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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依赖感和不安全感似乎是弗洛伊德性格结构和神经病结构中的主要因素。
弗洛伊德的不安全感颇具特色地表现为口腔感受，饥饿恐惧和饿死恐惧。由于感受者的安全依赖于对母亲的喂养、照料、爱和赞许的信念，所以，他的恐惧恰恰与可能失去这种爱有关。
弗洛伊德在给弗利斯（Fliess）的一封信中（1899年12月21日）写道：“你看多么奇怪，我的恐惧是贫困恐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饥饿的恐惧。它产生于我幼年时代的贪吃暴食，而我妻子没有嫁妆（我以此为自豪）的境况把它重新唤起。”
在给弗利斯的另一封信里（1900年5月7日）再次提及同样的话题。在给弗利斯的另一封信里（1900年5月7日）再次提及同样的话题，弗洛伊德说：“总而言之——除了我害怕贫困这一弱点之外，我不至于糊涂到抱怨……”（同上，第318页。（着重号是引用者加的）
这种对贫困的恐惧还强烈地表现在弗洛伊德经历中最有戏剧性的一个场面，即弗洛伊德说服他的维也纳同事（大部分是犹太人）接受瑞士精神分析学家（大部分是非犹太人）的领导之时。当这些维也纳人不愿接受弗洛伊德的提议时，他宣称：
“我的敌人情愿看着我饿死；他们要撕破我的上衣，让我露出脊背。”（琼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和事业》，第二卷，第69~70页．）
尽管这段话的意图是要打动那些犹豫不决的维也纳人，但是确实非常离奇，这同样是弗洛伊德在他给弗利斯信中提到的饿死恐惧的症状。
弗洛伊德的不安全感还有其他表现。最显著的一个表现是他与乘火车旅行有关的恐惧。为了确保不误车，他不得不在火车出发前一个小时到达车站。如果人们按惯例分析这种症状，就一定会理解它的象征意义。旅行常常象征着离开母亲和家庭的保护，无依无靠，断绝了根基。因此，对强烈依恋母亲的人来
说，旅行经常是危险的体验，是一种冒险，必须特别小心。出于同样的原因，弗洛伊德也避免自己单独旅行。暑假期间的长途旅行总要有他能够依赖的人陪同，通常是他的一个学生，有时是他妻子的妹妹。弗洛伊德从他结婚初期一直到他被迫迁出奥地利为止，始终住在伯加瑟（Berggasse）的一所公寓里，这
也是因为害怕断绝他的根基。我们在后边将看到，弗洛伊德对母亲的依附还明显地表现在他与妻子的关系上，明显地表现在他与男人、与长者、与同代人的弟子的关系上。弗洛伊德需要母亲无条件的爱抚、肯定、赞许和保护，他把这种需要转移到上述那些人身上。
弗洛伊德和妻子的关系也表现出他对母亲形象的依赖，这一点不会叫人感到奇怪。弗洛伊德与妻子关系的最突出特点，是他在婚前和婚后的态度相去甚远。在他订婚后的几年中，弗洛伊德是一个狂热、多情并且非常嫉妒的情人。下面这段给他给玛塔（Martha）信中（1884年6月2日）摘录的话，很有特色地表达了他那种炽热的爱。“我的公主，我的到来就是你的不幸。我将吻得你满脸通红，把你喂得丰满起来。你到那时就会看到谁是强者，是不吃饱饭的温顺的小姑娘，还是躯体中含有可卡因的高大疯狂的男人”。（琼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和事业》，第一卷，第84页。）
“谁是强者”的玩笑含有非常严肃的暗示。订婚之后，弗洛伊德有着强烈的愿望，一心想完全控制玛塔。自然，这种愿望，也包含着强烈的嫉妒，除了自己之外，他对玛塔可能感兴趣和有感情的任何人都心怀怨恨。例如玛塔的一个表兄，麦克斯·梅叶尔（Max Mayer），曾经是她第一个偏爱的人。“有一段时
间，弗洛伊德不准玛塔称呼他为麦克斯，只能叫他梅叶尔先生”前引书，第110页。
弗洛伊德还谈及另一个曾和玛塔恋爱过的年轻人，他写道：“当我回想起你给弗利泽的信和我们在卡伦堡（Kahlenberg）的日子，我就完全无法控制自己，如果我有力量摧毁整个世界，包括你我在内，让一切重新开始——即便是冒
不再产生玛塔和我自己的危险——我也将毫不犹豫地这样做。”（同上，第114~115页。）
但是，弗洛伊德的嫉妒决不仅限于其他青年男子；它同样施用于玛塔对她家庭的深厚感情。他要求玛塔，“她不应该只是简单地对她母亲和她哥哥作客观的批评，抛弃对他们的一切‘愚蠢的迷信’，而且她还必须收回对他们的一切感情——这是因为他们是他的敌人，她应该和他一起憎恨他们”。（前引书，第123页。）
在弗洛伊德对玛塔的哥哥埃利（Eli）的态度中可以发现同样的情绪。玛塔曾把一笔钱委托给埃利保管，她和未婚夫要用它购买家具安置在他们的公寓里。埃利似乎用这笔钱做了投资，他因此没有爽快地立刻全数归还，而是建议他们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购置家具。弗洛伊德对此的反应是向玛塔提出最后通牒，首
先让她必须给埃利写封信，以示愤怒，还要把他叫做“恶棍”。
甚至在埃利还了钱之后，弗洛伊德还要求玛塔“答应断绝了和埃利的一切关系之后再给他（弗洛伊德）写信”。（同上，第137页。）
男子有控制妻子生活的自然权利这一假设是弗洛伊德男子优势理论的部分观点。这种看法的典型例子是他对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批评。弗洛伊德赞扬穆勒，说他“也许是本世纪最善于使自己摆脱习惯偏见之束缚的人。另一方面，他在许多问题上缺乏荒谬感”。（同上，第176页。）
那么，穆勒思想中有什么“荒谬”之处呢？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那就是他关于“妇女解放以及……全部妇女问题的观点”。穆勒认为已婚妇女能够挣得和
丈夫一样多的钱，弗洛伊德因此说：
穆勒的这个观点简直没有人性……让妇女完全像男人一样为生存而斗争确实是个流产的思想。譬如，如果我把我的温柔可爱的姑娘想像为一个竞争者，结果只能像我17个月前所做的那样，告诉她我爱她，恳求她离开竞争，回到家庭的平静、无争的活动中。……我相信，法律和教育的一切改革都会在这个事实面前败北，即远在一个男人达到赢得一定社会地位的年龄之前，女人天生俱有的漂亮、魅力和温柔就已决定了她的命运。法律和习俗确有许多东西要灌输给不懂得它们的女人，但是，女人的地位确实将是如此：年轻时是个受人敬慕的心上人，成年后是个受人挚爱的妻子。（致玛塔的信（1883年11月5日），琼斯引录，见上书，第1卷，第177页。）
六、补充和阐释对弗洛伊德本人的精神分析（3）
弗洛伊德关于妇女解放的观点，与欧洲上世纪80年代普通人的观点确实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弗洛伊德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因而反对他那个时代一些根深蒂固的偏见，然而在这个方面，他却因袭关于妇女问题的最合传统的看法，把穆勒斥责为“荒谬”、“没有人性”，而穆勒的观点不过50年就为人们普遍接受了。弗洛伊德的态度确实表明他力图把妇女置于低劣地位的要求是何等强烈，何等逼人。他的理论观点对这种态度的反映是十分明显的。把妇女看作是被阉割的男人，认为她们自己没有真正的性行为，总是嫉妒男人，她们没能充分地发展，十分讲求虚荣，不可信赖，所有这些只不过是他那个时代父权制的偏见在理论上的翻版。像弗洛伊德这样一个有能力洞察和批判传统偏见的人，必定受他内在的强大力量所支配，才会视之不见这些所谓科学的陈述的文饰特征。（前引书，第二卷，第42l页。）
50年后，弗洛伊德仍旧坚持同样的见解。当他批评美国文化具有“母权制”特征时，来看望他的学生沃思（Worthis）博士问他：“难道你不认为双方平等是最好的吗？”弗洛伊德答道：“这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必定存在着不平等，两害相权，还是男人优越些好。”
J·沃西：（J。Worthis）：《与弗洛伊德进行精神分析的片断》（“Fragment of Analysis with Freud”），纽约，1954年，第98页（着重号是引用者加的）。
如果说，弗洛伊德订婚后结婚前的日子里充满了热烈的追求和强烈的嫉妒，那么他的婚后生活似乎非常缺乏主动的爱和热情。像许多传统的婚姻一样，征服女人是令人激动的，但一旦征服了她，热烈的爱情也就丧失了丰富的来源。男子的自豪在于求婚；结婚之后，自豪感也就得不到进一步的满足了。处于这种婚姻的妻子只有一个职能：母亲的职能。她必须无条件地献身于丈夫，关心他的物质财富，永远服从他的需要和愿望，她自己永远是一个一无所求的女人，一个伺奉别人的女人——也即是说，必须是母亲。婚前，弗洛伊德陷入热烈的爱情——因为他必须征服他所选择的姑娘，以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征服一旦由结婚所证实，“可爱的心上人”就变成强烈地爱着的母亲，尽可以依赖她的照顾和爱，对她则无须给予主动的、热烈的爱。
弗洛伊德对妻子的爱只是接受性的，并且缺乏性的激情，关于这一点有许多重要的详细材料可以给予充分的证明。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他给弗利斯的信。在信中，除了以纯粹的习惯套话中之外，几乎没有提到他的妻子。考虑到弗洛伊德极其详尽地描述了他的思想、他的病人、他的职业成就和挫折，这本身就颇有回味之处；但更重要的是，弗洛伊德经常以抑郁的情绪叙说他生活的空虚，只有在他工作顺利的时候，他才感到充实和满足。他从来没有把他与妻子的关系说成是幸福的重要源泉。如果考虑到弗洛伊德在家中或度假时打发时间的方式，也会得到相同的印象。在工作日里，弗洛伊德每天从8点到下午1点看病
人，然后用午餐，独自散步，下午3点至9点或10点在会诊室工作，然后和妻子、妻妹或女儿散步，然后开始处理信件和写作，直到午夜1点钟，除非晚上有客人来访。弗洛伊德吃饭似乎特别不愿许多人在一起。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弗洛伊德习惯于“把他新近购买的古玩，通常是一座小雕像，带到饭桌
上，摆在他的面前，陪伴他吃饭。饭后再把它放回书桌，然后再带到饭桌上，放上一两天”。（琼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活和事业》，第二卷，第393页。）
星期日上午，弗洛伊德看望他的母亲，下午与精神分析学界的朋友和同事在一起，与母亲和妹妹用完晚餐之后，开始写作（前引书，第384页。）。弗洛伊德的妻子经常在下午接待朋友的来访，如果来访者中有“弗洛伊德感兴趣的人，他会到会客室待上几分钟，”琼斯的这段报道非常充分地说明了弗洛伊德对妻子的生活有多少主动的兴趣。（同上（着重号是引用者加的）。）
弗洛伊德的夏季旅游要用大量的时间。这个假期是很好的机会，可以补偿一年其他时间的艰苦、连续的工作。弗洛伊德喜欢旅游，但他不愿意单独旅游。但是，他的假期时间只有很少一部分用来弥补他平常在家极少陪伴妻子的过失。正像前边所说，他出国旅游常和精神分析学派朋友，甚至和妻子的妹妹一路，但是不和妻子同行。对此，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他自己有一种解释，琼斯又持另一种解释。琼斯写道；“他的妻子忙于其他职责，几乎不可能脱身去旅游，而且她也经不起弗洛伊德马不停蹄的速度，或没有他那种四处观光的热情。……但是在旅游中，弗洛伊德几乎每天发电报或寄明信片给她，每隔几天
都有一封长信”。（前引书，第15页。）
非常奇怪，只要对象是他心目中的英雄，琼斯的思想就变得如此因循守旧，毫无分析了。任何一个乐意与妻子一起欢度余暇的人，都会控制观光的热情，好让妻子参加进来。弗洛伊德提出了不同的理由，解释他为什么不与妻子一
道旅游，因而上述解释的文饰性质就更加清楚了。他在巴勒莫（Palermo）（他和费伦齐（Ferenczi）一起到那里）寄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非常遗憾，没有让你们都看到这里美丽的景致。要是能有七个人或九个人，哪怕只是三个人一起享受这种景致，我恐怕就不再是一个精神病学家，也很难说是开辟心理学新方向的创始人，而会成为一个生产像卫生纸、火柴
或靴扣这些实用物品的制造商。现在知道这些已经太晚了，所以我只能继续自私地自我享受，却又深感遗憾。1910年9月15日的信，琼斯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