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齐宣王也有过人之处，那就是他具有海纳百川的气量。他惜才如命，喜欢谈道论经，辩论问题，创建了彪炳史册的稷下学派。君王培育一个学派，而且这个学派不是以阿谀逢迎为己任，允许自由驰骋，自由言说，这在中国，除去稷下学派，别无他例可寻。聚集在稷下的有驺衍、田骈、慎到、接予、环渊等76人。齐宣王供吃供喝，赐给府第，封为上大夫，要待遇有待遇，要地位有地位，让他们专门研究学问，建立学问殿堂。稷下学派所聚拢的都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不像信陵君等养的“食客”，尽是些鸡鸣狗盗之徒，盗世欺名之辈。这种官学分立的作法，与中国传统大相径庭。中国在西周就已经确立了“官师不分”的模式。那时，只有“官学”，没有“私学”，个人无法讲授学问，只能以官的身份宣讲。虽然孔子开创了“私学”，但并未得到发展与普及。就学术来说，正统之外，基本没有生存空间。后来发展为“以吏为师”，学问更是定于最高统治者的金口玉言，毫无竞争、辩论之余地。
然而齐宣王却能让学问独立于权力，特立独行，我行我素，这实在很了不起。齐威王与齐宣王，一先一后，两代明君，垂于青史，成为中国人的骄傲。齐威王以其明察秋毫，让周围国家二十多年不敢向齐国发一兵一卒；齐宣王所建立的稷下学派，成为中国学苑中一枝怒放的奇葩，提到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无法回避“稷下学派”这四个字。君王做到齐威王、齐宣王的份上，足矣。
第五部分第四十六章 孔子不是圣人，是思想家
孔子是春秋战国交替之际的大人物。《史记》将其纳入《世家》详写，足见重视。
面对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道德颓势，惟有孔子满眼涕，无限神伤，衔哀致诚，纡徐不迫，不忧谗，不畏讥，奔走呼号，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百折九死，不易其志。力单势孤，不足以竦动时听，但孔子并不放弃，坚持己见，直至辞世。
孔子本是“放旷乐观，随缘自适”之人，却死抱住已经被众人弃之如草芥的“礼”，未免过于迂腐与执拗，所以多为世人诟病。窃以为，众人皆醉，惟孔子独醒；众人皆浑，惟孔子独清。以此喻孔子，并不为过，孔子确实是千古无两的思想巨擘。
不过，孔子并非圣人，而是思想家。孔子之伟大并不在他是弟子满门的师座，也不在他留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语》，当然也不在他修编六艺———这些功业都不足以概括这位先哲。孔子之伟大，在于他曾经为中国人形成优良国民性提供一种可能，尽管这种可能并没有化为现实。
在众多优良国民性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保守传统的精神。特别是对民族认同的“语言”———礼仪礼节、程式程序、祭天祭祖、四时节期、问候酬酢，应该以保守为主，以变易为辅。否则就形成不了良风美俗，养成不了遵从“契约”的习惯（这是非常重要的）。孔子所主张保留的，有许多不适于时代要求的东西，但也有许多绝对应该保留传承的东西。总的说，一个民族，只有整体受到某些约定俗成契约的规范，才可能成为勤劳的民族、纯朴的民族、优秀的民族。
孔子闻韶处孔子是惟一一位认识到规矩方圆对提高民族凝聚力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认识到形式化、程式化因素对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认识到传统承继对道德起到关键作用的思想家。孔子竭力劝说世人不要让周礼中断，应该以周礼规范人们的一举一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其中有限制百姓自由的消极一面，但也包蕴着以民俗民约规范人们行为的积极思想。概而统之地否定孔子思想，在国民性培育方面，在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都会造成无以估量的损失。遗憾的是，孔子的真知灼见没有被当时的多数人接受，特别是没有被当权者接受，所以无法得以实施。寻常论家每每把孔子的失败归结为他“逆历史潮流”、“开历史倒车”，似乎孔子注定要失败。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说法。其实，只要认真阅读《史记》，谜底自然浮出水面：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所以先细民也。”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司马迁说得再明确不过了：孔子的思想不得人心。齐景公几乎已经被孔子说动，晏婴却谏阻齐景公，说繁文缛节几代人也学不完。寥寥数语就让齐景公对孔子下了逐客令。晏婴口才上佳，但他贬低孔子主张的理由并不复杂，一言以蔽之，无非是“礼”太麻烦，不可为。
这就是问题症结之所在。怕麻烦，或曰懒惰，不愿意做不能直接收获利益的事情，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劣根性。那些认为中国人自古勤劳的妄说，没有顾及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按照礼法做，确实很麻烦，但也受益良多，能够提高全民的文明教化水平。不讲礼法，没有规矩套子，简单是简单，总觉得缺乏点涵养，低俗粗鲁。
孔子种学绩文，旷怀高识，为后人所景仰。但孔子最伟大之处在于，他丝毫没有苟且疏懒的恶习，他“不求苟说于世”，只求把自认为搞清楚了的问题告诉世人。他有一种强烈的让中国人温文尔雅、知书达礼的愿望。他收弟子，向他们讲学，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流离穷厄，居无定所，无一瓦之覆，一垅之植，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仍孜孜不倦，示人以方圆，诲人以规矩。可惜，包括他的学生在内，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他的苦心，也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得，在礼的问题上，孔子一个人是对的，大家是错的。司马迁高度评价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然而司马迁又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作结，可见，司马迁并未发掘出孔子最有价值的地方。
第五部分第四十七章 孔子的缺失
———虚伪与诡辩
汉武帝把儒学立为正统学术，后人因袭，除了儒学自身价值之外，主要是看中儒学的虚伪与诡辩两个特点。正是这两个特点，可以为历代统治者所用，而且屡试不爽。司马迁在给孔子所作世家中，一方面热情地讴歌他的功绩，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他的虚伪与诡辩的缺失。洋洋万言中，总共有三处揭露孔子的地方，都较隐晦，稍不注意，就会忽略过去。第一处是：
公元前496年，孔子56岁的时候，他由大司寇代理国相职务，仕途达到巅峰。孔子也是人，不免喜形于色，得意忘形。这时，他的弟子提醒他说：“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并没有自我反省，而是巧言驳斥了弟子：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孔子一句“乐在身居高位而礼贤下士”的“两面话”，就把弟子的诘问抵挡过去了。也就是说，面对祸福不喜形于色与升官发财后喜形于色，二者都是成立的。两套话语，各得其所。此场合用此，彼场合用彼。因此而立于不败之地。开了一个恶劣的先河。第二处是：
孔子经过流离颠沛，返回卫国，寄住在蘧伯玉家。卫灵公有个夫人叫南子，想必相貌不一般。她见孔子返回卫国，就放话说：“各国君子，愿意与我卫国国君以兄弟相交的，必须先来见一见我，我愿意与君子会见。”孔子听到这话之后，先是推辞一番，然后还是见了南子夫人。孔子给南子夫人行了大礼，听到了南子夫人环佩玉器首饰发出的撞击声响。事后孔子表白：“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
弟子子路听孔子辩解之后很不高兴，孔子连忙向子路发誓：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孔子一向不信“怪力鬼神”，“天厌之”又有什么用呢？孔子之虚伪，由此可见一斑。第三处是：佛反叛赵简子，占据了中牟。他要求见孔子。孔子准备去。子路阻拦说：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
《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孔子很机智地躲过了子路的责难：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孔子弟子守丧图纯属诡辩！佛背主，不能与这样的人交往———这正是孔子平日教导弟子的。事到关头，孔子却要与之交往，还振振有辞地为自己辩护。很清楚，孔子分辩根本不成立，但孔子在弟子面前永远是真理化身。后来，中国统治者以儒学为正统，早早种下了虚伪与诡辩的夙因，使得统治术有了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单就这一点而言，孔子难脱其咎。
第五部分第四十八章 评司马迁将陈涉列入世家
秦失其鹿，群雄竞逐；欲振颓纲，云谁克补？就在此时，陈胜、吴广乘机横空出世。
“世家”为王侯传记，司马迁将陈涉列入了世家，后人多认为是司马迁惺惺惜惺惺故。持此论者多引用司马迁如下说词：
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通观《陈涉世家》全文，与其说司马迁赞美陈涉，不如说司马迁感慨不施仁政的专制皇权的脆弱，不堪一击。司马迁用反衬法抒发了自己的胸臆：陈涉既说不上聪明，又没有超人的能力，但强秦在他面前，一捅即破。强与弱的转化实在是太神奇了。所以，我们与其简单地把《陈涉世家》视为陈涉的赞歌，不如当作秦朝的挽辞与警世鸣钟。
在分析从陈涉起事到秦灭亡这段历史时，司马迁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陈涉起事基本属于“首创”，在秦朝之前的封建社会里，从未出现过如此规模的民众起事，更没有成功之先例。春秋战国时期，存在另外一种机制，即内部调节机制。那时更换君王实在算不上什么新鲜事。遇到昏聩的、愚钝的或者与国家大为不利的君王，自有一股力量积聚起来中止其权力。如果做一统计定会发现，春秋战国时期通过这一机制更换君王的事件绝不在少数。而君王被百姓（或借助于百姓力量）推翻的事件，一件也没有发生。这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大一统的皇权专制把一切变革之路———哪怕是微小变革———都给堵塞得严严实实，针鼻大的孔隙也不留。水壶的盖子还要留一个孔以排解气压，没有这个孔，达到一定温度，非把盖子崩到空中不可。秦朝的政治体系就像没有留汽孔的水壶，水开了，水壶便爆炸了。春秋战国的政治体制都是留有汽孔的，所以没有秦朝那样的危险。春秋战国归于一统，并不是水壶爆炸所致，而是诸侯国之间兼并的结果，这完全属于另外的性质。
通常认为，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皇权专制是“历史的进步”、“历史的必然”。这种认识大有问题。至少在政治体制上，秦朝较之春秋战国，无论在科学性上还是在实用性上，都大踏步地后退了。后退的最主要表现就是“民主”程度大大降低，政治由一定程度的多元转为一元，一定程度的“多言堂”为“一言堂”所取代。至高至尊、为所欲为的皇帝把“水壶盖子”上的汽孔给严严实实地封死了，“爆炸”成为早晚的事情（形成周期性的“农民起义”）。秦之后，平均不到百年就有一次大“爆炸”，动辄死人数十万，上百万。遑论房屋被烧毁，文明被破坏。
秦朝只维持了十多年就土崩瓦解了，后来的专制王朝都比秦朝长寿些，这是因为后来的王朝越来越有经验，有一套补救措施，但无论怎样弥补，最终还是要“爆炸”。因此，中国两千年专制王朝，农民暴动、农民战争如河沙穴蚁，无法计数。政治体制在破坏———建立———再破坏的循环中延续着。新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