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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的是，明朝正是这样一个下半身高度活跃的朝代。
首先，这个朝代是由下半身残缺但完全没有头脑和胸膛的太监主宰的朝代。其次，这是一个其最优秀的头脑居然致力于撰写《金瓶梅》和《肉蒲团》的朝代。胯部时代的明清小说，读了自然令人胯下蠢蠢欲动。明朝是士大夫受控制最严厉的朝代，由于政治上无可为，文化上完全失去活力，士子们既然不能用胸膛在战场上厮杀，只能用胯部在床笫上采战了。既然他们的手已没有上半身的胸膛可拍，就只有把玩女人下半身最底部的“三寸金莲”了。当然，床笫上的战士没忘了号称“采阴补阳”和“返精补脑”。真不知道毫无阳刚的精神太监，还补什么阳？毫无头脑的思想奴隶，还补什么脑？一泄千里的西门庆，当然要大把大把地吞吃禅僧给他的壮阳药和各种补药。大概正是从那时开始，中药房主要不是卖治病的药，而是卖滋阴壮阳的“十全大补膏”了。
明代的帝王根本不再需要臣民贡献腰际以上的头脑和胸膛，于是再次修起了长城，而且修得远比秦长城坚固得多。作为下半身活跃的最大证据，明代帝王只需要臣民提供腰线以下的屁股和膝盖。所以，明朝除了是西门庆的“驴行货”和未央生的“狗行货”的时代，也是打屁股（廷杖）的时代，更是充分使用膝盖（下跪）的时代。总之，明朝作为上半身彻底被废的传统文化的最后尾声，发挥的全是下半身的功能。由于雄性激素严重缺乏，整个明代没有出产一篇雄文──也许只有张岱的“舟中人两三粒”算是时代最强音了。
至于清朝，那已经不是汉文化的时代，而是汉文化的木乃伊时代，是借满族的“以汉治汉”政策而还魂诈尸的时代。清初的所谓“太平盛世”，只是传统文化等待埋葬前的“太平间”。乾嘉巨子只是在为文化遗体做入殓前的整容化妆而已。在更为严酷的异族统治下，中国人连西门庆式色厉内荏的下盘功夫也没有了，只剩下贾宝玉式的“意淫”。中国人只能下作兮兮充满绮念地神游“太虚幻境”了。
很显然，中国文化急需脱胎换骨，急需新的头脑和新的胸膛，于是西方的头脑适逢其时地来了。但西方人不仅有头脑，更有胸膛，他们到中原大地上把胸膛拍得山响。一部分不甘心被铁屋关死的中国人，虽然暂时还没有强健的胸膛，但开始向西方的头脑学习。而在学习过程中，他们也重新获得了胸膛。因为真正有头脑的人，一定是有胸膛的，只是未必像仅有胸膛的流氓拍得那么响。重新获得头脑的中国人，终于成了有胸膛的革命党。革命党结束了早已成为僵尸的帝王时代和传统文化。于是历史走到了我们即将与之告别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进入了衰极复振然而前途未卜的痛苦蜕变期。
二十世纪是一个浓缩的世纪。说它浓缩，一是上下半时都开办过西方文化的速成班，然而这种压缩饼干式的精神食粮导致了严重的消化不良，并且主要停留于肠胃，而没有真正改良头脑。二是它同样具体而微地、依时间顺序而逐级走过了五个文化层次。
第一第二个十年（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是头脑时代。当时最有头脑的中国人，头脑里主要是西方思想。随后的三个十年（二、三、四十年代）是胸膛时代。先是军阀们像大猩猩一样互相比赛谁的胸膛拍得响，随后是国共两党比拚谁的胸膛拍得更响。这一比拚尚未分出胜负，日本人加塞进来，以他们的胸膛来与中国人的胸膛比拚，妄图上演蛇吞象的奇迹。然而由于头脑有限，日本人低估了中国人。他们不知道中国人在没头脑时代有一句谚语“兄弟阋于墙，共御外侮”──在没头脑时代，中国人就靠这些谚语代替思考了──更有一句“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专门等着他们。于是，因身材矮小而胸膛毕竟不大的日本人被赶走。随后，比国民党远为更有头脑的共产党成了最终的胜利者。毛泽东唱道：“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于是，进入二十世纪的下半时（但暂时没到下半身）的最初三个十年（五、六、七十年代），是气魄极盛的毛泽东把胸膛拍得山响的时代──不幸的是又再次进入胸膛比头脑更重要的时代。有头脑的知识分子都被洗脑，洗去其中的西方思想，代之以惟一被奉为正统的西方思想。于是由膝行而重新“站起来”的全体中国人，都跟着领袖拍胸膛，表示要胸怀全球。公允地说，这是自唐以后，中国人在世界上地位最高、实力最强的时代，然而代价太大了──除了胸膛，头脑和肠胃都被漠视。毛泽东之后的中国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饿着肚子不可能把胸膛真正拍响，至少拍不出汉唐气象。于是开始低调，进入八十年代的肠胃时代，目的是吃饱肚子后再拍胸膛，但依然不考虑头脑。因为历史和文化有巨大的惯性，从上半身越过腰际的楚河汉界进入下半身不容易，反过来从下半身进入上半身就更不容易。
历史的巨大惯性表现为，在八十年代初步满足肠胃之后，不仅没有向胸膛（和头脑）方向发展，反而是依惯性向腰线以下发展。也就是说，由肠胃领唱的八十年代，主旋律自然是公款吃喝和自费喝酒，“端起饭碗吃饭，放下饭碗骂娘”。然后“饱暖思淫欲”，由胯部主演的九十年代，压轴大戏自然是公款按摩和自费嫖娼，“玩的就是心跳”、“过把瘾就死”。文化的巨大惯性表现为，不仅帝王时代的惟一正统思想依然有没头脑的人替它招魂，而且当代的惟一正统思想也依然像幽灵一样在中国上空盘旋，两者都阻碍中国人的头脑得到真正的自由。由于在政治上无可为，上半身不遂，于是下半身又再次活跃起来。一本号称“金瓶梅第二”的脏书是这一时期惟一的“名著”，其作者曾有可能成为当代最优秀的没头脑作家，然而上半身的胳膊毕竟拧不过下半身的大腿。“以笔为旗”之辈，自以为得毛泽东之真传，继续把麻木不仁的胸膛拍得山响；然而毛泽东是真有胸膛的人，那些贴假胸毛的“好汉”其实没什么胸膛可言。至于到底有没有头脑，只要看看那种刑天式的架势，就不难找到答案。相反，在我看来，九十年代不仅是胯部的时代，更是膝盖的时代，宣称“抵抗投降”的人，却不得不向权力或金钱屈膝投降。鲁迅说，“老调子还没有唱完。”然而时辰已到，大幕将落，时代的歌手该谢幕了。“俱往矣！”五千年不散的筵席，终于该散场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下半身或下半时早已过去，过渡性质的二十世纪也即将过去，上下五千年终于走到了终结点。这不禁使我产生了莫大的期待：也许中国人到了重新挺起胸膛、用自己的头脑自由思想的时候了。
瘟疫·远近·忌妒·戒斗
？ 王玉北 文 韦尔乔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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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耻的好人
？ 赵无眠
无事生非
常说“乱世出英雄”，《三国》就是明证。里面有多少英雄？数是数不清的。单是蜀汉一朝，就有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这“五虎上将”，姜维好像也算一个。诸葛亮算不算？当然要算，不然于理不通。二十几岁出茅庐，羽扇纶巾定天下大势，运筹帷幄，处变不惊，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这还不算英雄？不过照曹操的意思，当时够得上大英雄的只有两个，一是刘备，一是他自己，“惟使君与操尔”。曹操的英雄是英雄中的英雄，与我们百姓讲的不全是一回事。
蜀营中还有一位魏延，立过不少战功，却没有谁把他当英雄。原因是他脑后有块反骨，靠不住。这块“反骨”别人都看不出来，只有诸葛亮看出来了，要杀他，为刘备所保。正是用人之际，杀降将不利于广纳人材。诸葛亮虽然能决胜于千里之外，看人却不一定准。譬如马谡，他就没看准。刘备曾说马谡不堪大用，他不信，偏教他守街亭，结果丢了。魏延杀了昏庸的上司太守投了过来，使长沙得以和平解放，还救了老将黄忠，功劳是很大的。诸葛亮以貌取人，指他有反骨，实在是一种偏见。魏延终其一生，只反过两次，第二次是诸葛死后。他急报军情时脚步太重，煽灭了油灯，于是怪他坏了丞相的祈禳之法，也就是说，诸葛亮之死是他给害的。那诸葛亮是何等人物，连皇上都称他为相父；把如此罪名扣到魏延头上，岂不是明摆着逼他造反？所谓“祈禳之法”，本不过是装神弄鬼的伎俩，没做成也就算了，竟还要逼反一位久经沙场、功劳卓著的大将。蜀汉虽说是以“人和”得与占尽天时地利的魏、吴成鼎立之势，其实用人一直甚不公平，喜欢任人惟亲。而魏延既死，蜀中再无大将，只等着垮台了。
三国是人才流通的时代，大家都反来反去的，只看谁对我有知遇之恩。用现代语言说，叫跳槽。诸葛亮以忠心耿耿著称于世，是因为他进了一家好公司，遇着一个好老板，也就是曹操评定的大英雄刘备。但即如刘备本人，也反过就不止一次。今天投袁绍，明天投曹操，后天投刘表，甚至还投过吕布。可见单指魏延长了反骨是不公正的，有本事你指着刘备的后脑勺这样说试试。像诸葛亮这样不长反骨的人，倾旷世之才，最后也不过辅佐了一位扶不起的阿斗，结局未见得就怎么美妙。
说到反，吕布的反名最大，要超过魏延。先是杀了义父丁原，后又杀了义父董卓，故人讥为“三姓家奴”。然而细究起来，杀丁原固然不义，杀董卓却是反戈一击有功。董卓枭雄，除了吕布无人能杀。吕布本领高强，力能敌刘、关、张三英，民间才有“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的说法，夸他的英武盖世无双。而且他不是个好战分子，有本事没本事一定要打个出人头地什么的，这样的政治野心他没有。虽说成不了气候，对于饱受战火涂炭的百姓来说，总比穷兵黩武、动不动就兴师北伐或御驾南征要好得多。
三国不算是太坏的时代，因为各国都是英主长期执政。及至龙种一个个孵成了跳蚤，天下归晋，反而世风日下，致于五胡乱华，才真正到了黑暗时代。隋唐以后，五代十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各地军阀割据，山头林立，一想不通就自称皇帝，你打过来我打过去，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这个人上来杀一批人，颁布一个政令；那个人上来又杀一批人，又颁布一个政令。没完没了，百姓可就遭殃了。
那时候有没有什么英雄？实在想不起来，好像是没有。至少没有让人记得住的大英雄。那是一个需要英雄而没有产生英雄的时代。只产生了很多皇帝，当然还有皇后及其亲戚。从朱全忠篡唐，到赵匡胤陈桥兵变篡周，凡五十三年，正规的皇帝出了十几个。再加上那十个小朝廷的皇帝们，大大小小共有五十几个。
有一个叫冯道的人，一生经历过五个政权。这本来没什么，五代么，就应该是这样。问题是他在这五个朝代里都当大官，这就值得说一说了。后唐庄宗时官拜副部长（户部侍郎，充翰林大学士），明宗时复拜中央副秘书长（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弘文馆大学士）。后唐亡，石敬瑭入洛阳，改国号为晋，仍拜冯道为首相，封鲁国公，少帝时封太尉封燕国公。契丹灭后晋，冯道又臣事辽太宗耶律德光。耶律德光北走，刘知远入洛阳建立后汉，拜冯道为太师。郭威篡汉，改国号为周，复拜冯道为太师中书令。冯道病殁于周世宗时，享年七十三岁。如果他等几年再死，等到赵宋政权建立，依例他还能做成一朝大官，那就是六朝元老了。
冯道一生，历五朝事十一主，这在推崇忠诚不贰传统观念的中国人看来，简直太过分了，是为非常的耻辱。宋人欧阳修作《新五代史》，曾痛斥冯道这种不义之徒：“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也就是说，国家之亡，就亡在冯道这样无耻的大臣身上。欧阳修还举了一篇五代时的小说中的故事，作为反例：一位李姓妇人，其夫死在官任上，她于是带着儿子捧着丈夫的骨灰返乡。过开封住店，店老板见她形迹可疑不让住，而李妇偏不肯走，争执之下，店老板扯她的手拉到街上。李妇觉得“被淫”，深以不能守节为耻，就当街将自己的那只手臂剁了下来。欧阳修叹曰：“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
欧阳修是一代文章大家，他已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