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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选狱案杂考》两文。长期以来，嘉靖、隆庆年间的重臣徐阶被认为是一位典型的“乡愿”式人物，特别是他与严嵩同在朝十余年，以迎合帝意、久安于位为人所讥评，至于他从政的是非功过，则少见比较全面公正的评价。而纵观历史，像徐阶这类的政坛常青树（或可贬之为“官油子”、“不倒翁”）是不乏其例的，因此怎样跳出空泛的道德评价范畴，揭出得失并总结历史经验便是一件大有意义的事了。梁先生此文人手其实也颇为简单，他没有一上来就给徐阶贴一个标签，先判定他代表哪一阶级利益，然后以这种先人之见去苦苦搜寻能够证明自己判断的资料，而是紧紧抓住“徐阶其人在他的政治生涯中究竟做了些什么”这一问题，胪列史实，不论于徐阶其人有利还是无利，均细加考订，使之昭昭在人耳目。文章既举出了徐阶主政时的作为，同时也深刻揭示了他的性格弱点，剖析了徐阶在昏君、权臣夹缝中的困难处境。平实，平恕，这种简单实际上也是一种史识。以此论人，即使不中大概也不远了，我想徐阶有知，也许会许作者为知音的。像下面一些论断：
徐阶在处理与世宗、严氏父子关系上，确实用心良苦。对于明世宗不得不迎合；对于严嵩又不得不逢场作戏，虚与委蛇。
徐阶不是诤臣，但也不是佞臣。
（徐阶）经过挫折后，伴随官场阅历加深，统治集团上层政治风云的洗礼，早年的锐气消了，度量大了，成为“器量深沉”的人物。
寥寥数语看似平淡，实则包含了丰厚的人生体验，是知人论世的好例，读者有心，当能获得多种启示。
如果说《论徐阶》可见梁希哲先生之史识，那么《洪朝选狱案杂考》则足见先生之史才。前人早就说过：“明代大案多枉”，像朱元璋钦定的蓝玉案、胡惟庸案其实都近于“烛影斧声”，留下谜团无数，相形之下，不过位居刑部左侍郎的洪朝选之惨死狱中实在算不得什么。但梁先生从该案背后看到了隐藏着的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政治因素，认为借助此案有助于了解和认识嘉靖至万历前期的国家政局和社会矛盾，更有助于全面认识像张居正这样一位对历史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乃费大力气做了这篇考证文章。通读全文，应该说梁先生的目的是完全达到了。作者如老吏断狱般洞幽烛隐，列举大量书证证明洪朝选遭祸始于辽王与张居正之隙，时人告发辽王谋反本是一桩冤案，张居正乃借机向奉旨查勘此案的洪朝选施加压力，欲坐实其罪，而洪朝选不为上司压力所屈，查勘后得出了辽王虽暴虐但并无反意的结论，使张居正“憾之”。洪朝选继而称赞那些因弹劾张居正“夺情’’而被廷杖的大臣，更使张居正（（J憾益深”，终于遭来了杀身之祸。梁先生此文不仅厘清了历来众说纷纭的洪朝选狱案的真相，也道破了有明一代朝廷和宗室、君王与藩王错综复杂的关系。明朝藩王表面上是“天潢贵胄”备极尊荣，但同时也时时处处要小心翼翼避免皇帝的猜忌，不胡闹不行——否则易被人认为别有怀抱，胡闹过头了也不行——像辽王就是淫虐贪酷触了众怒，结果被人加了个最让皇帝闹心的“谋反”的罪名。在这种夹缝之中的藩王们多数注定只能成为顾炎武所说的：“名日天枝，实为弃物”。这何尝不是皇权专制制度下一幕人的悲剧！梁先生通过考订洪朝选案，还对《明穆宗实录》中的诸多疑点进行了梳理，指出作为世、穆两朝实录总裁官的张居正在其中做了不少手脚，从而戳破了历来所称张居正主笔的世穆两朝实录“最称严核”的神话。
此书中另外一些短章如《明代廷臣绰号与明代政治》等角度新奇，读来也是饶有兴味的。
我喜欢读史，少不更事时往往会为高屋建瓴的皇皇大论击节称赏，后来却越来越喜欢那些考订一人一事之类的小文，特别是孟森先生的著述，有时乃到荒唐地觉得以往那句“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说法也许并不完全正确，以为先把一枝一叶分别看清未必不是观察森林的一种途径。当然这些都只是个人兴趣之转移，不敢据此妄分优劣的。而我读《梁希哲明清史论集》，就常常想起孟森先生的《心史丛刊》来。回头翻看梁先生为自己文章所加之注，发现引述孟森先生著述的地方极多，这似乎也证明了笔者感觉的不误，私心为之窃喜。
“虽小却好”，这是昔人评价《漱玉词》的话吧？下面好像还有一句“虽好却小”，言外之意是李清照词的境界嫌小了一点。这其实是混帐逻辑，谁说只有“大”才是“好”的不二法门的？有些人颇好“小大之辩”，不能不让人想起庄子所说的那个关于“不龟手之药”的寓言来。
中华民族历史的绚丽画卷
■ 马世之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这个民族源远流长，其起源、发展和流变的轨迹，是一曲悲壮雄浑的乐章，又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诗，堪与天地共存，可和日月同辉。中华民族系以传统的中华文化与一定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包括汉族、少数民族与海外华人在内的一种民族共同体，它支系众多，纵横交错，是经历了数千年的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过程才逐渐形成的。由于年代久远和资料匮乏，要想理清整个中华民族及其各个支系的来龙去脉，实在是一个难度极大的课题。何光岳先生集数十年之功，含辛茹苦，皓首穷史，“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几忘日月之轮换，春秋之更替，不畏险阻，知难而进，经过苦心钻研，终于完成了《中华民族源流史》这一浩大的史学工程，先后出版了《炎黄源流史》、《夏源流史》、《商源流史）、《周源流史》、《楚源流史》、《中原古国源流史》、《秦赵源流史》、《汉源流史》、《东夷源流史》、《南蛮源流史》、《百越源流史》、《氐羌源流史》、《北狄源流史》、《东胡源流史》和《女真源流史》，共15分册，近700万字，可谓鸿篇巨制，旷世佳作。
何光岳先生为着此系列丛书，除博览群书外，还到全国各地进行考察，广泛搜集资料，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从而为他写作此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人评述《南蛮源流史》时指出：“如此辽阔的分布地域，过去只有个别人做过零星的探索，而星星点点的资料，就像无数的金砂，落到了一个万能化学家兼建筑师的学者之手，辗转化合，不断加工，最终造就一座金碧辉煌的民族史学宫殿。’’实际上经过这个“化学家兼建筑师的学者”万能之手，所建造的中华民族史学宫殿，除“南蛮”民族外，尚有“炎黄”、“东夷”、“百越”、“氐羌”、“北狄”、“夏”、“商”、“周”、“荆楚”、“秦赵”、“女真”、“东胡”等等。并在每一个殿堂之前树起一座座丰碑。
《中华民族源流史》的宗旨非常明确，作者论及写作《炎黄源流史》的动机时对媒体说过：“众所周知，国外有些学者提出：‘华人西来’说，认为中国文化是由西方输入的，就连中国人种也由西方迁来。近年来也有学者否定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认为自古以来黄河是一条害河。现在又有人把炎帝、黄帝说成是神话人物，认为：‘炎黄之裔’不是‘华夏之裔’，从侧面来否定‘炎黄族系’是‘华夏族’主体的历史，把中华民族的族源砍去。”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古代史研究工作者，有责任批驳上述谬沦。在《女真源流史）中指出：“痛感半个世纪中国丧失土地达1200万平方公里，列强侵略，中国积弱受欺。”《东胡源流史》与《北狄源流史》的写作目的，则是“还其历史的本来真实面目，以免野心家和阴谋家割裂、曲解和捏造历史，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寥寥数语，表现了作者高尚的情操和爱国主义的热忱。他著书之目的，不是为学术而学术，没有把自己关在象牙之塔中进行经院式研究，而是以一个战士的身份，同企图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野心家、阴谋家进行战斗，并对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们的谬论进行批驳。书中字里行间，充满了炎黄子孙的骄傲和中国人的正义感。
何光岳先生的多卷本《中华民族源流史》，不同于通史、断代史、编年史或国别史，是其独创的源流史体例，不受朝代、国别、地域限制，犹如奔腾不息的黄河，源远流长，从发源地一直写到人海处。所探讨的内容，涵盖了中华民族56个民族的起源、发展、变化、播迁、兴亡等。按时代顺序，上起“三皇”“五帝”之世，下迄近现代阶段，涉及的地域范围，除今日之中国外，也包括世界各国。《中华民族源流史》总的构架，便是以黄河流域为出发点。他主张华胥氏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母，华人之名即以华胥氏称号而诞生。华胥氏的主要两支，即神农氏和轩辕氏，后来发展成为炎帝族和黄帝族。他们是华胥氏的嫡裔，构成了古老的双胞族，以姜、姬为姓，再繁衍出数千个氏族、部落，到夏、商时又发展成为方国，遍布于黄河及长江流域，以后又向四方迁徙，分布于整个中国大地，远及北亚、中亚、西亚、东欧、北欧、巴尔干半岛、东南亚、南亚、南洋群岛以及南北美洲，近代的华人更遍布全世界各地。这是世界上任何古老的民族所无法比拟的。他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原地区是周边地带文化的能量集结处和辐射中心，除华夏集团外，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均发祥于黄河流域，然后向各地迁徙。如他在论及东夷源流时说：“东夷族自甘青高原迁到燕山山脉与土著人融合后，由于渗入新生血液，便使东夷族团朝气蓬勃，支系众多，于是东夷宣告形成。”论及西戎源流时说：“戎族乃出于黄帝之后。”论及南蛮源流时指出：“蛮人是中国古代活动于黄河流域的一个古老部落群体，后来被羌戎、东夷等联盟集团所击败而逐渐南迁于长江中下游，还远迁至珠江流域和印度支那半岛，因此被称为南蛮。”论及北狄源流时又云：“北狄是中国北方古老的民族群体……他们来源复杂，但皆属炎黄族系。如匈奴乃系夏桀之后，白狄、长狄乃黄帝之裔，赤狄隗姓为炎帝之裔，而允姓又属于黄帝之裔，突厥则为炎黄的混合种。”论及东胡源流时指出：“其族源乃黄帝之裔后夔之后。”论及女真源流时指出：“女真的祖先有虞氏帝舜是中原华夏族。”何光岳先生这种学术观点，既不同于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说”，也有别于史式先生的“中华文明源于南方说”。这种独特的看法．可以称之为“中原文化传播说”。
不少学者在评述何氏治学方法时，都曾提出他所独创的“模糊史学”与“泛史学”。说他不拘泥于任何史学派别，不追随任何学术潮流，坚持实事求是，在广博精深上下功夫。《中华民族源流史》可谓“模糊史学”与“泛史学”的力作。中国古代由于各种史讳及其他原因，一部二十五史留下了许多谜团，历史研究必须从模糊之处开始，综合众多模糊不清的史料所折射的整体概念，从中找出真谛，一笔一笔地理清历史上的糊涂账。而“泛史学”的特征，就在于一个“新”字，以全新的方法来清理历史上的糊涂账。这就是何光岳先生所反复申明的“博采诸家之言的前提下，抒己之创见，不拘陈词，不摒旧说，不顾蜚语，循情察理，旁搜侧证，运用夹叙夹考夹论的方法，而写《中华民族源流史》的。在各个分册中，对于有关民族源流的许多难题，如伏羲、女娲的来源，炎帝、黄帝的故里，华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东胡、女真诸族的形成与迁徙等，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有的已经达到寻幽人微的地步。从总体来看，其内容之丰富，资料之翔实，考证之精辟，观点之新颖，在现有民族史著作中，鲜有出其右者。
《中华民族源流史》属于多学科综合研究的产物。它包括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训诂学、民族学、民俗学、图腾学、古农学、古生物学、动植物学、地理学、地名学、方志学、天文学、谱牒学等，涉猎面极广。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历史文献与最新考古学资料的紧密结合。如根据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城址的发现，认为“很可能记载中先夏和初夏时夏人的都邑就在这里。”即此地为夏都阳城所在。另外河南开封、山西阳城、翼城因未发现相当于夏代早期的遗址，就说“这三处皆与夏禹初期建都无关”。探讨商之源流时，除了引用大量甲骨卜辞外，还对郑州商城遗址进行研究，认为“汤却未都郑州商城，而是伊尹摄政时所居，以后太甲复辟仍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