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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看，秦末出了陈涉、吴广，与其说值得赞扬，不如说应该哀叹，表明定期不定期的“大爆炸”已经开始了！司马迁并未给陈涉、吴广以特别的赞扬，甚至未给《陈涉世家》写论赞，而司马迁对自己所钦佩的人物———如孔子、微子、句践、吴太伯、齐太公、鲁周公、燕召公、卫康叔等都是充满溢美之词的。不宁唯是，司马迁在《陈涉世家》中对陈涉、吴广及其部下的残暴、野蛮与窝里斗多有揭橥：
其一，葛婴在东城立襄强为楚王，后来听说陈涉已经自立为王，旋即杀死了襄强，主动向陈涉汇报事情的经过，毫无隐瞒。按说不知者不为过，然而陈涉知道此事之后马上处死了葛婴。其二，将军田臧等人密谋：周章的军队已经溃散，秦军迟早要来，不如以精锐部队抵御秦军。代理王吴广骄横，又不懂权谋，不杀了他，我们的计划恐怕无法实现，于是假托陈涉王的命令杀死了吴广，把吴广之头献给了陈涉，陈涉非但不治罪田臧一干人，还加封田臧为上将军。
其三，陈涉自立为王不久，围打郯城时，陈涉任命武平君畔为将军，督率郯城下的各路军马。秦嘉拒不接受这个命令，自立为大司马，并对他人说：“武平君年轻，不懂军事，不要听他的！”接着假托陈涉王的命令残酷地将武平君畔杀死了。其四，陈涉称王之后，原来一位与他一起耕田的伙计闻听陈涉称了王，前来投奔他。把守宫门的长官将他绑了起来，经反复解释才松绑，但仍不肯通报。陈王出宫被他看见，他高喊陈涉的名字，陈涉这才召见他，与他同乘一辆车子回宫了。这个伙计被宫殿的豪华惊呆了，说了一些陈涉不爱听的话，加之总是提及往昔的事情，惹得陈涉很不高兴。在下臣的劝说下，终于把这个伙计杀死了。
其五，陈涉大军退回到汝阴下城父时，陈涉的车夫贾庄杀死了陈涉，投向了秦军。……可以想像，若陈涉成事取代秦二世，当上张楚皇帝，那么无论在专制方面还是在残暴方面，都会比秦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很简单，陈涉起事，惟一动机就是“取而代之”。再加上陈涉、吴广都没有么文化，人治的随意性也只会在秦始皇之上，而不会在其之下。
综上所述，将陈涉列入世家，不能不说是司马迁的一个败笔。
第五部分第四十九章 女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中所扮演的角色
司马迁单独为女政治家们写了一篇世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世家的开场白，道出了其主旨：
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人能弘道，无如命何。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既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史记·外戚世家第十九》这段文字反映了司马迁的政治观、社会发展观与女性观。由于特别看重女人的作用，看重婚姻的作用，而常常受到后人的诟病。许多人因此而把司马迁当作是“女人祸水论”或“女人决定论”之滥觞。实际上，司马迁所讲并非虚词，基本符合历史演变的实际情况。汉长安城图涂山氏、末喜、有、妲己、姜原、太任、褒姒等女人都是历史上实有其人的；妲己、褒姒的祸国殃民历史上也是实有其事的。司马迁的分析是中肯的，尽管不十分到位。中国的政治体制———无论是始于西周的封建制抑或是始于秦的大一统皇权专制———十分重视宗法制度与血缘关系。既然讲血缘关系，就不可能把女人排除在外，让女人作壁上观。“女人不参政，不议政”的规矩管“明”不管“暗”，祸起萧墙之事屡见不鲜。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女人是政治制度与规则的瓦解剂，由于女人———特别是女强人———的存在，使得政治变得混沌暧昧起来。没有一个王朝嘴上不说“严禁后宫干预政治”的，也没有一个王朝的后宫不干预政治的。政治斗争从来都是在男人与女人这样两个不同领域，以不同的方式展开。王朝葬送女人之手，既正常又合乎逻辑。
如果把“女人祸水论”理解为女人之间的政治争斗更不规范，更多地使用惯例之外的手段，更难以让全体朝臣参与的话，“女人祸水”之说确实是成立的。它意味着存在一种暧昧的、隐蔽的、无迹可寻的、难以规范的政治势力，不知这股势力何时兴风作浪。这本身就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汉王朝丧于宦官十常侍作乱，十常侍与何进各有一位太后靠山，实际上是外戚与外戚之
间的内讧。耗来耗去，把汉的气数耗尽了。唐的衰败起于杨玉环得势，杨国忠专权，导致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唐便一蹶不振了。
李自成得江山，旋即得而复失，主要原因是李的部下刘宗敏霸占了吴三桂的爱姬，激怒吴三桂，导致他引狼入室。
满清之覆灭在于西太后专权，打乱了规矩礼法，破坏了游戏规则，游戏无以为继。……女人，能忽视吗？
第五部分第五十章 《史记》之真实性
《史记》之真实性，于卷五十可略见一斑。
司马迁写《史记》，恰值汉武帝执政。汉武帝是个骄横的帝王，刚愎自用，盛气凌人。
然而，却允许司马迁以春秋曲笔对汉高祖大不敬，揭露汉高祖小肚鸡肠、寻机报复的“前科”。司马迁写了，汉武帝居然没有删，在他眼皮底下通过了。这确实令人惊诧。这足以说明，汉武帝之专制，远未达到专制之极致。否则以下记叙绝不会漏网：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嫂厌叔，叔与客来，嫂详为羹尽，栎釜，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为帝，封昆弟，而伯子独不得封。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耳。”于是乃封其子信为羹颉侯。而王次兄仲于代。《史记·楚元王世家第二十》在帝王家族的传记中，作者如此大不敬，揭老祖宗的底，极尽挖苦讥讽之能事，既表现了司马迁的落落胸襟，也从侧面反映了皇帝（即使是汉武帝这样独断专行的皇帝）也有其开通的一面，并没有完全把人们的嘴堵死。“羹颉侯”之“颉”作“刮”义，实际上就是刮锅侯。就因为高祖落魄的时候，大嫂刮锅，以示无羹，高祖怀恨在心，当皇帝之后，将“羹颉侯”如此不雅的称谓赐予了大嫂的儿子信，信也只得无奈地接受。
这个故事本身是小事一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后来的帝王逐渐失去了汉武帝的宽容大度。换一个帝王，“羹颉侯”式的写实的史实记录，早就被文网捕获了，杀头，灭九族，未可知。秦朝例外，自汉朝起，“民主”与自由度由强而弱，不是递增，而是递减，有逆文明发展规律，这是一个言之令人汗颜又不能不承认的现实。中国的政治，汉至唐宋，还是比较开明的，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元、明、清以降，一代不如一代，一蟹不如一蟹（只有元朝比其后的明、清更专制，是个例外），至清末，已经远不如汉唐的民主因素多了。
我们可以从文字狱的视角考察“文明倒退”这一特殊历史现象。按理“羹颉侯”应在文字狱的网罗之列，然而司马迁却得以幸免，实在万幸。若司马迁的时代汉武帝就大兴文字狱，《史记》就不会有今日之面貌了。文字狱肇始于北宋苏轼的乌台诗案，其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以至于因一篇文章而被定成死罪，因一西汉·彩绘陶乐舞杂技俑句话被流放或监禁。
形成倒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秦始皇的过度的“严”导致了汉朝相对的宽。而由“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又逼迫统治者不得不一点点把口袋扎紧，最终形成“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的高压政策。大一统皇权专制面临这样一个不可逾越的悖论：统治过于苛严，“水”可以覆舟；统治过于宽松，“水”亦可以覆舟。统治的尺度在“苛严”与“宽松”之间，似“宽”实严，“严”而不过。然而在实际操作上，掌握这样的尺度，又何其难也。所以，大一统皇权专制平稳的时候少，多数场合处于危机之中，这是由这一体制自身的封闭性决定的。
第六部分第五十一章 关于汉高祖封王
“封王”是西汉王朝建立之后最显眼的政治现象。同姓王与异姓王之争又是汉朝初期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传统观点认为，汉高祖之所以封刘姓王，是为了“汉矫秦制，树屏百强”。也就是说，秦始皇无情无义，对功臣非但不封王，而且大肆诛杀。汉要吸取这一教训，要让皇恩浩荡，帝祚永延。
其实这仅仅是皮相。仅作如是观是远远不够的。从历史大势看，汉高祖之封王乃秦始皇改制之反拨。
话得从秦始皇改制说起。寻常史家认为秦始皇施行郡县制是一种历史进步，实际上，仅从政治体制角度看，郡县制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历史倒退，是从封建制蜕变为大一统皇权专制。
大一统皇权专制铁桶一般，针插不入，水泼不进，把滋生民主的缝隙基本给堵塞了，把通向民主的路基本上给堵死了。这种体制几乎失去了与体制之外的联系，政治完全在体制内运转。结果是千年如同一年，社会没有任何发展与进步。考察西方比较先进的封建制，情况迥然不同，西方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民主在一点点积累，市民的力量在一点点扩张，自治因素在一点点形成。遇到合适的机会，便嬗变为资本主义。
大一统皇权专制比封建制离资本主义更远，因为在大一统皇权专制中很少产生资本主义萌芽。
无论汉高祖自己是如何想的，他的封王之举，至少在客观上是进步的，符合历史发展规律。至于结果，完全是另一回事。封王之失败，必须从中国的文化、传统、宗教、地理环境、国民性等诸多方面寻找原因。中国这片国土不适应封建制，绝非汉高祖可以改变得了的。
在中国，自治的势力永远不能很好地珍惜自治的机会与权利。总是觊觎本不该觊觎的利益，逼迫中央收回自治的成命，最终使自治化为泡影，复归高度集权。这样的情形实在是太多了。大一统皇权专制不允许丝毫的“分权”，不允许地方有任何自管、自辖、自治之举。
刘姓王中，刘泽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个。
他只是在平息陈略有小功，便施诡计被吕后封为琅邪王。作为代价，他在诸臣中散布封诸吕为王的舆论，以迎合吕后的私欲。吕后一死，他诛杀吕家兄弟，当他得知汉军屯兵荥阳，他又退兵自保。之后又赶回长安拥立代王为天子。投机相暴露无遗。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投机分子，享受到了三代为王的荣誉。所以司马迁也愤愤不平：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汉初定，天下未集，故刘贾虽属疏，然以策为王，填淮江之间。刘泽之王，权激吕氏，然刘泽卒，南面称孤者三世。事发相重，岂不为伟乎！
《史记·荆燕世家第二十一》封一个王，多一个野心家，多一份权争，这样的封王，无论如何也起不到自治与分权的作用。即使坚持封下去，也实现不了真正的封建制。
第六部分第五十二章 汉高祖与萧何
———皇帝与相国的关系范式
读史以知兴替。读《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二》，知皇帝与相国微妙关系，不可不读也。
中国大一统皇权专制王朝中人主与相国的关系范式，是在汉高祖的时候被确立起来的。汉高祖与萧何的关系，对其后历代王朝一直产生着巨大影响。这一范式由以下内容构成：皇帝用人，以权术势控制政治大局，相国用事，在经济、法度、战事等各方面为皇帝效力；
从人才角度看，皇帝多为二三流人才（刘邦再精明，充其量只能算二流人才），相国多为一流人才（萧何是没有争议的一流人才）；皇帝的心思主要用于防止相国或其他大臣谋反，几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