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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面的杀戮-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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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母亲和她的婴儿。编者要读者在这“恐怖的画廊”中徜徉,“仔细看这些照片,想象南越居民无可逃脱的苦痛……共产党越共游击队员是这些恶行的根源,而越南正身受其害。”《越共在南越的暴行和破坏活动》(出版地点不详,1966)。    
    战士都认为,有关暴行的叙述使他们急于想上阵冲锋,同时还会减轻他们因杀人而起的愧疚。例见艾伯特·迪普,《炮手迪普》(伦敦,1918),全书各处;戴维·法伦上尉,《决战(加里波利至索姆河)》(伦敦,1918),页107—108及154—155;杰拉尔德·弗伦奇,《陆军元帅约翰·弗伦奇爵士的一生》(伦敦,1931),页304;玛格丽特·加耐基、弗兰克·谢尔兹,《寻找布雷克·莫伦特:叙事诗歌民谣编写演唱者和南部非洲灌木丛生地区马枪骑兵》(阿默代尔,1979),页76;史蒂芬·格雷厄姆,《近卫团的列兵》(伦敦,1919),页220;威廉·霍金,《士气及其敌人》(纽黑文,1918),页59;W。霍尔兹沃斯,“医院牧师”,《当代评论》,109卷(1916年5月),页638;哈罗德·拉斯维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伦敦,1927),页62及81;陆军J。内维尔上尉,《一名轻步兵的战地信件》(伦敦,1930),页51—52;陆军约翰·莱斯利少校,“日记集”,1915年3月8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哈罗德·皮特,《列兵皮特》(印第安纳波利斯,1917),页45—46;詹姆斯·里德,《暴力宣传1914—1919》(纽黑文,1941),页3;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156—157;陆军阿尔弗雷德·威廉斯少尉,“西线来信”,给家里的信,1916年2月8日,页49,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一战中,敌军在西线第一次使用毒气后——一般认为这有悖战争规则(虽然这种想法很快就过时了)——许多士兵发誓一定要报仇。曾经受那次毒气袭击的加拿大分遣队的哈罗德·皮特这样说:    
    我们吸进毒气较少,但大家都急了,个个怒火中烧。我们拼尽全身力气,杀啊杀。不仅如此,我们杀人的方式还极端的野蛮。刺刀硬生生地扎进去,扭一下,拿枪当棍子使,不知哪个黑人丢下的小刀,拣起来就用……扎下去,直到没柄……让他们即刻就下地狱……满腔的仇恨……打仗的欲望……报仇……狂野!哈罗德·皮特,《未可原谅的谎言》(纽约,1923),页87—88。省略号为原文所有。    
    二战时,士兵在知道了集中营发生的事后也同样反应强烈。截至1942年11月,西方政府虽清楚地知道集中营的存在,但一直低调处理,直到战争后期才把它作为激发复仇情绪的有力武器。到那时,复仇的欲望已无可抑制。美军坦克师的黑人上尉约翰·朗清楚记得解放某集中营时的情景:    
    从那一刻起,德国人不再是和我不相关的敌人。他们简直就是禽兽!他们的所作所为无可辩护。在打开集中营大门前,我根本无法想象有人会这样待人,其他两座集中营也是一样。在此之前,我们只是肃清他们就完事,这以后非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不可。第761(坦克师)约翰·朗上尉,其访谈收玛丽·莫特利(编),《隐身兵:二战黑人士卒体验录》(底特律,1975),页155。类似的叙述见蒂缪尔·布莱克的访谈,收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281。    
    


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8

    澳大利亚战地记者约翰·本尼茨称,越南战争根本“不讲道德”,但他也说,“和一群用刀枪和喷火器来杀戮妇女儿童的游击队员打仗,也顾不上什么正大光明了”。约翰·本内茨,“一场奇怪的战争”,《年岁》,1968年1月25日,页5。有关敌军碎尸和折磨战俘的流言让人“胆寒”——“如果越南人的作为不像人,那也用不着以人道对待他们了。所有文明法则都可以搁在一边。瞄准时尽管放宽心,你不是在杀‘人’。”斯科特·凯密尔的证词,收弗朗西斯·菲茨吉拉德,《湖中的火:在越南的越南人和美国人》(波士顿,1972),页371。另见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页106。这样就成了恶性循环:以暴易暴只会使暴力升级,且双方都义正词严。詹姆斯·里德,《暴力宣传1914—1919》(纽黑文,1941),页141—142及哈罗德·皮特,《未可原谅的谎言》(纽约,1923),页154—155。    
    对暴力的谴责是与人性的丧失联系在一起的。丧失人性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战士不再是“文明”人;二、敌人也甭想当人。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把战士想象成失去自控的人。战争叙事反复强调,战士并不是“真正”在杀人:他们“着魔”了,之后才会回到“真正的自我”。刺刀一旦沾上第一滴血,用学生士兵唐纳德·汉基的话说,就是    
    “见红了”。被爱好和平社会礼法压制的原始“嗜杀欲”喷薄欲出,好像要彻底改变他整个人,让他满脑子全是疯狂的念头,要杀,杀,杀!唐纳德·汉基,《持枪学生:二辑》(伦敦,1917),页65—66。另见菲利普·吉布斯,《战地快件》(马恩岛,1964),页131及陆军J。内维尔上尉,《一名轻步兵的战地信件》(伦敦,1930),页27。    
    士兵如杀了人,可以用“失去自制”来寻得宽慰,休·斯珀勒尔,“一战情形之我见”,页6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查尔斯·麦凯罗,《日记书信集》,1916年4月15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或者是“一时冲动”。陆军M。肯尼迪上尉,“他们的雇佣军召唤”,1932年,页153—15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锡德·肯普,“追念:西肯特皇家第六军团在1914—1916”,页19—2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一名士兵曾枪挑战俘,他对长官说:“长官,我没法住手,心气一下就上来了;我想止住,但没有其他路可走;最后还是杀了他。”引自密莱司·卡尔品,《战争与和平的神经官能症》(剑桥,1920),页75。对自己拿起步枪、刺刀时“有如恶魔附身一般的兴奋”,查尔斯·亚历山大是这样开脱的:“所有的原始冲动一下都上来了,但我却以为那是个美妙的上午”。查尔斯·亚历山大,“致兄弟姊妹书”,1917年11月3日,奥克兰学院与博物馆藏书室手稿92/70。杀戮被认为是人性固有的成分,不过只是在非常时刻才会压过我们身上“文明”的内核。    
    那些宣扬被杀者不是我们同类的小说同样值得鼓励。约翰·麦克迪,《战争恐惧症》(剑桥,1918),页35。他们是畜生——狒狒、田鼠、害虫或者野兽。威廉·巴赫(编),《明星游行集锦》(纽约,1942),页359;詹姆斯·法伊,《太平洋战争日记1942—1945》(波士顿,1963),页178,1944年6月27日条;约翰·弗洛赫蒂,《勇气与荣光》(费城,1942),页94;亨利·加利特,《不仅是职责所系:一个步兵的战争》(墨尔本,1976),页127;约翰·赫西,《进退维谷:海军陆战队的一次冲突》(伦敦,1943),页39—40;乔治·亨特,《珊瑚正高》(纽约,1946),页59及82;内维尔·贾森,“书信集”,从越南致姊罗兹书,1965年11月11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乔治·约翰斯顿,《世界上最难打的战争》(纽约,1944),页207;《前线士兵战争速写集——卷一:从纳塔尔之战到克伦佐之役》(伦敦,1900),页60;陆军R。波纳德上校,“澳大利亚第6师训练指针,第1部分:丛林战”,1943年3月27日,页1,收陆军中将F。贝里曼爵士,“书信文件集”,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弗雷德里克·特里弗,《一个野战医院的故事》(伦敦,1901),页12;韦德·威廉斯,《步兵进攻》(悉尼,1955),页52及93—95。他们不过是战术活动航程中的靶子,陆军查尔斯·派奇上尉,“回忆录”,页37—38,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肯尼思·库斯兰中校,“一次大战1914—1918:一名炮兵的回忆”,页61,利德尔·哈特中心军事馆藏。或只是暗淡的影子。E。威廉斯,“末章”,页8,利物浦档案局。另见陆军肯尼思·库斯兰中校,“一次大战1914—1918:一名炮兵的回忆”,未注明日期,页61,利德尔·哈特中心军事馆藏。他们是模模糊糊指认的“敌人”或是种“意识形态”。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240;陆军威廉·卡利中尉,《尸数》(伦敦,1971),页101及104—105;斯塔兹·特克尔,《“正义之战”:二战口述实录》(伦敦,1985),页259。就像澳大利亚伞兵西蒙·科尔说的,    
    我杀的不是敌人而是共党分子……噢,我第一次看到北越人尸体时也许还有点畏缩,但这以后他们在我眼里就成了死去的牲畜。不是他射杀我就是我射杀他。我瞄准的不是人,是一捆意识形态。伞兵西蒙·科尔,引自赛莉·威尔金斯,“回望”,《年岁》,1975年5月10日,页11。    
    


第七部分:悔过之思悔过之思 9

    不把对方当人看在针对明显是“异己”的敌人时最便当,比如日本或越南人,可以把他们想象成外国佬、越南佬或拉链头。用越战老兵哈里·奥康纳的话说就是,“‘外国佬综合症’在越南实有其事……我见过士兵围着人打,拿枪托敲他们的头,自己好像天主,却拿人不当人,为所欲为”。哈里·奥康纳(假名),收默里·波尔纳,《没有胜利游街:越战老兵回乡记》(伦敦,1971),页71。    
    越战中有一道程序是“清点尸体”,它使把人不当人看的心理变得正式了:正如一名澳大利亚炮兵在1965年12月写给姐姐的信中兴高采烈说道的,前一晚他要是杀死些越共分子就好了,“这样我们歼敌总数就能达到两百”。内维尔·贾森,“书信集”,致姊罗兹书,1965年12月13日,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藏。另见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ⅩⅦ。歼敌数渐成军事实力的重要指标,做得好有赏,冰啤酒或休假都有可能。这样清点的尸体数有时甚至会虚报一倍(乃至更多)。比如威廉·卡利中尉就记得一次战斗后有人问他杀了多少人。他回答说“六至九”,但那人却给他记成六十九:卡利,《尸数》(伦敦,1971),页101。但对这一做法的依赖得到了像陆军朱利安·J。尤厄尔中将和艾拉·A。亨特少将这样有丰富经验的军官和顾问的强烈支持。他们在1974年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因为有批评说这样做会导致“无谓的杀伤”。尤厄尔和亨特不同意这样的说法,决意“迎头”反击,辩解说他们所谓的“常压理念”是有前提的,即动员一切力量对抗“整个共产主义体制”是击溃北越军队、保护南越人民最有效的办法。他们否认自己的主张会使战争“变得越发残忍”,相反,这样做反而能俘获更多的敌兵,引发更小的平民伤亡,并使安抚、和解更顺利地进行。陆军朱利安·尤厄尔中将、艾拉·亨特少将,《强化战斗优势:通过分析增进军事判断》(华盛顿特区,1974),页227—228。    
    “体育道德”常被用来为某些战斗正名。方法有两种。其一,杀人是一种运动——这可以自我证明——其二,因为它是运动,就有“公平竞赛”的可能。认为打仗是竞赛的看法很普遍,其代表是黑人土著士兵雷吉·桑德斯,他在看过自己平生第一个枪下鬼的尸体后觉得“特别可惜……但愿他能听见我说,‘嘿,哥儿们,起来,我们再大战三百回合。’”雷吉·桑德斯,引自罗伯特·霍尔,《边缘战士:澳洲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回忆二战》(堪培拉,1995),页72—73。另见W。布朗,“一次大战:日记描痕”,页14—15,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肯尼思·库斯兰中校,“一次大战1914—1918:一名炮兵的回忆”,页61,利德尔·哈特中心军事馆藏及E。威廉斯,“末章”,页8,利物浦档案局;弗雷德里克·亨特也说过,“真心服役”,1980年,页2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陆军查尔斯·派奇上尉,“回忆录”,页37—38,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威廉·普雷塞,“一天才一先令”,页132—133,帝国战争博物馆藏;维克托·里基茨,“从军记”,页3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迪克森·斯科特,“书信集”,与A。蒙克豪斯书,1915年1月6日,曼彻斯特市政会本地研究中心藏;陆军阿尔弗雷德·威廉斯少尉,“西线来信”,致兄书,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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