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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工垄断和企业垄断之间，我根据一个方面而划出同差别是非常突出的。在某种程度上，工会的作用是加强出售产品时的垄断的一个手段。最明显的例子是煤炭。格非煤炭法企图对煤矿经营者的规定价格的卡特尔提供法律的支持。在三十年代中期，当该法被宣布为违反宪法时，约翰·Ｌ．刘易斯和矿工联合工会却填补了留下来的漏洞。不管什么时候，当开采出来的煤产数量多到有可能迫使煤炭价格下降时，刘易斯通过罢工或怠工来控制产量，从而在煤矿经营者的默契的合作之下控制价格。从这种卡特尔的经营办法所获得的好处则在煤矿经营者和煤矿工人之间瓜分。矿工的好处表现为较高工资率，而这当然意味着较少的矿工的就业量。因而，只有那些能保留职位的矿工分享了卡特尔带来的好处，甚至于他们也只能以较多闲散时间的形式来取得很大部分的好处。工会之所以可能发生如此的作用，原因在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不把工会当作为垄断组织。很多其他工会曾经利用了这一点。它们应该更恰当地被看作为是为出售使工业卡特尔化的劳务的企业，而不是工会组织。卡车司机工会也许是最明显的一个。
３．政府和政府支持的垄断。在美国，直接生产商品出售的政府垄断不太广泛。邮局、电力生产、如田纳西河域管理局和其他政府所拥有的发电站；间接通过汽油税或直接通过使用税来提供的公路设施以及城市供水和类似的工厂是主要的例子。此外，有由于存在着象目前这样巨大的国防、空间和研究的预算，联邦政府实质上成为很多企业和整个行业的产品的唯一购买者。这便引起了保持一个自由社会的非常严重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和最适宜于放入“垄断”的标题下的问题并不属于同一类型。
在私有生产者之间利用政府来建立、支持和实施卡特尔和垄断的安排比政府的直接的垄断增长远为迅速并且在目前也远为重要。州际商业委员会是一个早期的例子，而它的范围已经从铁路扩展到了卡车运输和其他交通工具。农业方案无疑是最突出的。它基本上是一种政府强迫实施的卡特尔。其他的例子是联邦电讯委员会，对无线电和电视进行控制；联邦动力委员会，对进入州际贸易的石油及煤气进行控制；民用航空委员会，对民航公司进行控制；以及由联邦储备局对银行的定期存款的最大利息率的规定，以及在法律上禁止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
这些例子属于联邦的一级。此外，在州和地方各级，类似的发展曾大量增长。就我所知，得克萨斯铁路委员会与铁路无关，它通过限制油井出油的天数来对油井产量进行限制。它这样做的名义上的理由是保护资源，但在事实上的目的则是为了控制价格。最近，它由于联邦对石油进口施加限额而得到强烈支持。我认为，另一种形式的“羽毛填被”，即：使油井在大多数时间中闲着以便维持价格似乎完全相当于对柴油机车的闲着的司煤炉工人支付报酬。然而，某些用最大声音谴责劳工方面的羽毛填被，认为它侵犯自由企业的一些企业的代表们——显著地在石油工业本身——对石油方面的羽毛填被不闻不问。
在下一章将讨论的营业执照的规定是州一级政府所创造和支持的垄断的另一个例子。对出租汽车的辆数的限制可以说明在地方一级类似的限制。在纽约，表示有权独立经营出租汽车的标记现在售价约为20000美元到25000美元；在费城售价为
15000
美元。在地方一级的另一个例子是制订建筑的条文规定，外表上是为了公众的安全，但事实上一般被控制在当地建筑工会或私人营造厂协会之下。类似的限制为数众多，而且被施加于城市和州一级许多不同的活动。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对个人之间自愿交换的个人能力施加任意的限制。它们同时限制自由和促使资源的浪费。
有一种政府所创造的垄断在原则上和迄今所考虑的那些垄断很不相同，即：给发明者以专利权和给作家以版权。这些是不相同的，因为，它们能同样地被看作为属于财产权的范畴。按照实际的意义来说，假使我对一块特殊的土地具有财产权，我也可以被说成为对于那块土地具有政府所规定和强制执行的垄断权。就发明和出版而言，问题为是否有必要建立一种类似的财产权的范畴。这问题是利用政府规定什么可以被看作为财产，和什么不被看作为财产一般需要的一部分。
以专利权和版权而论，显然存在着足够的理由来把它们规定为属于财产权的范畴。除非是这样做，发明者会发现，为了他的发明在生产上所作的贡献而收集费用是困难的或不可能的。这就是说，他给与别人他不能取得报酬的利益。因此，他会没有积极性来投入发明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类似的考虑也适用于作家。
同时，还涉及到费用问题。首先，有“许多发明创造”是不可能给予专利权的。例如，超级市场的“发明者”把巨大的利益给与他不能向之收费的同胞们。就各种发明需要同样的能力而言，专利权的存在趋于使活动转向于可以取得专利的发明。再者，可有可无的专利权或其合法性可能在法庭上引起怀疑的专利权常常被用作为维持私人相互勾结的安排的一种办法；否则，相互勾结的安排就很难维持或根本不可能被维持住。
这些是对困难和重要的问题非常表面化的说明。它们的目的并不想提出任何具体的答案，而仅想说明为什么专利权和版权的类型不同于政府支持的其他垄断的类型，以及说明它们所引起的社会政策问题。有一件事情是明确的。附着于专利权和版极的特殊条件——例如，给与专利保护十七年，而不是其他时期——这不是原则问题。它们是由实际考虑来决定的适合与否的问题。我本人倾向于相信：专利保护的期限应该远为较短。但这是对一个问题的随意的判断，而对这问题曾经有过许多详细的研究，并且需要很多进一步的研究。因而，我的意见不值得重视。
垄断的来源
垄断有三种主要来源：“技术”方面的原因、政府的直接和间接支援和私人之间的相互勾结。
１．技术方面的原因。正如在第二章里所指出的那样，垄断在某种程度上起源于技术方面的原因，因为，技术考虑使得一个企业而不是有许多企业的存在成为有效率和经济的办法。最明显的例子是电话系统、供水系统以及在单个社会中类似的东西。遗憾的是：并没有解决技术垄断的好办法。只存在着三个坏的可供选择的途径：不加控制的私人垄断、国家控制的私人垄断以及政府经营。
我们似乎不可能说这些坏途径的任何一个在一切情况下都比其他两个要好一些。如在第二章里所说的那样，政府调节或政府经营的垄断的巨大缺点是政府非常难以退回不管。由于这个原因，我倾向于相信：在可以容忍的限度内，坏处最少的是不加调节的私人垄断。动态的变化很可能减少它的垄断的作用，然而，在这里，至少存在着允许动态变化发生作用的某些机会。甚至在短期内，一般存在的代用品似乎比初看起来要多，所以私人企业能使价格高于成本以便牟利的程度具有相当狭窄的范围。此外，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进行调节的政府机关它们自己常常倾向于受到被调节的厂商的控制之下，从而，在政府调节下的价格未必比没有调节下的价格要低。
很幸运的是，技术考虑使垄断成为可能或现实的领域是相当有限的。假使不把以技术垄断为理由而造成的政府调节的趋向扩大到不适用的情况，技术垄断不会对保存自由经济施加严重的威胁。
２．政府直接和间接的支援。垄断力量的最重要来源也许是政府的直接和间接的支援。许多相当直接的政府支援的例子已经在上面加以引用。对垄断的间接支援包括为了别的目的所采取的措施。它们主要是这些措施的副作用，对目前公司的潜在的竞争者加以限制。其中三个最明显的例子也许是关税、赋税以及有关劳工纠纷的强制性的法律和立法。
关税的主要目的当然是“保护”国内的企业，它们意味着对潜在的竞争者设置阻碍。它们总是干预个人参与自愿交换的自由。自由主义者毕竟把个人，而不是国家或特殊国家的公民作为他的等同的单位。因此，假使不让美国和瑞士的公民进行双方互利的交换，自由主义者把它看作为对自由的侵犯，正象不让美国的两个公民这样做一样。关税不一定造成垄断，假使受到保护的行业的市场大到足够的程度，而技术条件又允许很多公司的存在，那末，正象在美国的纺织业里一样，受到保护的行业在国内能存在着有效的竞争。然而，关税显然还是助长垄断的。由少数几家厂商比由许多厂商串通起来制订价格要容易得多，而一般说来，由同一国家的企业比不同的国家企业串通起来制订价格较为容易。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早期，英国通过自由贸易而防止了广泛扩展的垄断，尽管英国的国内市场范围相对微小，而且具有许多大规模的厂商。自从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然后以较广泛的范围在三十年代早期放弃了自由贸易以来：垄断在英国已经成为远为严重的问题。
赋税立法的影响甚至于更为间接，而却不是更不重要。一个主要的因素是个人和公司所得税与个人所得税中关于资本增益的特殊处理的结合。我们假设：一家公司纳税后的收入为1000000美元。假使它把整个1000000美元付给它的股东作为股息，他们必须把这笔款项算作为他们应据以纳税的收入的一部分。假设他们平均起来应该缴纳这个额外收入的50％作为所得税。这样，他们只能有500000美元可以使用于消费或储存和投资。假使这家公司不付给股东现金股息，它就有整个
100
万美元作为内部投资。这种再投资会趋向于提高它的股票的价值。在分配股息情况下本来就想把股息储存起来的股东可以简单地把股票保持下去，从而推迟税款的支付一直到他们出售股票时为止。他们和在较早时期为了消费而出售股票的其他人一样，将按低于普通收入税率的资本增益的税率付税。
这种征税的结构鼓励公司把利润保留在公司之内。即使在公司之内的款项所能赚取的利润率远低于股东自己把该款项投资于公司之外所能赚取的利润率，由于税款的节约，在公司内部投资仍然是可取的。这会导致资金的浪费，导致它被使用于生产力较小的目的，而不是较多的目的。由于厂商为它们的利润寻找出路，这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横向多样化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也是已经具有基础的公司超过新成立的企业的力量的一个巨大泉源。已经具有基础的公司可以比新成立的企业具有较小的生产力，然而，它们的股东们还是具有对它们进行投资的积极性，而不是把收入取出来，以便通过资本市场把它投入于新的企业。
劳工垄断的一个主要来源是政府的支援。上面论述过的营业执照、建筑物规定，以及类似的其他项目是其中一个来源。给与工会特殊权利的立法，例如不受反托拉斯法制裁、对工会责任的限制、出席特殊法庭的权利以及其他等等，是第二个来源。重要性和上述两点的任何一个相等或较大的是一般舆论的风尚和法律的执行。它们对有关劳工纠纷的事件采取不同于其他事件的标准。假使由于完全的恶意或在进行私人报复的过程中有人把车子开翻或毁坏了财产，没有人会伸出手来保护他们免于法律上的后果。仅使他们在劳工纠纷的过程中有同样的行动，他们或许可以完全免于处分。引起实际或潜在的暴力或高压的工会行动不太可能发生，假使它不是由于当局的默许的话。
３．私人的勾结。垄断的最后的一个来源是私人的相互勾结。正如亚当·斯密所说“即使为了娱乐和消遣，经营同一行业的人们很少能相聚在一起而又不以相互勾结、反对社会利益的谈话或以某种提价的策划来结束会见”。因而，这种相互勾结或私人卡特尔的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