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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这样一来，这首诗讽刺的对象就更明确了。当时在北京城里，有汽车的人家是不多的，林徽因已和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订亲了，而梁家是有汽车的。
再说第二件事，可称之为“答卷事件”。好多人都知道，对于看不看中国书，鲁迅有句很著名的话，就是“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这就是答卷事件中，鲁迅在答卷上写的话。
孙伏园办起《京报副刊》后，为了吸引年轻人，就搞了个征答活动，一个是“青年必读书十部”，一个是“青年爱读书十部”。先看看广告原文。青年爱读书十部就不说了，关于青年必读书十部，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四日的刊首广告中是这样写的：“青年必读书十部——是由本刊设问卷投寄海内外名流学者，询问他们究竟今日的青年有那十部书是非读不可的。本刊记者耳目容有未周，热心学术诸君如有开列书单赐下者更所欢迎。二月五日截止，二月十日起逐日在本刊上宣布征求结果。”
我写《徐志摩传》时到北京图书馆——现在叫国家图书馆了——查过《京报副刊》。报纸很旧了，根本不让看原报，看的是缩微胶卷，办好手续后，给你一个胶卷，在投影机上自己看，用手摇那个把儿，摇一下转一圈，想要印，标出来给你印。好些问题，只有看原件，看全部材料，才能明白底细。比如鲁迅的这个回答，只看鲁迅的看不出什么，只有看了全部，才会发现其中的蹊跷。我的看法是，这是鲁迅在出气，在赌气。为什么呢？一、他并不是真的主张青年不要读中国书，证据是也就在这前后，他的好朋友许寿裳的儿子考上了清华大学，许寿裳想让鲁迅给他儿子开个书目，他就开了，全是中国有名的经典。二、因为第一个刊出的学者是胡适，接下来还有梁启超等人。鲁迅就不高兴了，就要跟这些人闹闹别扭了。怎么知道前面有胡适呢，我也没有真的查到原文，我是从《鲁迅全集》上看到一句话里推论出来的。在鲁迅《集外集拾遗》中有篇文章叫《聊答“……”》，文后附一文，是柯柏森的《偏见的经验》，其中说，因此看见胡适之先生“青年必读书”后，每天都先看“青年必读书”再看“时事新闻”。于此可知，第一个刊出的是胡适，至少也是胡适在鲁迅之前。
鲁迅上面那句话，就是“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并非写在答卷里，而是写在附言里，正式答卷上写的是：“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理睬。这样的事，也只有鲁迅这样的人才能做得出来。从鲁迅这边也很好理解，你这个孙伏园，固然是因为我的那首诗让你辞职的，可你辞职后，我组织人给你办《语丝》，又想办法让你进了京报社，可你倒好，一得志马上又和胡适这些人搅在一起，那就对不起了，我要给你个小小的难堪。说是给孙伏园难堪，实际上是向胡适等人叫板。鲁迅这个人就是这样，一旦闹翻了，就结成死仇，不管做什么，不管对不对，都要对着干。
可以说，撤稿事件以后，鲁迅就跟新文化运动的几个主要人物闹翻了。也可以说，脱离了新文化运动的阵营了。甚至可以说，从此之后，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凶猛的对手，一路打下去，直到到了上海和共产党合作，组织起“左翼作家联盟”，结成强大的阵线，向着以胡适为主将的新文化运动轮番进攻，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新文化运动有前期后期之分，可以说从一九二四年十月起，新文化运动就进入后期了。如果嫌“撤稿事件”太小的话，那么到年底，《语丝》和《现代评论》分别创刊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就进入后期了。在前期，鲁迅是参加了新文化运动的。在后期，跟新文化运动的几个关键人物闹翻后，就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了。而且一直反下去，直到去世。这样说，一点都不否认鲁迅的成就。他对中国文化革命事业，对中国文化新军的建设，是起了巨大作用的。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是一个了不起文章大家。这上头，谁都得承认。
最后我要强调一句。研究问题，一定要有历史眼光。要记住，历史应当是一条河流，不管怎样惊涛拍岸，怎样浪花飞溅，它的流向一定是归于大海，它的流程一定是顺畅的，奔涌向前的。不能说遇到一座高山，它也能从山梁上翻过去。它能绕过去，能冲开个口子流过去，绝不可能翻过去，除非这边积起一湖水，把山梁淹了溢过去。要是那样的话，也还是顺畅的。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不对的地方，请批评。一定要记往，我不是来宣布我的结论的，我是来教你们研究问题的方法的。只要你用的是科学的研究方法，至于得出什么结论，并不重要。
《谁红跟谁急》 第四部分也谈鲁迅的买书
好多人都谈过鲁迅的买书，尤其是一些作家，一说起买书，就说鲁迅出手怎样的大方，一年买书花了多少钱，一生又花了多少钱。还有的作家，比如孙犁先生，据说是按鲁迅书账上的书目买书的。这自然是因为鲁迅每年都记有书账，其详实几乎无人可比。再就是，一般作家，难得看到同时代别的作家的购书记载，无从比较。
实际上，鲁迅买书是很仔细的，并不怎么大方。
记得在一篇文章里，说是要买一部《四部丛刊》还是什么大型丛书，书商索价400元，他想来想去，还是没有买。那时鲁迅不过五十出头，绝不会想到几年后就去世，当时已到了上海，正是他稿费最丰的时期，给了同等条件下的读书人，准会毫不犹豫就买下。鲁迅一生藏书的数量，北京、上海两地的合在一起，估计不会超过三万册（卷）。这个数字，现在看起来很大，若考虑到相当一部分是线装书，而线装书的卷数是无法跟新版书的册数相匹配的，那个总数又要打很大的折扣了。
从全集所载书账看，鲁迅一生买书，分为两个时期。一九一二年到北京至一九二六年离开北京南下，为第一时期，每年买书款相当于他在教育部一个月的薪水（300元）。一九二七年到上海至去世，为第二个时期，因为北京的书没有带出来，生活安定下来后，便大量买书。这里只说整数，一九三？誘、一九三一年两年最多，分别为2404元、1447元，其他年份数百元不等，没有上千的。
再看看几乎同时期的作家学者，就知道是怎样的境况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钱穆应聘到燕大、北大教书，先还是在图书馆借阅，后来大量购藏图书，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前，“五年购书逾五万册，二十万卷”（罗义俊《钱穆传略》）。
这相当于鲁迅的第二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也可找个对比的。
据台湾出版的《胡适的日记》载，一九二二年十月五日（中秋节），“这一个节上开销了四百元的书账。南阳山房最多，共二百七十余元，我开了他一百六十元”。那时有名分的读书人买书，都是先记账，到了节上书商来家里收钱，买者也不是全给，能给半数就不错了。从后一句话看，欠270元，只给了160元，等于是给了六成。共开了400元，等于买了600元的书。一年按三个节算（端午、中秋、春节），则全年是1800元。比鲁迅同期的书账开销，几乎高出12倍。一九二二年鲁迅日记遗失，按前后两年的平均值算是143元。
再将鲁迅购书款占其收入的比例，与我们当今读书人的相比，就更有意思了。
北京时期，不算稿费收入，光在教育部当佥事的月薪，加上在北大等校教书的月薪，不少于400元。这期间，每年买书款平均是245元，每月合20元，占月薪的二十分之一。我们现在一个正高职称的读书人，月薪是800元，二十分之一是40元，也就是说，只要每月买上两本书（一本按20元算），就比得上鲁迅在买书上的开销了。而买两本书，据我所知，一般的读书人都能做到。
末了得补充一句，这是不能比的，因为钱跟钱不一样，那时是银元，现在是人民币。钱不能比，人总可以比吧，似乎也不能比，那是鲁迅，我们不过是个普通的读书人。只有这个比例和按比例算出的钱，还有那点钱如今能买到的书，是确凿无疑的。有这几条，也就不妨比一比了，比了也不是要说什么刻薄话，只是想一想怪有意思的。
《谁红跟谁急》 第四部分中学课本里的鲁迅作品（1）
不必一一翻阅眼下通用的中学课本了，手边有段崇轩、傅书华合著的两本书，一本叫《初中语文名篇双解》，一本叫《高中语文名篇双解》。据作者说所选篇目均出自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现行中学语文课本，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部颁教材。经查对，还有五篇未选。现将未选的篇目补齐，这样现行中学课本上所选的鲁迅著作就都有了。
初中课本上的篇目是：《社戏》、《故乡》、《孔乙己》、《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阿长与》、《“友邦惊诧”论》、《鲁迅自传》、《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高中选的篇目是：《药》、《祝福》、《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呐喊·自序》、《拿来主义》、《灯下漫笔》。
以上共是十七篇。也就是说，一个少年人，从初一到高三六年中，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学得最多的就数鲁迅了。这个多，不是相对的多，可说是绝对的多，其他作家，能选这个数字的零头，都可说是很多了。鉴于此，说中学语文课上，主要是学习鲁迅的作品，一点也不为过。
当然，以上篇目，并非一成不变。我上过中学，也教过中学，一九五九年上初中，一九六五年高中毕业，一九七？誘年到一九八？誘年教中学语文。在我的记忆中，还学过、教过《一件小事》、《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文学与出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答北斗杂志社问》等篇。前面所列的现行中学课本上的许多篇目，我上中学时就学过，比如《社戏》、《故乡》、《孔乙己》、《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藤野先生》、《“友邦惊诧”论》、《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药》、《祝福》、《阿Q正传》、《记念刘和珍君》、《为了忘却的记念》。可说几十年来改动不是很多。鉴于此，说几十年来，我们的中学生在语文课上主要是学习鲁迅的作品，一点也不为过。
我不是说鲁迅的作品，一篇也不要上中学语文课本，若是像郁达夫、朱自清那样，选上一两篇，是可以的。就说是个优秀的作家吧，选上三四篇也说得过去，像现在这样一选就是十几篇，是怎么都说不过去的。更为奇怪的是，所选篇目又集中在《呐喊》这本小说集里。这本小说集，连上《自序》，共收入十五篇作品，而中学课本上选入的有六篇。
中学课本上，这样大量地选鲁迅的作品，鲁迅先生地下有知，怕也不会同意的。他知道他的作品，适宜中学生读，还是不适宜中学生读。
仍说《呐喊》。这个小说集，是一九二三年八月北京新潮社印行的，到了年底，因为销量好，新潮社要印第二版，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迟迟不肯同意，当然后来还是同意了。这迟迟不肯同意的原因，孙伏园知道了，便以“曾秋士”为笔名，写了篇文章在他编的《晨报副刊》上披露。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二日刊出，题为《关于鲁迅先生》，其中第三节专谈此事：
鲁迅先生对于《呐喊》再版迟迟不予准许的原因闻有数端。一，听说有几个中学堂的教师竟在那里用《呐喊》作课本，甚至有给高小学生读的。这是他所极不愿意的，最不愿意的是竟有人给小孩子选读《狂人日记》。他说“中国书籍虽然缺乏，给小孩子看的书虽然尤其缺乏，但万想不到会轮到我的《呐喊》。”他说他虽然悲观，但到今日的中小学生长大了的时代，也许不至于“吃人”了，那么这种凶险的印象给他们做什么！他说他一听见《呐喊》在那里给中小学生读以后，见了《呐喊》便讨厌，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有让他绝版的必要，也有不再做这一类小说的必要。我说，《狂人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