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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工作的影响也许是更为长远的。而剧组自身的活动，从收集原始材料，酝酿、构思，剧本写作，到排练、演出、宣传、策划……则始终是一个学习、研究、思考的过程，是剧组的成员与我们的老校长不断进行心灵的对话的过程，于是，每一个人的精神境界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某种提升：这也许是参与者的更为根本的收获吧。而许多校内外的专家，各行各业的朋友（开列出来将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名单）多方面的支持，几乎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在我们觉得几乎要支持不下去的时候，总是有人会挺身而出，给予决定性的援助，这是让我们惊叹不已、感激不尽的，由此而建立起了一个信念：蔡校长不仅属于北大，他更是所有中国人的。还要特别提到的是蔡先生的亲属，他们给予我们的，不仅是支持，更是一种精神的感召：这是每一个剧组成员，以至每一个观众都能感受到的。就是这样，这一次民间的纪念始终充溢着一种精神的力量，它的源头来自蔡校长。最后，又通过舞台的表演，传递给了观众，北大的师生员工与校友。它所引起的强烈反响，既在意料之中，又出乎意外。人们说，这是北大百年校庆中震撼人心的一刻，这大概是表达了许多人的真实感受的。所有这一切，都会在人们的心中留下美好的记忆。
当然，留在参与者的记忆里的，或许还有许多应有、不应有的争论、矛盾，以至纠纷，所引起的愉快的、不那么愉快的以及很不愉快的种种感受。客观地说，对蔡元培校长的崇敬，对北大传统的向往，这构成了这次民间纪念的每一个参与者的共同思想基础，这在前文已有论述；但再深入探究，就必须正视一个事实：在如何认识与评价蔡校长的思想，以至如何认识蔡元培其人，他在现代中国的命运，他对于当下中国思想、教育，对于面对教育危机的北京大学具有怎样的意义，人们的认识是并不一致的，或者说，每一个参与者的心中的蔡元培，在总体一致的前提下，又有许多不一致，甚至互相冲突之处，由此也决定了人们在参加剧组活动时，各人的预期是既相同、又不同的。这就引发出了种种争论，有时甚至达到了十分激烈的程度。这其实是更反映了一种真实的，甚至可以说这也是北大传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从蔡元培时期的北大开始，北大人就一直在不停地争论，剧本中“雄辩会”那场戏就是一个形象的展现；这一百年中也有一个时期用强力压制不同意见，强迫停止争论，以形成“高度的稳定”，但那是以“万马齐喑”作为代价的，这恰恰是北大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当然，这种好争论的传统也有其负面，是我们在下文所要讨论的。
生命的沉湖这里不可能对所发生的争论作具体的描述；细心的读者从本书第一辑“重评蔡元培”里所收入的文章里，大概也不难看出分歧的存在：在一些作者的心目中，蔡元培是一个高大的“完人”，他们是怀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神圣感，去看待与谈论蔡校长所开创的北大传统的；他们为失去了精神的北大与中国的现状忧心忡忡，希望“回到蔡元培”那里去。而另外一些作者，尽管对蔡元培的思想与人格也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他们却更关注蔡元培思想与行为的内在的矛盾，关注“一个伟人在那一历史中的内心世界”，于是他们注意挖掘老校长的孤独感与寂寞感，强调如实反映作为先驱者的蔡元培“思想的超前造成的不被理解的精神痛苦，以及如何从这样的痛苦中挣扎出来，坚定不移地走自己选定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认为蔡元培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在这些作者看来，蔡元培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是更带有一种悲剧性的，他的理想，包括改造北大的种种设计，只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在一种特殊条件下，得到了部分的实现。有的作者指出；“蔡元培之所以备受尊崇，与其说是因为他实际上做了些什么，毋宁说是因为他曾经尝试去做些什么”。人们通常所说的北大传统、北大精神，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精神向往与象征，一位作者甚至认为“蔡元培和‘五四’北大的种种话题那么引人注目，以至已经超出了纯粹学术研究的范围，走进传说及神话的领域了”，因此提出了“还原神话背后的历史”这样的命题。谈到蔡元培对当代中国与北大教育的意义，一些作者在强调老校长的教育思想与制度建设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的同时，又认为今天北大面临的问题已不是简单地“回到蔡元培”就能解决的；有的人则更进一步提出，对蔡元培的传统，不仅要继承，同时也要立足于发展。《蔡元培》一剧的文学本的结尾，有这样一段对话：当终于把蔡校长“请回北大”（这一情节本身就具有一种象征性），一位学生拊掌大笑：“北大有救了！”一位教授又加了一句：“中国的教育有救了！”听了这些话，蔡元培苦笑着问夫人：“仲玉，你看我……我真有这样的能耐么？”——这样的描写其实是反映了今日北大人对蔡先生的不同期待的；顺便说一句，在最后的演出本中，蔡先生的苦笑被删去了，代之以强烈的追光与雄壮的音乐，这样的英雄化的结尾也许与校庆的气氛更为吻合，人们不希望给人留下过于沉重、悲凉的印象的善良愿望是可以理解的。
《生命的沉湖》 第二部分另一种纪念（2）
有意思的是，剧本写作与演出中的分歧，似乎已经被敏感的记者捕捉到了；一篇报道就从两代人的不同期待的角度这样写道：一些老师“深信自己从事的这一项事业对于北大和中国的重要意义，并怀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崇高感来予以推行。但是参加话剧的学生没有同样的理解与信仰。一些学生演员坦承，他们对蔡元培怀有敬意，并不认同老师们所主张的那种高度的意义。许多人是为了过一把戏瘾，或者是出于一种建功意识，希望在百年校庆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身影，或者还有其他的目的来演戏的。一位九四级的企管系的学生说，通过演出，他对北大精神的理解上升了一个层次。但他并不赞同老师们将蔡元培的精神当作北大的象征，因为‘蔡元培也有他的局限，他不过是群星灿烂的夜空中的一颗明亮的星星’”。而这篇报道的最后总结也是客观的：“不同的几代人，当然有不同的理解。如果《蔡元培》能像一位学生说的那样，促使北大人思考北大的传统是什么，我们继承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那么这正是对百年校庆一种最好的纪念方式”。——北大人之间的相同点毕竟是主要的；和而不同，也正是蔡校长所倡导的“兼容并包”的传统的一个体现。
当然，争论的负面影响也是客观存在的。记得担任过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在谈到北大的“大度包容”与“思想自由”时，也曾指出“我们有了这两种的特点，因此也产生两种缺点。能容则择宽而纪律弛。思想自由而群治弛”。好争论，而且常常无休止，并且总要夹缠着某种人事的纠葛……这就不仅老是形不成统一意志而误事，而且也会伤害当事人的感情，败坏人的心境。而争论的最后，为了保证演出，总是要形成某种妥协，做出某种决断，这在一些敏感的年轻人的心灵里，也会产生失望感，以至委屈感，以及其他一些更为复杂的感情反应：舞台也是人生，参与者们从中获得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人生经验与生命体验，这或许也算是一种收获吧。
不过，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百年校庆的热闹过去了；《蔡元培》剧演出的激动也过去了。一位剧组的成员这样写道：“时间慢慢蚕食着记忆，仅存的片段也只能重现于梦中。”但我们却要编一本书，把剧组组织写的观点各不相同的研究论文汇集，把《蔡元培》的剧本及有关资料收入，还让策划、编剧、导演以及演职员们写下自己的种种感受、体验，借以将我们共同参与的校园里的这段生活，用文字凝定、保存下来：这毕竟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部分。同时也为以后人们回顾与研究北大百年校庆这段历史，留下一份别具特色的民间资料。
而且我们还要公开出版——这要感谢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领导与有关编辑朋友。这自然是出于“蔡先生与北大是中国的”这样一个信念。我们愿意借此机会向读者们介绍蔡元培先生对我们民族的贡献，他的思想的方方面面；我们也相信，北大内外具有不同经历与文化学术背景的老、中、青几代学者以及90年代的北大学生对蔡先生的认识的相同与相异，不仅具有接受史上的学术价值，而且也是关心北大与中国教育的读者感到兴趣的。这本寄寓了我们部分北大人的热情与思考的书，得以在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八十周年的时候出版，大概也是别有一种意义的吧。
1999年3月28日写毕于燕北园
《生命的沉湖》 第三部分也算“立此存照”
——1999年4月10日在北京大学中文系
演讲的开场白
写在前面
这是北京大学纪念“五四”八十周年活动中的一个插曲，反映了世纪末的北京大学不可忽视的一个侧面：中文系学生会组织了一个有关“五四”的文化讲座，请中文系的老师向全校同学作演讲，其中也邀请了我。我本不愿意讲，因为我知道今年的“五四”是不可能谈什么的；但经不住同学的再三约请，最后还是同意讲了，而且定下了“‘五四’话题今日说”这么一个题目，准备给学生讲讲鲁迅关于“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以后却没有了下文。有一天去学校开会，无意中看到宣传橱窗上公布了讲座的演讲者的名单，却没有我的名字。当晚接到了主持讲座的一位女学生的电话，说是安排我在周末的晚上（这时同学们都在忙着自己的事），在中文系会议室（只能容下三四十听众）举行讲座；一方面说明这时间与地点都不能更改，又一再地对我表示歉意，并且恳求我一定要答应去讲。我当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一个反应就是拒绝去讲，但主持者的言语中流露出的尴尬与无奈却又使我难以拒绝：为什么要让这些尚不知政治的险恶的孩子为难呢？继而又想，既然有人如此怕我讲，那我就偏要讲，哪怕只有一个人听，我也要讲，何况人少了，更可以放开来讲。于是我答应了。主持者如释重负地笑了。我的心却沉甸甸的。
今天我来得稍微早了一点，就在校园里走走，来到了未名湖，看到迎春花开了，柳树发芽了，突然意识到春天来了。想到在这静静的春夜里，同学们放弃了周末休息的时间，到这里来听我演讲，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动。而我一走进会议室，就看见放在讲桌前的这朵小红花，我明白同学们的心意，并且感到了温馨。我今天就是因为这温馨而来，尽管我们面临的现实是严峻的，而且我下面要讲的话题也是十分的严峻。这温馨与严峻或许就构成了我们生存境遇的某种真实吧。
刚才在散步时，还听见了树林中的鸟鸣，突然想到：在北大校园里，我是一只什么样的鸟？其实这几天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在有些人心目中，我大概是一只乌鸦，老给他们的节日添乱。去年北大百年校庆，我就当了这么一回乌鸦，说了一些扫兴的真话，以致有些人至今仍是耿耿于怀。其实，一所学校，一个国家总是要有乌鸦才好，想想如果满天飞翔的都是喜鹊，那会是一个什么局面。当然，只有乌鸦恐怕也不行，总得有乌鸦，也有喜鹊，还有其他什么鸟，这才会形成一种合理的生态平衡吧。老实说，我每次给同学们演讲，从来并不指望，也不希望同学们都能接受我的观点，只不过是给同学们提供另一种声音，让同学们自己去思考、判断，从而形成自己的看法。也许有的同学会同意我的观点，有的只部分同意，也必然有的完全不同意，甚至根本反对，这都是正常的，关键是同学们自己开动脑筋了，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因此我下面要说的意见，我姑妄说之，同学们也就姑妄听之，是不必过于认真的。如果有人因此而紧张，那就有点滑稽了。
生命的沉湖我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到中国的世纪末有一个特点，就是节日特别多。去年有北大百年校庆，而且搞来搞去，成了国家的政治活动；今年又是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北大因为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于是又成了众目睽睽的中心，恐怕再一次要成为提供表演的舞台。今年的“五四”纪念会成为什么样子，只能拭目以待。不过，随着节日的临近，我感觉到了越来越浓厚的宣传气息，而且好像还有某种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