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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精神与爱国主义的关系”也是相当复杂的，不能把它简单化。这个问题去年我在讨论北大传统时其实已经谈过。“五四”学生运动所提出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其爱国主义的立场自然是十分鲜明的。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显然存在着“爱国救亡”的思想背景。这都是不能否认与忽视的历史事实。但我们也不能忘记与抹杀另一个事实：“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对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国家主义思潮的批判。李大钊在写于1919年7月1日（即“五四”之后两个月）的《我与世界》一文里，曾发出这样的召唤：“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和世界中间的家国、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障，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与李大钊相呼应的，还有被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灵魂的陈独秀。他早在《偶像破坏论》中，就已提出要防止把国家“偶像”化。他甚至提出了“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这样的问题来进行讨论。他指出；“爱国大部分是感情的产物”，容易陷入“盲动”；“往往失了理性”而易于被利用。其实早在1914年他在《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就提醒国人，要拒绝借口国家利益至上而要求人民放弃“自由权利与幸福”；“供其牺牲”的蛊惑。正是出于对在“爱国”口号下对人的个性自由的剥夺的警惕，李大钊才着重提出：“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少年中国”的“少年运动”》）这样看来，把“五四”精神简单地归结为爱国主义，是有可能蕴含着某种危险的。——我所说的这些具体意见与分析，当然也是可以讨论的。我的主要意思是要提醒同学们注意，在纪念“五四”八十周年时，你们将会听到各式各样的说法，大家一定要坚持独立思考，最好是自己去认真地读一些有关“五四”的原始材料，自己研究，自己辨别，得出自己的结论。记得当年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要“提高嗅觉，……对任何东西都用鼻子嗅一嗅，鉴别其好坏，然后才决定欢迎它，或是抵制它。……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这些话今天听起来好像依然新鲜。
1999年4月10日
附记
这天晚上我讲了一个半小时，又与同学们一起讨论了一个半小时。因为人比较少，讨论反而比较深入。演讲结束，同学们又把我送到了校门口，说了许多很动情的话。告别时，一位男同学突然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我弄得不知所措，又感动得不能自已。这个春天的夜晚的演讲，在我的心中，大概还有一些同学的记忆里，都会留下难忘的、美好的印象。
1999年4月11日补记
《生命的沉湖》 第三部分致北大校长的一封信
×校长：
您好。
我是中文系的教师钱理群。我认为有些事应该向您报告：
（一）去年10月以后，有两个学生社团邀请我给他们作学术演讲。我答应了，但他们在提出申请时，却被有关部门以“没有教室”等不能成立的理由拒绝了。
（二）今年4月，中文系学生会与团委组织全校性的文化讲座，学生也约请了我。我因为有前述经验，开始一直婉言拒绝，但经过学生再三恳请，我还是同意了。不料学校有关部门得知后，就给中文系打招呼，不准我在全校作学术演讲。中文系出于无奈，只好安排我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在只能容纳三十人左右的系会议室作报告，在校内与中文系内都没有贴海报，大多数学生（包括中文系学生）都不知道。——此事中文系的领导都清楚，您可以去调查。
（三）7月20日，我收到了北大爱心社的邀请书，请我于7月24日上午9时半去参加“九九爱心万里行”出征仪式活动。我仍然婉言拒绝，我不愿意可能引起的麻烦，使邀请我的学生在心灵上受到损伤——前次中文系活动的主持者曾为对我的不公正的安排而失声痛哭，我至今仍感到不安：我即使有天大的“罪过”，为有关方面所不容，也应由我一人承担；让天真的学生的心灵因此蒙上阴影，这是残酷的。但学生一再打电话来坚请，我还是动摇了。而且这次不过是与学生见见面，随便说几句，估计不应有什么问题吧。于是我决定放下手头正在写的一篇重要文章，冒着酷暑，参加学生的活动。但我仍然是太天真了：23日深夜，负责与我联系的学生来电话通知我，有关方面认为我“不适宜”参加这样的活动。这位学生痛苦地说，他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我也不明白：这一切是为了什么？难道今天的北大，已经容不得学校里的一个教授，竟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剥夺他与自己的学生见面、谈话、作学术演讲的权利？这岂不是对北大科学、民主的传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的一种亵渎与嘲弄？
在中文系演讲事件发生以后，有不少学生或当面询问，或来信、来电话，表示不能理解，有的甚至认为这是对他（她）对北大的信念的一个打击。还有的学生告诉我，今年“五四”北大演讲比赛时，有不少同学要求请我担任评判员（这是因为我曾任去年百年校庆演讲比赛的评判，并发表讲评，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遭到了有关方面的拒绝。而且好像在一次学生干部会上谈到这件事，因而在一些学生中传开了。
面对年轻人真诚、困惑的目光，我作为一个把与青年学生的血肉联系视为自己的生命的教师，感到揪心的痛苦。而且，坦白地说，我真正地愤怒了。——我要维护作为一个教授，一个知识分子的尊严和自己应有的权利。
这样的事发生在刚刚纪念过百年校庆的北大，这不能不说是北大的耻辱，北大的悲哀。
我把这些事向您报告，并不是期望您来解决这些问题。只是觉得，您作为一个北大校长，应该知道校园内发生的这些并不小的小事。
我作为一个历史的研究者，却发现了其中的典型意义：它确实反映了世纪末的北大所存在的某些深层次的问题。因此我认为它或许具有某种进入北大历史叙述的价值，而不仅仅是我个人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从历史学者的眼光看来，我写给您的这封信，也是一个“立此存照”。
即颂
夏安
钱理群
1999年7月24日写于燕北园
《生命的沉湖》 第三部分我的某种不安（1）
——致一位年轻朋友的信××：
你好。最近，读了你同时发表在好几个地方的《昆德拉与哈维尔——我们选择什么，我们承担什么？》，有些不同的意见，或者说有些不安。那天我已当面说了这个意思；因为旁边有人，不便详说。后又想，口说可能讲不清楚，还是用笔写吧，于是就有了这封信。
我能够理解你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的不满与批判，实际上我自己近年来也一直在作这方面的反省，而且这样的反省与批判还应该继续下去。但任何合理性往前多跨一步，就有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问题。在我看来，你的文章中的某些观点，就存在着这样的危险。这就是我感到不安，并急于与你讨论的原因。我想分几点来说。
第一，你在文章中引用了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与哈维尔的话，强调“在整体性的罪恶中，知识分子罪不可赦”。这使我想起最近也有人在强调红卫兵、知青都应该进行自我忏悔，这好像已经形成了一种舆论，而且乍一看也似乎有理，是对前一时期一些知青、红卫兵的自我吹嘘以及一些知识分子缺乏自省精神的一种反拨。但是，我们却没有必要为了批评一种倾向就非得走向另一个极端。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或者说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我们的特殊语境是不可忽视的：在雅斯贝尔的德国，对法西斯的极权主义的体制是进行了彻底的清算的，有关的罪犯都受到了法律的惩罚；而哈维尔的那番话，如你在文章中所说，是发表在“‘天鹅绒革命’成功以后”；而我们这里，是连基本的罪责都没有、也不允许分清，更不用说法律的追究与体制的清算了。正因为如此，当有人号召进行“全民忏悔”时，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曾十分激动地质问：“应该对罪恶的历史负责的还没有承担罪责，为什么要我们忏悔？”他当然不是拒绝自我反省，而是强调首先要分清极权体制下的统治者、压迫者和受害者的界限；然后再检讨受害者自身由于容忍、接受，并在一定程度上的参与而应负的责任。应该说，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如果因为强调“罪责是全民的”而有意无意地抹杀这二者的界限，那将是危险的。除此之外，还应该划清“奴隶”与“奴才”的界限。这个问题是鲁迅提出的，可是人们却不加注意。身为奴隶而不知反抗，自然是应该反省的，所以才有鲁迅的“哀其不幸而怒其不争”；但这与奴才的卖身投靠，自觉充当帮凶还是有区别的。当然，奴隶身上也有奴性，而且奴隶是有可能发展为奴才的，但两者的界限却又是存在的，不可因不满奴隶的不觉悟而抹杀他们与奴才的界限。在我看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中真正的奴才还是少数。因此，笼统地说“在整体性的罪恶中，知识分子罪不可赦”，既可能混淆压迫者与受害者的界限，也会抹煞奴隶与奴才的界限。尤其在极权体制与这种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主要维护者未受到彻底批判，而且正在压制这方面的任何批判的中国语境下，把主要批判锋芒指向知识分子、知青、红卫兵，过分地追究他们的历史责任，单方面要求他们忏悔，那就可能放过真正的元凶，走到了原初愿望的反面。鲁迅早就提醒人们注意，以为“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卸责于清流或舆论”，这是“古已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