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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她吵得不耐烦了，说：都是你的错，都是你的基因让我搞成今天这样。
讲完也觉得过分，又说：其实不是你，你只是牺牲品。
妈妈困惑地问：你什么意思？
指责你很方便。每次一发生什么我就埋怨你，总是有效，可以帮助我渡过难关。
她冷笑：那这次又帮助你渡过什么难关？
离婚和堕胎都可以不指责自己。
她讽刺道：谢谢你，美国女儿。
对于人生的不成功，中国人更多指责自己。将自己的失败与过错归咎于父母，那不是中国人的性格。当她觉得我不可理喻时，就将此归纳为美国性格。
命运对我太不公平了。我就是想不通他凭什么背叛我。我爸爸遭受了背叛，我也遭受了背叛。我们父女俩怎么这么倒霉。
你丈夫没有背叛你，其实是你在背叛他。
为什么你也这么说？我捏着细软的嗓音，声音已经非常的体己，为什么要我来承担 背叛的名声？我对他是忠诚的。
因为你首先背叛了爱情。你根本就不爱他。你嫁给他只是为了逃避，为了跟我赌气。
离婚这个结果是我妈妈和我都知道的，正如一次逆旅过客一样。现在经过了漫长而忧郁的旅行之后又回到家里，我每天就干一件事：睡觉。睡累了起来活动一下，最主要的活动就是和我妈妈吵架，然后又接着睡。我的回家，不过是家里添了一头猪，会吵架的猪。这种平凡的日子过了一阵子，我又不安分了，重新羡慕浪迹天涯的生活。
其实也谈不上浪迹天涯，只是没有找正式的工作，在无休止的旅途中打发时日，在这个世界四处流窜，除了寻找自己的影子无事可做。我喜欢浪迹天涯的说法，比较浪漫。这是我选择的生活方式，也是我内心没有着落的浮萍状态。为了有精神寄托，我曾去贫民窟帮忙，去教会寻找上帝，目光在飘浮，却是在红灯区最容易看到的那种西方式的空虚。我躲在酒精、香烟，加上兴师动众启用重金属来尖叫和呐喊的打击乐中，一点麻木，一点物质主义，一点及时行乐，尽管这一切都是轻浮的无意义的，至少还算安全，即便我流泪，但毕竟也得到片刻的安全。
生命中有些东西很悲哀，心里总有遗憾，譬如母亲，再譬如以母亲为代表的母语文化。这种悲哀与遗憾在我的性格、我的经历中是个必然存在。当我想梳理安抚我的悲哀，或者与它谈判，它却隐藏起来，这使得我的悲哀显得矫情和多余。当我想忘记了它，我对自己说，丢弃归属认同这些沉重问题，它并没有我认为的那么重要。它对我的日常生活毫无帮助，有的只是障碍。可这时它又跑出来纠缠着我。一直悲哀着，最后连这些也失去了新鲜感。这样一来我不得不承担着一种真正的遗憾。
妈妈也同样有遗憾。我是妈妈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我的中文不好，而她的英语永远有股腔调。我说的她认为过于夸张，她说的我则觉得过时。有一次我姑姑的儿子成城表哥从东岸来看望我们，他们一起谈论中国——像所有的中国人聚会那样大谈中国的政局、建设、文化，还有中国人才听得懂才觉得好笑的幽默。两人十分投机愉悦，开怀大笑。像我刚来美国的饭桌上，她和大卫之间的谈笑风生把我抛弃了，现在他们之间因中文而产生的亲热，把我又一次地抛弃。揪心的痛涌了上来——我，永远是那个六岁的小女孩，被她狠狠地松了手去，远远地抛下。突然妈妈看见我敷衍、不知所云的表情，我们有点尴尬，因为我们永远不会有那么会心深入的笑。妈妈对人家抱歉地笑笑：海伦的中文不好。她们看不到我初学英语时对英语的由于弱势要求原谅的倚仗。我对开始弱化的母语没有那种仗势。我问自己为什么不能再依仗一次？没有答案。直到后来我回到中国，才找到答案。答案就是我无所依仗。它和我的黑头发一样，证明着我与别人不同的种族。如今头发依然固执地黑着，语言却不那么顽固。中文牵连着沉重的文化历史一点一点离我远去了。
当然妈妈也会与我谈论许多事情，然而那种在同一语言文化下的亲近怎么也不存在。有时，她会生大卫的气，更准确地说是吃大卫的醋，因为她觉得大卫与我分享的语言和文化比她要多。以前我受爸爸的影响比较深，后来又受继父的影响。而妈妈远远地像个外人。
《在路上》是我喜欢的一本小说，而我自己也一直在路上。《加州旅店》是我喜欢的一首歌，而我自己也一直住在旅店里。路途也结识一些像我一样的年轻人，这种路途上的“碰”友，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离家与回家的故事。这种流浪的生活持续了两年，我在问自己一个问题：人到底需要旅行多久多远才想回家？一次在非洲的一个小城，到一家超市，里面出现一批水仙和年糕，商店的伙计解释道，他们老板是个中国人，过春节了，就进了一些年糕，就差这块没卖出了。就是这块过期的年糕提醒我应该回家了。我用剩下的所有硬币将一部公共电话喂饱后，终于接通了妈妈，却又无话可说，只是干巴巴地敷衍了几句，我说我在非洲。妈妈竟然不吃惊，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个女儿连父母不知道的婚都敢结，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呢。她只是说：我以为你在中国。知道吗？你爸爸出狱了。
这些年来我多次尝试回上海，都被爸爸拒绝了，他绝对不愿让我看到他落魄的样子。现在我可以去中国了。我非常想念爸爸。这想念与我出门时或在电话里对妈妈说的“我想你”不同。对妈妈的“我想你”或者“我爱你”是英文式的，热烈有余，深度不足；而对爸爸的思念与爱是中文式的，含蓄、绕梁三日的那种。去上海前我回了一趟家看望妈妈和亲戚朋友。
这些年孩子们陆续回国，先是婷婷表姐哲学博士毕业，去了香港一所大学任教。哲学是孤独的事情，她也是孤独的人。接着成城表哥经济学博士毕业，也回上海创业了。其实我们中间最想回国的是我姨夫。我阿姨先是说：刚来没几年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等等再说吧。接着她又说：孩子还小，等他们大些再说吧。后来她说：好不容易什么都稳定了，先这样过着。回国再等等吧。现在他已经五十五了，他知道他太太会说什么——都这把年纪了还折腾什么呢。再说估计现在回去也没什么单位会要他了。想想也觉得挺冤枉。周末在他家后花园除草，猛地一直腰深吸一口气。空气真好，他想。美国的空气，他又想。
第二十一章 我带着漂泊的心回到上海（2）
姨夫知道我要去中国，壮志未酬地对我说：回去也好，如果想干大事，应该回到自己的国家。我表面上心悦诚服地点头，心里却向他做了个鬼脸：你是在说你自己吧？
妈妈对我此行不发表任何意见，默默地为我收拾行李，为我准备礼物，仿佛我回中国就是为她带礼物去的。
妈咪，我就要去中国了，你不对我说些什么吗？
噢，你自己当心。
就这些吗？我说，最近日子我常常做梦，梦见的全是小时候在上海的事情，不过我在梦里讲的却是英语。
你是应该回国看看了。
我去中国不仅是看看这么简单，我在寻找。
妈妈沉默地看了我一眼，目光有点沉重，像是知道自己的孩子终将碰壁，而她却又束手无策。她没有问我想寻找什么，其实这点我并不清楚。就像我妈妈说是为了寻找自由财富知识来到美国，心里想要的她并不清楚。可她找过了，希望过也失望过，现在老了，她一生的收获就是拥有一颗丰富的心灵。
我的继父，一个世代被迫流亡的犹太后裔，把我妈妈的话，也就是说把这种希望与失望诉说得更加清楚。
我去与他告别，我说我要走了。他说请你替我向你爸爸问好。我说你怎么知道我是去中国？他笑，说从我的慎重上已经看出了，而他早知道我会有这么一天，甚至比我还早知道，在我刚到美国时就知道了。
他说：你还记得你刚来美国的样子吗？你那时一身的白色连衣裙，有点慌乱、有点紧张，就像出门太急忘了带什么东西似的。当时我就想这个孩子大了会回去的。
我说：是的。因为这个孩子把一些东西落在那里了，她要回去找。
他却说：你找不到了。
啊？
你要找的东西已经不在了，就算在也已经不是你要的了。 变的不仅是他们，变的还有你。
变的是我，我二十四岁，两种文化的生活我各占一半。但我仍然不服气地问：你怎么知道？
继父没有再说什么，但是他通过这样非常家常的闲聊已经传递给我一个重要的信息：失去家园是永恒的人类感觉，它吻合了现代人在当今社会中的异化命运。同样，人类对生命的希望与失望也是永恒的。我想：将永久地寻求精神家园、又不停地寻找栖身之所做为终身事业的犹太继父一定就是这样——一边小心翼翼地维护他的心灵深处的犹太家园，保持自己的民族性，一边又有意识（或者说无意识）适度地淡化他的犹太属性，以便更好地与其他民族融合。
但我仍然需要回中国去，我想我最终的追求与中国有关。即使事与愿违，我也别无选择。
机场光洁锃亮的地板上无数个看不出鞋印的步伐，总在离合的匆忙之间，夹着眼泪和笑声，还有轻微的晕眩。现在妈妈和我要在这里分别了。十二年前，我们就是在这里相会。那种热烈、粗鲁与无处可逃的机场感觉我能轻易记起。因为在初来乍到、言语不通的日子里，感觉远远地走在前面。
我亲吻妈妈的脸颊告诉她我会想念她的。情景的优美犹如经过排练，美得不真切。一些爱，隔着一些不愉快的回忆，不免有点黯淡。疏远的种子早就种下了。令我悲哀的是我没有别的方法接近妈妈，同样令我悲哀的是我也没有方法远离她。母女之情寥若晨星，远远地在天边，近不得却也无法消失，许多时候只是个提醒。对我们的母女关系，妈妈和我都不愿多想，更不想谈，谈到一个程度，再深不下去。我将曾经取走的照片还给她，因为我知道自己这一走便是多年，这些照片将替代我陪伴在她身边。这些照片将给她一些安慰，平静的、没有争吵的，同时也是没有生机的安慰。可是她又能如何？只能领情地对我笑笑。
妈妈说：海伦，自己照顾自己埃
我挥挥手，就把海伦留在美国了。
爸爸看见一个叫宋歌的年轻女子从走道里稳步走来，轻松地与同道的人打着招呼，娴熟地运用各种礼仪技巧，带着一点优越感和一点自以为是。儿时的认真、较劲和遗传来的愤世嫉俗都已经找不到了。
于是他一见我就要说：你没有什么变化嘛？
没变吗？我问。我想给他一个拥抱，又怕吓坏他。这毕竟不是他熟悉的。身体存着拥抱的动作却只是轻轻地和他靠了靠肩。
你看看你，老是长不大似的。他说，当然他并不这样认为。
他接过我的行李。他这时的身体已经是泥足巨人，气喘喘地保持双肩的平衡，努力扮演一个保护女儿的强壮的父亲形象，努力地不让我们看出他的吃力。
他比划着我十二岁时的高度，对同来接机的爷爷奶奶说：她走时就这么高，瞧现在长多大了。他是想用我外表的变化掩饰他已经观察出来的内心变化。
我开口地道的上海话把爷爷奶奶吓住了。上海话容易说，说得地道却不容易，两三句话就暴露出你与它的交情。很快地，我的上海话就不够用了。他们就笑，异口同声地要我“帮帮忙”。美国人允许外国人讲有口音的英文，中国人也允许外国人讲有口音的中文，可是上海人不允许任何人讲不标准的上海话。我开始说普通话，再后来我就讲英语了。幸亏我爷爷能讲一口非常好的英语，奶奶笑：小歌现在她是乐不思蜀了。乐不思蜀？我问这是好词还是坏词？奶奶笑：你应该问这是褒义词还是贬义词。
好在，爷爷奶奶不在乎我已经弱化的中文，他们仍然爱我。他们早已经退了，不仅仅是形式上退下，而且是从气势上真正地退休了。奶奶更瘦了，眉头皱得更紧了。她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