无可能像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那样，去研究制度，设计制度，改革制度。而恰恰是那个难以改变的制度，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继甲午战争，中国又经历戊戌政变、庚子事变。八国联军攻入京城，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逃往西安。清廷重新起用已经贬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收拾残局，李鸿章在草签比“马关条约”更加苛酷的“辛丑条约”后，吐血而死。 洋务运动的受挫，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定，使李鸿章一生蒙垢。在甲午战争后的一百多年里，许多教科书中，李鸿章都是丧权辱国的罪人。 在李鸿章最后的日子里，有一位“留美幼童”，作为幕僚，始终陪伴在身边。他就是那位瑞萨莱尔理工学院的学生，“定远”舰的作战参谋吴应科。吴应科在战争中表现英勇，被清廷授予“巴图鲁”（蒙语“英雄”）称号，但他愤于政治的腐败，将得到的勋章和军服上的军阶标志束成一包，扔进了大海。吴应科和他的留美同学们已经不再是孩子，他们在苦难中成熟。他们目睹了洋务运动的落幕和李鸿章的离去。在停止呼吸之前，已被穿上殓衣、不能言语的李鸿章整整一天瞠视不瞑，临终的一刻，老泪流过面颊。
第五章 命运激变第48节 流亡者容闳
But； by long absence your truth has been tried；Still to your accents I listen with pride；Blessed as I was when I sat by your side。Long； long ago； long ago 长久分离，你的爱仍不变，你的声调仍然使我留恋。我多幸福，像从前在你身边。多年以前，多年前。——美国民歌《Long Long Ago》（《多年以前》）
香港中环有一条不长的街道——士丹利街。这条街的24号，常有历史研究者前来造访。这里是兴中会机关报《中国日报》的报馆旧址，曾就读耶鲁大学的“留美幼童”容星桥是这份报纸的创办人之一。容星桥是参加20世纪初的革命运动的惟一一名“留美幼童”。卷入革命运动的还有他的老师（也是祖兄）容闳。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和哈特福德公共图书馆珍藏着容闳的资料，其中有容闳的日记，我们从中看到容闳与容星桥往来的若干记录，看到他和革命党人的联系。 容闳是赤诚的爱国者。甲午战争期间，他曾建议清廷从欧洲贷款购买若干军舰，从外国聘请全部官兵，抄后路攻打日本本土，因中国迅速败北而未果。战败再次刺激中国，变法维新呼声高涨。容闳和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等维新派人士交往甚密，他向朝廷进呈了修建天津至镇江铁路和创办国家银行的条陈（这些条陈被刊登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上），还请他的“留美幼童”学生黄开甲翻译了美国的银行法。“戊戌变法”时期，他在北京金顶庙的临时居所，几乎成了维新党人慷慨激昂议论国事的会场。 在慈禧和顽固派的激烈对抗下，推行100天的“变法”终于流产。“戊戌政变”发生的当天，1898年9月18日晚，容闳和梁启超在金顶庙的寓所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们忧心如焚，等待着谭嗣同去游说争取袁世凯的消息，没有想到，第二天便得悉光绪皇帝已处境危急。容闳在形势极度危险的9月19日，还匆忙去找美国驻中国公使，想请求他营救光绪。 这是容闳一生中最恐怖的日子。维新党人为变法付出了血的代价，谭嗣同等“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