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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者也不必就怨天尤人。胜负本来是兵家常事。帝王庙把韩信排斥出局外，正是遵守游戏的规则。什么大树特树，说穿了无非是树自己。任何帝王都不例外。树古代的帝王将相，也无非就是树今上统治的权威。居功自傲乃至功高震主，无疑只能是自取灭亡。功则归上、过则归己，本来是身为妇妾、事人以颜色理应遵循之道。
三国时期的名臣，只收入了三个人，均属于蜀汉。诸葛亮自然是不成问题的，他是一位难得的纯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名垂宇宙、万古云霄。关羽在历史上不过是一员战将，后来却被尊之为帝，到处都建有关帝庙。他不仅是人世间的“关圣帝君”，而且成为了“三界伏魔大帝”。所以帝王庙中专门为他修建了一座庙，以示不能等同于其他人祀的功臣。何以一员武将竟至被奉为神明？这或许与满清政权的勃兴有关。满族本来是文化比较落后的，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只是在人关之前不久才创制文字就可以想见。也像北方许多游牧民族一样，他们尚武，因此要崇拜一个战神。于是三国演义的故事就成了他们的史诗兼教科书。他们从那里面学到了军事学和作战方略（用反问计谋杀袁崇焕即是一例）。这或许就是关羽被神化的由来。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何以三国魏晋时期唯有另一员武将得以人祀帝王庙。那就是赵云。赵云的忠心和英勇具见长坂坡单骑救主的故事。它是那么地深人人心和满清统治者之心，乃至使得赵云在那个历史时代的诸员战将之中能脱颖而出，独自享有人祀帝王庙的光荣。
整个魏晋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期间，并无一个功臣得以入祀帝王庙，尽管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共有二十一个帝王入祀，占了人祀帝王总数的百分之九。南宋人祀的名臣之中有岳飞和文天祥，一个是抗金的民族英雄，一个是抗元的民族英雄。可见满清的统治者并不忌讳汉族抗敌的英雄人物。不过明末的史可法却未能人祀，不知其故安在？从多尔衮致史可法书中即可以想见史可法在抗清中的重要性。或许是出于名额有限的缘故吧。帝王庙中虽然供奉了一百八十八个皇帝而分配给名臣的席位却仅有七十九个。
一座帝王庙似乎又把过去的历史带到了观者的心目之前。过去的历史并没有消逝，它仍然活在现代当前的历史之中，正如我们老祖宗的遗传基因就活在我们灵魂的极底，就活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的身上和我们的心底就载负着古代的基因。后王为先王排座次，正是为自己保特权。大树特树什么人，说穿了无非是为了树自己。道统和法统的统一，从来都是专制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基础。后世统治者着意捧出来传统的圣君贤相，亦即乾隆御旨所谓的“中华统绪，不绝如线”，无非是要论证自己的绝对权威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历史本身也具有其两重性，它既是过去的重演，又不单纯地只是过去的重演。而人们对历史意识的自觉和警惕，则是使自己不再重蹈前人思想奴役之窠臼的保证。当然，彻底砸烂一切旧文化，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因为新文化正是在旧文化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我们高出于前人，乃是由于我们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之上才获得的。没有前人创造的一切，我们的一切就都要从零开始。正因为有了前人的基础，我们才得以超胜于前人。我们看到了旧时代的辉煌，也要看到旧时代的黑暗。文化上的虚无主义毕竟不可以简单地就代之以全盘的复古主义。善于利用前人的遗产而精进不息，这正是我们优越性的所在。我们既要珍视并好好保护我们的历史文化遗产，也要正视其中所曾付出的沉痛的代价。帝王专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很好地理解那个已经过去了的时代，却是我们今天创制民主时代的必要条件。法国巴黎有一座先贤祠（1e Pantheon），人祀的都是法国历史上对法国文化做出了杰出贡献的名人（最后一个去年入祀先贤祠的先贤是大仲马Dumasp6re），但是在法国并没有听说有一座历代帝王庙。中国有帝王庙，却没有先贤祠。这或许也表明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乃是政治挂帅或权力崇拜吧。
内乡县衙散议
■ 乔新生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
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
——内乡县衙三堂名联
出河南南阳市区大约1小时的车程，便来到了内乡县境内。内乡县源于秦代的析县。西魏时期改名为中乡县。隋朝因避文帝讳改名为内乡县。析县秦代邻郦县（唐代改称菊谭县）。五代时期菊谭并人内乡，清代隶属于南阳府，因管辖地域辽阔，配正五晶知县。
“县治居城之中，元大德八年建”。然而，县衙命运多蹇，崇祯十五年毁于李白成，清顺治十八年重建。咸丰七年，捻军攻内乡，“公署全毁”，光绪十八年，县官章炳焘履新，他“历任九年，得以专心土木工程”，形成现在的格局。
内乡县衙南北250米，东西80米，房屋260余间，分为大堂、二堂、三堂，集中了县衙的所有机构和县官的家眷。内乡县衙体现了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治理模式，大堂前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二堂的跨院则集中了知县的幕僚班底，三堂则是知县的眷属栖息之地。这样，在同一个屋檐下，以知县为核心，由疏而密形成了一个系统的治理结构。在大堂之外为国，办事机构为国家机构，二堂之后，则是知县的私密所在，这里既有他的眷属，也有知心幕僚。奇怪的是，在幕僚办事之处的两侧，却又设置了东西账房，主管县衙内的财政收支和全县的税务事项。
在这样一个治理模式中，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人落难，全家遭殃。家国不分的治理方式，虽然比较稳定，但却给腐败提供了天然的温床。在后院之内，如果有一个人动起邪念，整个稳定的治理结构就会发生倾斜。
沿着县衙的中轴线徐步前行，突然感到一阵悲哀。作为内乡的最高长官，知县不但要记挂着内乡百姓的安危，而且还要为满门人丁提供衣食。作为皇帝的打工者，他的俸禄够用吗？据查，清代七晶知县岁俸45两，正五晶也才有区区80两，远远无法养活一家老小。在俸禄不足的情况下，清中央政府不得不默许官员自找门路，在国家赋税的征收过程中额外加征。后来逐渐地形成了养廉银制度。五品知县的养廉银居然高达700到1200两，已经成为知县的主要收入来源。尽管如此，章炳焘异地被罢官后，仍不免经济拮据，不得不携女儿重归故里，跪而募捐。
据传说，章炳焘种种善政，绰然有古循良风，内乡太平无事。然而事实如何呢？
为了修筑县衙，章炳焘强令砍树，以至于“天子渠”古树几乎不存。在修建县衙的过程中，由于实行了承包责任制，工程进展迅速。但是，年终岁末，由于预算超支，县库空虚，无钱支付，只好拖欠工钱。后经乡绅斡旋，民工才拿到了辛苦钱。据说，衙门修好，章炳焘接父参观，其父不无幽默地说，“房舍虽好，惜缺少一样东西。”章炳焘忙问缺少什么，其父幽幽回答：“缺少四个轮子，好在你卸任时将它推回咱浙江老家，供你终生享用。” 家国心态，一览无遗。 既然财政紧张，为何又要大兴土木呢？既然开工兴建，如何筹措资金呢？ 我们无法深究修衙的动机，或许知县大人好大喜功，或许是为了拉动内乡县的投资，或许是为了刺激消费，或许是为了知县大人自己的腰包，或许上述的一切都不真实，知县大人就是为了给内乡县留下一座像样的官衙。在他的身后，这座恢宏的建筑曾经迎来了无数的达官显贵。内乡县衙从此再也没有寂寞过。
据史料记载，为了修建县衙，知县大人章炳焘曾经冥思苦想，东挪西借，精心策划，终于按期完工。在诸多集资方案中，最绝的要数“赢捐输罚”手段了。凡是到内乡县衙打官司的人，都必须为内乡县衙工程建设作出贡献。如果打赢了官司，知县大人会伸出手来，要求胜诉方捐出一点钱；如果打输了官司，知县大人会沉下脸来，要求败诉方承担罚款。这种集资的手段，与当今一些法院的做法何其相似乃尔。为了一心一意搞建设，知县大人还作出规定，凡是上堂争讼的，不管有理没理，先打四十大板。在这样的高压下，内乡县的升斗小民过得是什么日子呢？
历史的车轮走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在一些官员身上看到章炳焘的影子。
星转斗移，昔日高大的县衙已显破败。在蒙满灰尘的建筑中，我们重温了古代的升堂仪式，查阅了古代的典籍，翻看了历代的刑具。所有这些不但没有激起我对当地人口中盛传清官的丝毫敬意，反而泛起了一丝苍凉之感。在“越诉笞五十，诬告加三等”的石碑前，我很庆幸自己生活在现代。
如今的内乡县城早已繁华一片，水泥高楼中间，古代县衙略显形单影只。据专家介绍，中国古代官署保存最为完整的有四处，其中南阳就有两处。除了内乡县衙之外，南阳的府衙也留存于世。由县而府，在南阳不到一百公里的地方，中国的行政架构似乎被浓缩定格了。
在清代，地方政府分为省、道、府、县四级，国家的行政架构止于县衙。官府不下乡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1949年后，在政权结构中逐渐地增加了乡镇一级，延伸了政权的控制范围，但却压缩了公民的自主空间。五十年后的今天，以减轻农民负担为直接目的的乡镇改革终于启动，在短短的时间内，中国撤并了七千四百多个乡镇。现在，人们又在谈论更高一层的机构改革问题，希望通过缩省的方式，平衡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协调各地生产力的发展。
走出县衙，“菊谭古治”的牌楼赫然矗立眼前。古代的衙门已经成为了熙熙攘攘的街市。懂建筑的人在这里寻找古代建筑的样式，懂文学的人可以抄录县衙上的楹联，懂经济的人可以在人群中兜售自己的产品。定格的历史仿佛在喧闹中复活了。人们在监狱的墙壁上看到了中国古代的十大酷刑，但耳中再也听不到犯人的呻吟之声。正义还是邪恶，暴戾还是宽厚，在那久远的记忆中变得模糊起来。我一直在想，中国古代这种高度集权的治理模式为什么能够长期延续？不就是因为大堂下面跪拜着失去独立人格的百姓吗？每一次揭竿而起，换来的都是一个新的朝廷。老的县官走了，新的县官又来了。百姓的日子就在县官的轮替中一点点变得黯淡无光。
欧洲的宪政起源于贵族的集体抗争。中国的宪政起源于一场革命。但是，在血与火的洗礼中，中国的宪政之路却是如此地坎坷，以至于在百年之后，我们还不得不进行民主的启蒙。
“天理国法人情”，似乎道尽了中国古代治理的一切规则，但“爱民若子”的功德匾又见证了中国古代民主的高度。在主仆颠倒，百姓的人格无法独立的社会，天理国法人情其实是一回事情。天理是天子之理，国法是皇帝之法，人情是最高统治者的人情。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没有互动，没有平等，有的只是上下尊卑的管理关系。
1985年，在内乡县公园发现了一座石碑，其中刊刻着内乡知县报请上级监察部门批准的禁约。这块被称作“三院禁约”的石碑上，罗列了禁止乱吃喝，禁止乱摊派，禁止乱收费等禁令。禁约特别规定，“如有特殊外索者，该驿飞报两院究治”。规定不可谓不具体，措施不可谓不严厉。但是，在一个缺乏外部监督，官员的任免与百姓没有直接关系的社会里，这样的制度有何意义呢？看来，从古至今，中国的制度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宽一分，民多受一分赐；取一文，官不值一文钱。”现代的一切行政理念似乎都体现在了这副楹联之中。不幸地是，不值钱的官员何其多也。民主的价值就在于能够及时清除这些不值钱的腐败官员，让百姓多受一分恩赐。然而，在章炳焘的时代无法真正做到。现在，我们能够做到吗？
在返程的车上，回望烟尘中的内乡县衙，让思绪在历史的长空中盘旋，不禁怅然若失。内乡县衙承载了中国行政机构变迁的历史，见证了古代官宦的荣辱。但正因为它如此地世俗化，以至于使我们沉湎于大量的细节之中，忙于器物的考证，而淡忘了这片土地上百姓的悲欢。其实，如果遗忘了这里生生不息的黎民，一座冰冷的建筑有何价值呢？
（《内乡县衙与衙门文化》，刘鹏九主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7月版，15．80元）
高高低低话平等
■ 黄纪苏
四、竞争与其他意义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