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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美国开始系统而长期地向“黑洞”地区“出口”安全之前，“黑洞”地区一直在逐步升级地以恐怖主义行动和其他引发混乱的形式，向全球化“核心”地区“出口”它的苦难。本·拉登和”基地”组织都无疑是“黑洞”地区的“产品”。实际上，这是全球化“黑洞”对全球化“核心”的最残酷的回应，它显示出美国不顾及这些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地区的死活，就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许多美国人对9·11事件的第一反应就是高呼“我们不能再依赖于海外的石油，进而就不必与那些‘黑洞’地区的人们打交道。”这种天真的梦想是极端错误的，减少“黑洞”地区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化“核心”地区之间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联系，只会在长期内使“黑洞”地区对美国的威胁变得越来越大，美国不能像鸵鸟一样自欺欺人地把头伸进沙子里逃避危险。
值得庆幸的是，美国并非唯一一个忙于在”接合部国家”阻止和消灭恐怖主义的国家，俄罗斯在车臣、高加索地区进行反恐战争，中国和一些中亚国家也在它们的边境地区开展反恐行动，而澳大利亚针对巴厘岛爆炸案、西班牙针对3月11日的列车连环爆炸案都采取了反恐行动。
但是，仅仅依靠美国向“黑洞”地区“出口”安全来缩小“黑洞”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第一，美国出口“安全”的目的值得怀疑。美国对“黑洞’’地区采取军事干涉行动，往往是以实现和促进美国私利为首要目标的，或者出于美国国内政治的需要。美国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时，宣称是要消除萨达姆政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但美国迄今都未能在伊拉克找到这类武器。控制中东石油、把伊拉克作为实施“中东民主化大计划”的突破口，才是美国的本意。而且，美国还是向伊拉克提供制造化学武器的原材料的罪魁祸首，美国这样做反而是在出口“不安全”。第二，美国对于至于自身的行动对国际社会、国际法或平民是否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一直漠不关心。例如，美国在科索沃战争中使用了贫铀弹，在伊拉克战争误伤了许多平民，并且置国际法于不顾；由于发生在卢旺达等国家的大规模种族屠杀与美国的利益关联不大，美国就对它们视而不见。第三，对于“黑洞”地区所产生的一系列难题，如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艾滋病、难民等全球化问题，美国根本无力单独应对，它必须与其它国家进行合作。美国应该与“核心”地区的其他国家一起，向非洲提供更多援助，共同努力促成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和平，减少不同地区之间发展水平悬殊。“黑洞’’地区与“核心”地区能否实现一体化，也最终依赖于“黑洞”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更多的私人投资，而不是美国的军事干涉行动，因为正如美军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谢尔顿所言，“美国的军队是一个使人恐惧的锤子，但并非所有的难题都是一个钉子”。所有的一切都必须从“黑洞”地区实现安全开始，因为自由市场和民主无法在连绵不绝的冲突中得到生存和发展。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到9·11事件发生之前这段时期，美国一直把那些与美国经济、军事实力相当的国家视为潜在的“战略对手”。在冷战期间，美国把苏联视为头号敌人。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又开始担心统一的欧洲、经济发展强劲的日本和日益崛起的中国。“黑洞’’地区长期被美国遗忘和忽视。但在9．11事件之后，美国对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思维都进行了重新定位，美国被从准备与“势均力敌的国家’’进行高科技战争的抽象计划之中拉回了现实，美国对于面临的主要威胁的本质的判断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它再也无法对“黑洞”地区视而不见，转而把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两大首要目标，并且认同’’与世界隔绝就意味着威胁”的观点。而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战略意图以及在此后在整个中东地区推行“大中东民主化计划”，增加对外发展援助以应对”黑洞”地区的即时而现实的威胁的种种举措，也反映出巴尔耐特的向“黑洞”地区“出口’’安全的观点已经在美国当前的外交政策实践中得到体现。
针对美国当前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安全思维的上述变化，中国需要及时调整对美政策和外交政策。首先，中国应该继续强化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方面与美国的合作。中国在近期相继公布《中国导弹及相关物项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2002年）、《中国生物两用品及相关设备和技术出口管制条例》（2002年）、《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许可证暂行管理办法》（2003年）、《中国的防扩散政策和措施》（2003年）等，这些条例的通过，不但有利于维护中国自身的安全，树立中国的良好国际形象，也使美国的一些反华势力失去了攻击“中国从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口实。中国在北朝鲜核危机中所发挥的建设性的重要作用，也已经得到美国的肯定和积极回应。第二，中国可以借助美国领导下的国际反恐大气候，根除中国西部边境地区的恐怖组织和势力。美国的反恐战争是全球性的，美国国务院在2003年把中国新疆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组织确定为恐怖组织，这对中国孤立境内的恐怖组织和维护统一是相当有利的。第三，中国现在既然不再是美国的“潜在战略对手”，就应该谋求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稳定和良性化。美国现在把战略重点放在反恐战争、防扩散和推进“中东民主化”这三个问题上，而非“遏制”或孤立中国，这就使中国赢得了难得的宽松的国际环境。我国政府提出今后二十年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以及中国能够实现“和平崛起”的政策主张，就是在上述背景下提出的，也是适时而动的明智之举。
观历代帝王庙有感
■ 何兆武
前些天媒体上报道北京阜成门内的历代帝王庙已经重新修缮完毕，即将开放。遂与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冯佐哲先生同往参观。小时候，我家就住在帝王庙北边第二条胡同口，每次出门去西四牌楼必经过帝王庙，总想人内看个究竟，然而始终未能如愿。因为当时它是幼稚师范学校的所在，不能人内参观，后来又改为北京市女三中。不意这次去参观，想能一偿夙愿，却仍然被拒之于门外，说是要待到五一节才正式开放。我们只好向管理人员疏通，幸得帝王庙管理处主任吉小平先生看在历史学同行的份上，慷慨地网开一面，又承蒙他亲自引导着我们参观了全部建筑。
历代帝王庙始建于明嘉靖九年（1530）。明太祖建都南京时，曾在南京修建有帝王庙，对以往历代帝王的祭祀典礼均在南京的帝王庙内举行。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祭典有时候是在南京有时候是在北京举行。直到嘉靖御位，才在北京修建了这座历代帝王庙。按皇家的首都建制，应该是：前朝后寝、左祖右社，另有天、地、日、月、社稷各坛以及崇拜稼穑的先农坛，分布在京城的南北西东四方。除了祭祀本朝祖先的太庙而外，还应该有祭祀以前历代帝王的帝王庙。又由于嘉靖本人笃信道教（权相严嵩就是由于善作青词而得以擅权的），所以又在紫禁城的西北方修建了一座最大的皇家专用的道观，即大高玄殿。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初，这座道观前面那片美妙绝伦的牌坊（“先天明镜”、“太极仙林”、“孔绥皇祚”、“弘佑天民”）还岿然屹立在大道上。后来成为了商业区的北京南城，也是嘉靖时期扩建的。此后的北京城建制，直迄二十世纪中叶，基本上规模未变。明世宗嘉靖皇帝本是个不称职的皇帝，谈到他的政绩实在是无可称道。然而正是在他御位期间，却完成了完整的首都建制这样一桩大业。（又，今天列为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的昆曲艺术，也是在嘉靖时期定型的，尽管与嘉靖本人无关）又，据吉主任说，目前此次重修帝王庙的工程，单是拆迁庙内的后代建筑，就花费了两个亿以上。然则当年皇都建筑又消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对此，我们今人又应该怎么看待和评价呢？是应该谴责他榨取民脂民膏，挥霍人力物力？还是应该肯定乃至赞美他为世界留下了一片不朽的民族文化的瑰宝？古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古希腊的帕特侬神庙（Padhen。n）、中国古代的长城等等、等等，——这些在后人前来凭吊古迹之余，恐怕都会引起人们无尽的遐思和惆怅吧！
但最令我感兴趣的，却是庙中祭祀的究竟都是哪些古代帝王以及他们的哪些文臣武将；而又有哪些是被排摒在外了的？庙中所祭祀的历代帝王以三皇五帝为首，尽管三皇五帝都是蒙昧无稽的传说，不过这一点或许反映了我们民族长期积淀的那种崇古乃至炫古的情结。此下夏商周三代的世系则排列分明。但是周以后却直接就是汉，而统一宇内的秦代竟然被一笔勾销了。帝王庙例最初只供奉大一统的开国皇帝共十六人，后来不断地增多。康熙临终前曾有谕旨：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而外，尽宜进庙崇祀。所以到了雍正朝，人祀的历代帝王已达一百六十四人，从祀的贤臣共七十九人。到了乾隆时期，入祀的帝王增至一百八十八人，而从祀的文臣武将仍为七十九人。秦始皇是中国大一统的第一个皇帝，之所以被开除出局而未能人祀的原因，想来应该是因为他是个公认的无道暴君（何况他又是“以吕易赢’’的一个私生子）。而秦二世则是个荒淫无道的亡国之君，所以秦代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且对以后各朝各代有着巨大的影响，但却不能在帝王庙中有一席它本来应有的合法地位。
在东汉的诸帝之中并没有最后的那个献帝的位置，想来大概也因为他是个亡国之君，把皇位拱手让给了曹丕的缘故。在接踵而来的三国时期之中，只有一个皇帝是入祀的，那就是蜀汉的昭烈帝（刘备）。此外不但没有曹魏诸帝，没有吴大帝，甚至也没有接踵继统的西晋司马氏诸帝。这一点想来是由于传统往往都是以蜀汉为正统的这一偏见所致。魏与吴固然不是大一统，但后世的辽与金也都并非是大一统，而辽金的帝王却都又入祀帝王庙，不知是否由于辽、金与满清在种族上有血缘关系的缘故，故而取得了合法的身份。至于大一统的西晋诸帝之所以未能人祀，猜想或许是由于历来都认为司马氏是篡夺王位（“狐媚以取天下”）的缘故。不过，又有哪个王朝真正是吊民伐罪而取天下的呢？连杰出的英主唐太宗，不是也弑兄杀弟吗？亡国之君一般是不能人祀的，如北宋的徽、钦二帝，元代的顺帝。然而明末的那个亡国之君明思宗（崇祯皇帝）却又是入祀的。满清入关对于明思宗的政权表现出一副优渥的姿态，这或许是出于政策上的一种需要。至于在北京紫禁城内武英殿登基的大顺皇帝李白成，大概是在位的时间太短了，不然委之以年的话，是否在庙中也有他的一席地位呢？但若果真如此的话，岂不是又无法论证“自古以来得天下之正未有如本朝（清朝）者”的命题了么？谚语有“成者王侯败者贼”的说法，太史公也有“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的说法。无论如何，历史终究是由胜利者而不是由失败者所写的。
在从祀的功臣之中，也有不少颇为耐人寻味的问题。像李斯这样一个重量级的开国宰相就未能人祀，那自然是由于秦始皇、秦二世、孺子婴都没有资格人祀的缘故。汉高祖理所当然是应该人祀的。汉初三杰萧何、韩信、张良，萧何、张良两人是人祀的，而韩信则被撤销了资格，那大概是由于他背上了叛国谋反的罪名的缘故。两千多年以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未央宫演出的那一幕，似乎没有必要再妄加什么褒贬了。双方都必须遵循权力运动的游戏规则，尽管韩信觉悟得晚了一些，但总还没有至死不悟。任何游戏，总归是有胜有负，胜者也不必就盛气凌人，败者也不必就怨天尤人。胜负本来是兵家常事。帝王庙把韩信排斥出局外，正是遵守游戏的规则。什么大树特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