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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就有绘画天分，画起地图来也特别神通，所以每到交地图作业，也是余光中大显身手的时候。因为多数女同学都不擅画地图，打了格子，线就收不回来。他这时就发挥侠义精神，自告奋勇代劳。顽皮的他，会故意画错一两处，让老师察觉不出。有一度，他还以为自己未来会去主修地质学。
余光中是个非常执著的人，一旦爱上某人某事，似乎就是永恒。后来他收藏地图的癖好广为人知。1997年10月3日，香港TVB电视台专程到高雄，为《星期二档案》拍摄一个以地图为主题的节目，名称就借用他《凭一张地图》的书名，并且把诗人当作主角，户内户外拍了两天，还要求诗人当场画一幅地图。果然，不消三分钟，诗人就勾勒出整个欧洲的地形。
地图对他来说，富有多重意义，譬如读历史到赤壁之战，就想穿越时空，看看当时的地理位置，这时候的地图是老师。后来一个人在国外旅行，地图又像妻子或朋友，陪他完成长途。直到现在，他仍经常在书房中独自研究地图。他现在的功力已到一看地图就能研判出该地的人口、面积等数字，一旦让他找出了错，就像孩子般得意，立刻把家人招来，指出错处何在，大加挞伐，甚至嚷嚷要写信给该出版社，叫他们更正。
“地图怎么可以出错？”他简直把地图当作圣经。
今日的地图行家，正是启蒙于四川的中学时期。在四川的六年，没离开过悦来场，嘉陵江滔滔的波声一路传到枕边。乡间的夏夜，繁星满天，观星成为另一桩乐趣。
为了夜观星象，余光中又不免迷上天文，这项嗜好也维持至今。在中山大学的日子，因为高雄空气污染，平日很难见到星星，偶有那么几次，突然在夜空发现木星或火星，他会兴奋地打电话给好友，叫他们同步观看。其中摄影家王庆华就是这样迷迷糊糊在睡梦中被他唤醒，盛情难却地推窗观星；不过，到后来，王庆华反而因为工作的关系，经常在旷野观星，观出了一番心得。
总之，在四川的六年，余光中和大自然朝夕相处，“蜀江水碧蜀山青”，汲足了大地精华，又得名师教导，在纯朴的环境下潜心乐读，与生俱来的才情，再经过美妙的酝酿后，如何不散放出醇厚的芬芳，愈陈愈香。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一部分大学时代
1945年8月，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在日军投降后结束，举国欢腾。余光中跟随父母顺长江而返南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千叠百障的巴山，告别了滔滔不绝的嘉陵江，也告别了中学生涯，迈向大学之路。
这时的青年会中学也迁回了南京，次年毕业的余光中念了一学期大学先修班，于1947年先后考取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
当时的北大名师如云，余光中一心想进北大就读，尤其吸引他的，就是能亲炙在该校任教的美学大师朱光潜。民初以来，北大一直是新思潮的发源地，不但首开自由思想之风，而且发起的任何运动，都会带动报纸、杂志，甚至政党纷起响应。考上了北大的余光中，当然极力争取入学。不过当时战火开始蔓延，北方也不安宁，母亲担心他的安危，坚决不同意。孝顺的他只好进了金陵大学，至今回忆起来，仍不无遗憾。
1947年秋，余光中成为金陵大学外文系的新同学。班上只有七个同学，人少自然亲近，很快地他就和同学打成一片。为了上学方便，母亲买了一辆脚踏车给他。生平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交通工具，当然是兴奋莫名。余光中意兴风发，经常与同学三五成群脚踏风轮，驰骋在南京中山陵下、玄武湖边，在拂面的杨柳下，买一包热呼呼、香喷喷的菱角，回去慢慢享受。
1983年。
南京是六朝金粉之地，也是文化古都，有龙盘虎踞石头城之称。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英文教学水平颇高。当时在文坛上很有地位的吕叔湘教授，是著名的翻译家、语文学家，属于开明书店一派。开明书店旗下有一批学者作家，如朱自清、俞平伯等人，主张文字要朴素清纯。吕叔湘的译著对余光中有颇大影响。
大一那年，余光中开始尝试翻译拜伦、雪莱的诗，发表在校刊上。现在他还保存着大一时翻译了一半的英国戏剧《温波街的巴家》，内容是描述诗人白朗宁和妻子之间的爱情故事。“自己为什么主动去译这本书？想来是天性使然。”余光中回忆道。
年轻的余光中也很仰慕文坛上的一些大师。冰心、曹禺曾先后到南京演讲，他也挤在人群中聆听。印象中，曹禺的口才很好，冰心则声音太低。
在金陵大学只读了一个半学期，就因战火蔓延而再度逃难。这次，历史重演，父亲又先走了！母子俩仓皇离京，挤上人满为患的火车。和八年前不同的是，余光中已成年，这次他可以反过来照顾母亲了。不过在挤成沙丁鱼罐头似的火车上，根本也谈不上谁照顾谁。幸好母亲有座位，但余光中却得站着，从南京一路站到上海，整个人似乎被架空着，一只脚踩在茶几上，另一只脚则压挤在其他乘客之间，这种可怕的姿态，一直维持到上海。到了上海，又一波人潮涌入，母子俩险些下不了车，情急之下，只好拼命跳窗而出。在上海盘桓数日，母子俩继续搭船去厦门和余超英会合。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一部分不凡的文学才情
早在金陵大学时期，余光中就开始在南京《大华晚报》投稿，发表过两首旧体诗；转学厦大时期，短短几个月内，他在厦门当地的《星光》、《江声》两报，至少发表过六七首诗，七八篇文学评论。1995年，《联合文学》七月号有《青年余光中的文学发端》一文，作者朱双一叙述如下：
四十六年前的一九四九年春至夏，余先生因躲避战乱转学至厦门大学，短短数月内，在此地报纸副刊上至少发表了六七首诗作，其中包括稍早写于南京的处女作《沙浮投海》。更令人惊讶的，该年七至八月间，余先生密集地发表了七篇理论批评文章和二篇译文，其中涉及一场以他为一方主将，过招三数回合的文学争论，单就为文的频率和速度，就可一窥年方二十一的余先生不凡的文学才情。这些文章充分显示了余先生文学起步时的艺术观念、知识积累和某种文学传承，此后其理论和创作自然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但与这些早期的文学基因仍有割不断的联系。
1981年，《余光中诗选》出版时，诗人在自序中这样写着：
三十三年前一个秋晴的黄昏，一少年坐在敞向紫金山的窗口，写下他的第一首诗，题为《沙浮投海》。那时候他没料到，这一生他注定要写很多作品，很多和《沙浮投海》不同的诗……紫金山上的枫叶红了几十次，却没有一片能飘到他的肩头。他注定要做南方的诗人，他的诗，要在亚热带的风雨里成长。
少年余光中，因为有一段刻骨铭心的颠沛流离经验，所以倾向杜甫、孟郊、贾岛而至新月派的臧克家。
在厦大半年，外文系主任李庆云教余光中英文作文，李教授批改作业非常认真，对他启迪很大。有一次，李教授和学生们座谈，仿效孔子命学生各言其志。轮到余光中发言时，他不假思索就说：“我将来要当作家。”
注定要做“南方的诗人”，余光中随父母来到台湾。在这座岛上，他将右手写诗，左手为文，合创“蓝星诗社”、翻译《凡高传》、编辑《蓝星》周刊……一砖一瓦建造他的“文学王国”。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一部分浪子回头
到高雄后，余光中一共出版了四本纯散文集，依序是《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凭一张地图》、《隔水呼渡》、《日不落家》，其中游记占很大篇幅。
余光中和范我存是一对放眼世界的夫妻，从早年开车横越美国以来，对旅行一直热爱。余光中外出的机会相当多，应邀讲学、演讲、评审、开会，已经是家常便饭，而自从1976年去伦敦出席国际笔会之后，几乎每年都要去不同国家参加年会。1990年他获选为中国台湾笔会会长，更不能缺席了。早年，四个女儿排队出生，范我存牺牲了许多外出旅游的机会。到了香港时代的后期，孩子大了，她乃终得自由。佩珊说：“我在香港念高中时，就常站在门口对着要出远门的妈妈说，‘早点回来啊！’”
愈到晚年，余光中文学活动愈多，尤其是两岸交流之后，来自大陆的邀请激增。难得的是伉俪老而弥坚，体力充沛，脚力惊人，年轻人都望尘莫及。范我存对新鲜事物都有浓厚的兴趣，她的摄影器材配备齐全，袖珍的傻瓜相机，复杂的专业相机，摄录影机不一而足，可说是余光中的专用摄影师。她沿途所摄，正好补余光中笔记之不足，而成他写游记之“信史”。
他们在国外尽可能自助旅行，尤好租车作逍遥之游。“带点冒险，不知道下一站吃些什么，住在哪里，这才有趣！”余光中潇洒地说。
到任何国家，他们都是凭一张地图，余光中开车，决定了行程，研判了沿途的城镇，由范我存掌看地图。不会开车的范我存方向感却是绝佳，能充分配合丈夫。于是一人转运方向盘，一人核对地图，无远不至。
余光中是个认真的人，即使是旅行，也不稍轻忽，行前不但详阅相关书籍，甚至尽量去学该国语文。有一年他们去西班牙，余光中早早就把西班牙语学入了门，并且笑对妻子说：“想跟我去，就得先学一点Espaol哦！”
对于观光团，余光中向来不羡慕：“观光客不足以言游记，要谈游记，先得做个认真的旅人。”因此，他非常推崇徐霞客的才学和毅力。1982年，他就写了四篇长文畅论中国的游记，依次是《杖底烟霞——山水游记的艺术》、《中国山水游记的感性》、《中国山水游记的知性》、《论民初的游记》。
从1958年初次赴美开始，余光中这40年来，出境旅行已多逾百次，近20年来，更为频繁，最高的纪录是一年六次。他的足迹遍及五大洲，要知道他去过哪些地方，不如问他还有哪些地方尚未去过。
余光中对旅行绝不轻忽，他的人生基调原就认真，所以旅行也抱着学习的态度，去探访作家、艺术家的故居、文学作品的背景、博物馆、美术馆、城堡、大教堂，尽量开拓视野，汲取文化，想司马迁见了，也会首肯。
《茱萸的孩子——余光中传》 第一部分参与舞台剧
1990年8月，台北某剧院首演王尔德名剧《不可儿戏》。余光中伉俪坐在第一排贵宾席上，这出戏正是根据余光中的译本演出。
译者是个王尔德迷，一直欣赏王尔德式的幽默，决心把王尔德的四大喜剧都译成中文。《不可儿戏》早在1983年余光中居港时就已译成，1984年在香港由杨世彭指导香港话剧团盛大演出，结果连满13场；1985年该剧卷土重来，又在香港连演14场，也是场场满座；同年夏天移师广州，又公演了三场。
1990年8月17日至27日，由新象艺术中心制作的《不可儿戏》舞台剧，由杨世彭自香港远来导演，聂光炎负责舞台设计及灯光，主要演员有刘塞云、刘德凯、毛学维、周丹薇、赖佩霞等。
翌年5月，邵玉珍将这出戏搬到高雄演出三场，“高雄市立文化中心”至德堂2300个座位座无虚席，甚至连走道上都站了观众。导演换成了黄以功，演员也换成张冰玉、沈孟生、李烈、康殿宏等。
《不》戏演出成功，余光中很开心。于是邵玉珍乘胜追击，央求余光中再接再厉，翻译《温夫人的扇子》，计划1992年分别在台北、高雄演出。
余光中首肯了，并且表示最慢三个月就能完成。于是邵玉珍就欢天喜地去向文建会、高雄市当局申请经费。不料此时，96岁的余超英病了，余光中经常要去医院探视父亲，其间又要应邀出访，翻译的进度就落后了。邵玉珍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催余光中，换来的却是一连串的诉苦：“你看，我的事情这么多，又要出访，又要跑医院，任何单位发个公文给我，就叫我去开他的大头会，我怎么有空？”
其实，发牢骚已经成了大忙人余光中的习惯，他是典型的嘴硬心软，虽然口中埋怨，却又盛情难却地答应了人家，所以永远忙碌超载。邵玉珍到后来也看出余光中其实是个性情中人，只要能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