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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当道，毕竟还有那么多文武百官，具体料理政事，还得靠那些文武官员们，难道他们就不希望有能干事的人在位吗？都不能干事，那么具体的事谁干？
因此，曹操等待着，他凭预感，觉得自己不会长期如此被搁置一旁的。
光和元年，即公元一八○年，也就是曹操解职还乡刚两年的时间，曹操忽感心旌摇荡，神思飞扬，再不能专心一意于书本之上。他是相信预感的，便断定，会有贵客临门。
果然近午时分，有朝廷使者飞马驰到，相随的还有府中随员。曹操喜出望外，热情相迎。虽非客人，却比贵客还贵。
使者宣旨，曹操跪听，使者宣道：曹操解职还乡两年，谨守儒道，朝夕用功，大有长进，特宣进京，复任议郎。
曹操十分高兴，因为牵连解职，重新任用的只有他一人。凡因过解职，重新任用，能官复原职的，也从无先例，可见朝廷对他是另眼相看了。
后来曹操才弄清楚，是朝廷急需一个精通《尚书》、《毛诗》、《左传》、《春秋》及《谷梁传》，而且又能运用在当代政事上的官员。而京城里，根本找不到一个这样的能人。宦官中自不必说了，他们除了善于逢迎，奸狡巨滑之外，别无他术。而百官之中，或胸腹才华不济，或过于迂腐谨小，找来找去，都不满意。这才有人念起曹操来。但曹操又是刚被解职的人，谁敢冒险提出。于是，几个官员反复商议后，决定联名上疏，一是说明确实只有曹操能胜任，二是即使不准，怪罪下来，因是联名，责任也就分散了。
于是，几个官员联名写好推荐曹操的奏折，说曹操精通古学，称得上是经史专家。且年轻活泼，思维敏捷，机智有术，研史习经，都能与时政结合，故而是不可多得之才。又据考察，曹操一腔热血，只为朝廷，即有过火行为，也是年轻气盛之故，而其内心所向，与朝廷并无二致。前年解职，非为有过，乃受宋氏牵连而已。即便是牵连，也是过于边缘的瓜葛，实际曹与宋，并无任何往来……
几位官员联名上疏之言，说得极有道理，灵帝在确实没有能胜任之人的情况下，便准予起用曹操了。
朝廷此举，虽出于无可奈何，但在曹操心中，仍很满足，因为这正好说明他自身的价值和分量，这比“另眼相看他”还更宝贵了。过去，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学识到底处于多高的层次，他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作什么对比。他只是对各种知识孜孜以求，从不懈怠，目的是不断地充实和修炼自己。
现在，他才突然发现，在“古学”的掌握和应用方面能如他的，原来并不多。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脱颖而出。既然如此，他就更应该放开胆子去干一番事业了。他凭直觉断定，既然重新起用，他就不会再被拒于仕途之外了。
曹操重新出任议郎，并不因为曾被解职而谨小慎微，畏首畏尾。虽然朝政仍是宦官把持，而蹇硕仍居宦官高位，曹操并不因此而对自己的行为和作风有所压抑和约束。
第二次党锢之祸，当时对曹操刺激很大，他始终觉得陈蕃及许多清流派人士死得冤枉，那么多有才有德的名士，都平白无故死于屠刀之下，于国家社稷，实在是一大损失。曹操多年来一直于此事耿耿于怀，他甚至认为，如果在这事上不重新给个说法，将影响许多才学之士报效国家的积极性。
十分认真负责的曹操，觉得身为议郎，就应该根据经史古例，多为朝廷出些主意和建议，努力使朝廷清明公正，以逐渐实现理想的政治局面。他首先想到的是多年前的陈蕃、窦武一案，他认为将陈蕃、窦武一事定为“叛乱”是不妥的，他们当年只是为了匡扶朝政，想要宦官交出大权也是为了朝廷着想，并非是反叛朝廷。而当时却以“叛乱”名义进行逮捕诛杀，因为名为“叛乱”，受牵连者自然都落个可悲的下场。事隔多年后，全国上下议及此事者仍不在少数，纷纷鸣不平。
第二章 仕途初登 崭露锋芒（6）
虽然事情已过，但若重新定性，也能起到“亡羊补牢”的作用，在安抚人心方面，朝廷也会收到奇效。
于是，曹操便将他对当年陈蕃、窦武一事的看法和意见，以及当今应采取的补救措施，等等，写成有理有据的一篇意见书，上呈朝廷。其最终便是一句话：为所谓的陈蕃、窦武“叛乱事件”平反。
曹议郎的意见书在朝廷引起极大反响，因为此时朝廷仍完全在宦官的控制中，关于“第二次党锢之祸”的事，谁敢提起？这是一个很忌讳的事情，极容易引起宦官集团的怀疑和恼怒。而曹操，居然公开提出为“第二次党锢之祸”的首要人物陈蕃和窦武平反，这无异于晴空里响起一声炸雷，令满朝文武和宦官一片震惊。
朝中官员都认为曹操太冒失了，刚刚复职，又去刺老虎屁股，这一次定会使宦官更加恼怒。而曹操何尝没有想到这一点？但他这样做，一是他的气度和责任感使然，二是他想到，既是出于无可奈何要他复职，也会出于无可奈何把他继续留下，何况他是向朝廷合法上疏，采纳不采纳全在于朝廷，上疏本身是没有过错的。
曹操估计对了，宦官集团虽然对曹操大为恼怒，但又不好把他怎么样，只得游说皇帝，不要理睬曹操。因此，曹操的意见和提议便石沉大海了。
曹操上疏之后，久等朝廷回音，但一天天过去了，依然没有任何反应。他完全能够直觉到其中的原因，便只有仰天长叹而已。他不能不又陷入一种心灰意冷之中，自言自语道：“这朝廷如此下去，是再也无望了……”
早在汉和帝永元十七年，即公元一○五年，司隶地区就发生大饥荒，朝廷居然无力赈济，导致饥民相食，并涉及凉州地区，更发生了饥民以牙互咬的暴乱事件。
桓帝建和元年，即公元一四七年，荆州及扬州地区发生大饥荒，饿死者满山遍野。
建和三年，即公元一四九年，京师地区大水，加上地震，饥民尸体大街小巷到处可见，朝廷居然束手无策。
桓帝永寿元年，即公元一五五年，荆州饥荒，到处发生食人事件。桓帝延熹九年，豫州发生饥荒，死者居半数以上，情况非常严重。次年，桓帝去世。
灵帝继位之后，情况更为恶劣，饥饿的农民忍无可忍，终于爆发了全面反抗，其中规模最大的便是由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
张角乃河北省钜鹿县人，他们弟兄三个，大哥张角，二哥张宝，三弟张梁。兄弟三人给人治病，用“太平道”的宗教形式，联络群众。大约十年光景，太平道传遍了青州、徐州、幽州、冀州、荆州、扬州、兖州，豫州等八个州，教徒多达几十万。
张角弟兄三人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了三十六方，大方一万多人，小方六七千人，各立首领。他们还传着四句话，作为内部的暗号。四句话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苍天”是指汉朝，“黄天”是指太平道。意思是约定天下三十六方在甲子年，即公元一八四年，汉灵帝中和元年，一同举行起义，那样就“天下大吉”了。
张角要他的弟子秘密地用白土在各地写上“甲子”两个字。字有大有小。大街小巷，店铺住家的门口有“甲子”两个字，不必说了，就连州郡官府的大门，甚至京师各城门都写着“甲子”两个字。
大方的首领马元义首先召集了荆州和扬州的教徒几万人，准备跟张角商议决定哪一天起义。他亲自带着大量金银财宝到了京师，把礼物送给中常侍封谞和徐奉，约他们作为内应。他们约定甲子年三月初五日全国同时起义，内外夹攻，来推翻东汉腐朽的皇朝。马元义联络了封谞和徐奉，立即把日期通知张角，自己留在洛阳，暗地里把同党的人布置一下。
可是，在这个紧急关头，张角的弟子，马元义的助手唐周叛变，上书告了密。马元义即遭逮捕。马元义坚决拒绝了拜官封侯的“赏赐”，忍受了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终于慷慨就义。朝廷得不到马元义的任何口供，可是从唐周嘴里问出了一些线索。很快捉拿了与张角有关的人，光京师一地就被屠杀一千多人。
汉灵帝下诏书，嘱冀州刺史捉拿张角弟兄。张角只好临时改变计划，火速派人分头通知三十六方提前半个月，全国同时起义。所有起义者头上都裹黄巾以为标记，称“黄巾军”。
不几天功夫，三十六方黄巾军一齐攻打郡县，火烧官府，打开监狱，释放囚犯，没收官家的财物，开放粮仓，惩办赃官、土豪。不到十天功夫，天下响应。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个州的郡守、刺史纷纷向京师告急，汉灵帝如热锅上的蚂蚁。
汉灵帝拜国舅何进为大将军，首先保卫京师，在临近京师的八个紧要关口设置都尉，加紧防御，再发朝廷掌握的精兵，分两路去镇压起义农民。一路由尚书卢植带领，向黄河以北进军；一路由北地太守皇甫嵩和谏议大夫朱俊带领，去攻打颍川一带的黄巾军。
为配合对黄巾军的讨伐，曹操被拜为骑都尉，率五千骑兵赶赴颍川助战。
曹操第一次发挥了他的军事指挥才能，在“长社之役”中，率骑兵队全力猛冲，使张角军团大乱，成功地配合了皇甫嵩的行动，很快将黄巾军团击溃。曹操在率骑兵猛冲时，身先士卒，以他精湛的骑术，高超的剑法，所向披靡。皇甫嵩正是趁这个机会，向黄巾军发起全线攻击的。
第二章 仕途初登 崭露锋芒（7）
皇甫嵩、朱俊，加上曹操，三路官兵在一起，屠杀了好几万人，颍川的黄巾军给镇压下去了。他们接着去打汝南和陈国两郡地界里的黄巾军。逼得这儿的黄巾军头目波才无路可走，自杀身亡。首领一死，兵士无主，乱哄哄没法抵抗，很快便各自逃散。
皇甫嵩上个奏章，向汉灵帝报告打胜仗的情况和朱俊的功劳，还把曹操也写了上去。
大将军何进请灵帝封皇甫嵩为都乡侯，朱俊为西乡侯，给曹操升了职，调任济南相。
曹操任济南相，从官阶上说是进了一大步。他临离开骑兵团的那一天，备足酒肉，与兵士同乐。这一是和骑兵团的告别仪式，二是自骑兵团打胜仗以来，还没有庆过功，这也相当于共庆胜利的祝捷酒了。此外，还有一个意思，那就是缘于曹操的自贺意识。前二者，他是公开说的，举酒和兵士们共饮的时候，由言辞上表达出来了。而最后这一点，却只烁亮在他的心中，他举酒的时候，就自己为自己庆贺。庆贺他仕途上的进步，由议郎升为济南相；庆贺他军事指挥才能的第一次实践成功，指挥骑兵，首战首捷；更庆贺他自己“实力战略思想”的胜利，他一不靠巴结，二不靠关系，只靠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以拓展前程。复任议郎官，是第一个明证。以骑都尉立军功而升任济南相，更是一次大的成功。
他兴奋之际又想吟诗了，但是面对几千军士他只有以酒代诗，频频举碗，声声吆吼，好不热闹豪爽。
这时祖父曹腾已死，万贯家财都为曹嵩所有了。而曹操作为父亲的唯一合法继承人，并不对富有的家财感兴趣。好像那些家财都与他无关似的，听任父亲去清点接管，而他却毫不染手。他只对祖父怀有哀悯之情，他喜欢这个祖父，可以说是这个祖父更加拓展了他的宏大抱负。他不会忘记这个祖父对他说过的许许多多话，他一直视之为政治教育的启蒙篇。
而父亲却和祖父很不一样，父亲爱财如命，目光短浅。现在既有雄厚的家资，他当然不愿意曹操离开家，出去冒险闯荡。虽然到济南是去任官，但在这乱世多事之秋，以曹操的性格和脾气，焉会没有出格惊世之举？而出格惊世的东西，便总有许多冒险性。
曹操当然不会为父亲所阻，就是小时候，他也不会跟着父亲的指挥棒转，想方设法也要去实现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何况现在，他早已经自立成人，他更不会因父亲而有丝毫改变了。父亲改变不了他，他也改变不了父亲，只有各取所需，互相成全了。
于是，曹操好言安抚好父亲，便即刻走马上任了。
曹操仍一副早年的政治理想，新官上任便雷厉风行。济南也如许多地方一样，官员腐败，贪污成风。曹操当然是要按自己的理想去好好整治一番的，他不能容忍他治下的官场是个腐败无能的官场，更不容许他统治的地方邪恶横行，一片混乱。他经过一番详细的了解，终于弄清各种现象和问题及其来龙去脉，他决定一一进行整肃和改革。
济南有个汉室宗亲叫刘章的，倚仗他皇亲的关系，为所欲为。因其权势很大，不少另有所图的人便向他靠拢和巴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