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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爷爷奶奶不在乎我已经弱化的中文，他们仍然爱我。他们早已经退了，不仅仅是形式上退下，而且是从气势上真正地退休了。奶奶更瘦了，眉头皱得更紧了。她还是那么不满，只是现在她不满的事物中更多的是她自己。她还是怪罪我妈妈，只是她已经不愿意跟我谈起我妈妈了。得知我妈妈二度离婚，说，我早料到了。那声音是恶毒的，又不全是恶毒。
我爷爷更不说话了。爷爷已经很久不说话了，不仅嘴上不说话，心里也不说话了。他这么久没见我，见面也只说了一句：回家就好了。脸上的表情，也在见到我之后再次活跃起来。现在爷爷只喜欢看报纸。年轻时候就喜欢看报纸，在头条新闻下面点上许多惊叹号，没有问号。老年了，问号对他不再是勇气的问题，而是心情的问题。他只是挑错别字。问他今天有什么新闻？他说年纪大了，看过就忘了，记不祝连《人民日报》都出现了错别字，真是糟糕埃
爸爸让出空间给我与爷爷奶奶说话，他在一边看着我，看着我如何与爷爷奶奶亲热。他看到了一个已经娴熟掌握了社会技巧的女人。他送出去的那个在机场用很重的学生腔说“爸爸等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你猜不出我会变得有多好”的小姑娘，变成了另一副模样的女子——清高的、警觉的，骨子里对一切都含有轻蔑，隐约的自怨自艾。他想他熟悉的那个小女儿隐藏在这位年轻女子的哪里？哪一抹眼神哪一个表情里？他猜测：那个敏感而冲动的小姑娘与这个站在他面前的年轻女子之间应该有一条鲜为人知的满是过节、挣扎的通道。就像一部电影，他看了开头，又看了结尾，怎么也串不起来，于是迫切地想倒到中间看看过程。只是他不说穿。只有我爸爸有这样的观察，又能有这样的不说穿。
我终于回到了上海，回到了我的故乡，而我完全认不出上海了。到处都是新的楼宇，新的街道。新路不认识，老路也认不出。我找不到回家的路。认得又如何？同样找不到回家的路。这十来年上海什么都变了。我找不到我的上海了，只剩下一口不咸不淡的上海话稀里哗拉地拎不起来。
一路上我都仰着脖子，像一只脖子前后左右转动以识别回家之路的狗。繁华的建筑在阳光中射入我的眼睛。阳光是刺激的，像这座城市一样刺激。我像一个纯粹的外国人，底气不足地东张西望着上海呈现于我面前的勃勃生气；慌慌张张地面对我的故乡迎接外乡人的好客与热情——就是主人翁那种不动声色地激动着的表情。他们向我这个外来人流露他们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切实做出努力并颇见成效的自信。
故乡和母亲一样，让我近不得远不得，漂泊多年的游子对故乡的眷恋、陌生、期望和被遗忘。这时的三藩市是晚上，光是这昼夜颠倒的感觉，已经让我清楚地意识到这里与三藩市，是天各一方了。
爸爸看出我的手足无措，安慰道：上海是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上海的地图，三个月就要换一次。 别说你这么长时间没有回来不适应，就连我们这些一直生活在上海的人也觉得自己跟不上。
原本我们要直接回刚搬进去的新家，爸爸突然改变计划，带我去以前在弄堂的家。上了一辆的士，我说了我记忆中的路名，司机打量了一下我，那眼神好像我这些年都在冬眠：小姐，你说的都是老皇历了。
雨一直下着，车子开过我们以前在弄堂的家，现在是一片工地。 爸爸把我接到这里，就像十一岁那年接我回家一样。没有想到，自己回到这里，会带着怯意。望着这片工地的是一个十一岁的小女孩，心情也随着变化。时间就像留恋过去，凝结在童年的某一个点上。
第二十二章 你不要我了吗？妈妈（1）
爸爸和我先坐一站公共汽车，接着又转了一站车，然后走在这条窄长的弄堂小路上。这条路本是不长的，只因为道路的狭窄，看起来长罢了。加上昨天刚刚下过雨，路有些湿，地面一小片一小片的小水洼闪着光。我们不说话，走得专心：低着头，将裤脚提高，避免湿了鞋子。这条路更是平白地长了起来。天是阴的，太阳其实还在，仔细看还是能看出来太阳的影影绰绰，躲在乌云后面心事重重的样子。空气是异常的清凉，夹带着被雨打湿后无力张扬的泥土的气息。
因为我妈妈突然回来了。奶奶常当着我的面说你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奶奶多数时候是恨的：你妈妈太过分了。你妈妈做人不地道。女人都是忘恩负义的。偶尔也会有明白的时候：如果不是我在你爸爸妈妈之间瞎搅和，他们可能也不会到这份上的。突然妈妈真的回来了，而且知道妈妈在美国生活不错，奶奶更是恨上加恨，说：她回来干什么？！来见小歌吗？告诉她门儿也没有。在她对这个家造成这么大的伤害之后，我为什么要让她见小歌？我很生气地对奶奶说：到底是你见她还是我见她？为什么任何事情都要扯上你们大人？奶奶也很生气地对我说：奶奶真是白疼你了。你知道你妈妈这次回来为了什么吗？
妈妈这次回国想带我去美国。我清楚。 爸爸他们当然更清楚。
小女孩有点记不得妈妈了。以前心里有她的许多好处也一一忘了去。首先忘记的是最好的事情：她发烧，妈妈一夜没睡守着她。还有妈妈录的十盒“妈妈给宋歌讲故事”。小时候这个小女孩喜欢听故事，每天晚上缠着妈妈讲童话故事，什么《白雪公主》《渔夫与金鱼的故事》，妈妈困得不行说着说着就睡着了。小女孩摇醒她，妈妈还没有讲完呢。妈妈看着两眼大瞪的女儿又开始讲下来，完全是胡编了，讲到哪儿算哪儿。小女孩又摇醒她，妈妈你讲的不对。妈妈眼皮沉重地说，妈妈实在困得不行了。明天再讲吧。后来她就将故事录成妈妈给宋歌讲故事，一共十盘。想什么时候听就什么时候听。
还有一些不太好的记忆也在消失：比如她强行带小女孩子去学琴。她用颇为悲壮的语气对小女孩子说，妈妈就算倾家荡产，也要把这钢琴给你买回来。
后来就连妈妈的模样也淡薄了。小女孩对妈妈的印象太少了，总固定在一两件事情上。成长并不全是好事。好的记忆变坏，坏的记忆变得更坏。就说那十盘录音带吧，出国后她打电话给小女孩，小歌呀，你还在听妈妈给宋歌讲故事吗？听呀。我都能背了。妈妈，等你回来我给你讲故事。几年后她问小歌，你还记得你说过等妈妈回来你要给妈妈讲故事吗？不要，我最讨厌童话故事了，那都是骗人的。现在更大了些，一提起十盘录音带，她小嘴一撅，我妈妈最偷懒了，就会拿录音带来糊弄人。
我拎着裤脚的手突然一松，停了下来。我对爸爸说：我不想见到她。我想说的是如果你不想我去见她，我就不去见她。不知怎么的，这话出了嘴就变了样。
爸爸没有说话，用那张巨大的芭蕉叶似的右手拍拍我的右肩。拍得很是心痛，就是要拍走我心中的许多犹豫与不确定。他希望有人也能这样心痛地拍拍他的肩。
我是不会跟妈妈去美国的。我又说。
爸爸也不会让你走的。
爸爸微微一笑，是一个尽量不让我察觉，却是感到欣慰的笑。
快到了，爸爸说，然后背对着我蹲下，用手指指他的后背：来，哥儿们。他的背温暖而平坦，他的气味安全而踏实，他的手有力而干燥。他带我走过这一程漫长的泥泞路，那是我独自不能胜任的距离。
小小的阳台挂着色彩缤纷的衣服，被太阳夺去水分后在风中轻浮地飘扬。气味爽洁干净，像是同一种洗衣粉，跟着谁家的红烧肉味道混在一起，飘扬着那种活泼的、人间烟火的、永不绝望的情绪。衣服后面是一扇扇门和玻璃窗，没有衣服遮挡的时候可以反射出路上的景物，被遮盖时就像一只只闭着养神的眼睛，什么都收在其中。
到了门口，我和爸爸正想进去，听见奶奶的声音：侬这次回来是——
我们知道妈妈已经到了。奶奶是上海乡下人，几十年来上海话在她那里起了生色，要它软就软要它硬就硬。软起来，像棉花糖，融入嘴里嗲得很；硬起来，像是铁蚕豆在嘴里，嘎巴直响，叫人闹心。
我和爸爸像同谋一样对望了一下，我们想知道妈妈会怎么回答。我从爸爸扫过来的眼神猜到了自己相似的眼神。那种心心相印是外人体会不到的。它是我与爸爸生活十二年，带着勾结、秘密的心照不宣的同盟。
这种对话的前面应该是这样的一种过渡性对话：你回来了？我奶奶语气清淡。回来了，妈妈说。终于回来了，我奶奶还是那种清淡的语气，意思却是强烈的——你还敢回来，看来不是冤家不聚头埃我妈妈硬着头皮又应道：回来了。去美国多久了？五年了。哦，这么久了。那边都好吧？还好。那就好，一个人在美国也不容易呀。哦，你也不是一个人，有人可以帮你呀。你这次回来是——奶奶突然转到正题上。
我妈妈听出不友善，主动问：奶奶，你和爷爷身体好吧？妈妈按照我的辈份叫“爷爷奶奶”。这为我妈妈找到一个破口，像我在美国管她叫“妈咪”一样。另一种称呼就是另一种关系，亦是一种掩护。
我们两个老的还是老样子。奶奶不主动说起我爸爸和我的情况，只字不提。她要妈妈提。这需要胆量。奶奶就是要看看我妈妈如何提起我。
孩子好吗？妈妈问。她明知要掉入陷阱，却毫无退路。
果然我奶奶见她主动进入自己的埋伏，比她设想的要早，脸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
没妈的孩子能快乐到哪里去呢？小朋友骂她“没有妈妈的孩子”，回家告诉我，我说下次他们再这么说，你就说，我有妈妈，只是妈妈不在身边。她问我这有区别吗？我想了想，是呀，对孩子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我妈妈无言以对。内疚主导了她一切的情绪。这些年在海外的孤独、艰辛，她都无法说，不能说，都是自找的。见到这家人的难堪也是次要的。就这样，奶奶掌握了妈妈的内疚，于是进一步地掌握了她的一切。
孩子的事让孩子自己解决，你这个老太婆在这瞎吵什么？突然有人浊声浊气地喊了这么一嗓子，是我爷爷。他一定是再也听不下去了。因为他轻易不开口。他听了一耳朵的妈妈和奶奶之间的蠢话。现在他再也不要听了，他平静地摘下助听器。他想，他对别人的嘴巴没有主权，总可以对自己的听力做主吧。
第二十二章 你不要我了吗？妈妈（2）
爷爷奶奶的关系非常微妙，多数是爷爷听我奶奶的，可爷爷一说话，奶奶就安静了。奶奶是那种表面很女权，骨子里极谦顺的女人。有一次她与爷爷吵架，爷爷说我不想和你吵，也不想再看到你。你给我走人。奶奶说走人就走人，我走了你别后悔。奶奶看起来如此厉害，搞了半天还处于“走人”的处境。
看过爷爷奶奶组织的这个家庭的人，都一眼看出他们由于不同渴望互补的猎奇心态。
奶奶十五岁逃婚离家当了解放军。就在出嫁前的那个晚上，她对自己即将面临的本分、完全可预测的日子充满了绝望——一年后她的肚皮就会大起来，然后像村里所有的妇女那样旁若无人地敞开上衣喂奶；像村里所有的妇女那样毫不害羞地蹲厕所，一边蹲一边打听别人的家事，时不时地往土地上吐口水。祖辈积攒下来的本分让她害怕，害怕自己就此平庸下去。她萌发出了走的念头：背着一个花包袱、有一顿没一顿的食物，生活有了传奇色彩，连流亡经过臆想都有了侠客的光辉。
第二天新娘子就不见了，不久部队里多了个小女兵。她在部队里学会认字学会认识这个世界。众多的男兵，不可多得的几个女孩子。不好看的女孩子也成了大美人，何况她是好看的，更何况她是知道自己好看的。她一直享受着男军人的集体殷勤。他们远远地欣赏着她的美貌及她给整支部队带来的柔情，用心灵用目光疯狂地爱着她，却不奢望实质地拥有她。那沉默的关怀几乎成为我奶奶一生享受到的最完整的幸福。她在男人世界里迅速成长起来，成为一个目标明确、有心计的女孩子。几年之后这个农村姑娘回到村里，已经是一个讲话一套一套的女干部了，看人眼珠子也不正了。
再说我爷爷的背景：他父亲是留美博士。爷爷出生于上海租界，就读教会学校。上教堂，说英语，在中国接受全套的西方教育，英文不亚于中文。 八十年代初期夏威夷一家杂志的总编来访中国，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