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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到一个月，乾隆帝就改变了态度，于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十二日、十九日三次下谕，宣布用兵金川说：“（四川各土司）恃强凌弱，攘夺仇杀，叛服不常”，“历年常生事端”，“数年以来，屡多不靖”，郭罗克、瞻对、曲曲乌等处多次生事。
大金川土司莎罗奔钤制小金川、巴底，攻革布什咱的正地寨和明正司的鲁密章谷，“番民望风畏避”，坐汛把总李进廷抵敌不住，退保吕利。莎罗奔又攻围霍尔章谷，击杀千总向朝选，并侵压毛牛，枪伤游击罗于朝。“毛牛逼近西炉（即打箭炉，今康定县），逆酋敢于侵扰，伤及官兵”，“扰我讯地”，“侵蚀诸番，张大其势”，“猖獗已甚”。这都是因为瞻对之事办理不妥，“无所惩创，不足以震慑蛮心”，必须派军，“迅速剿灭”大金川，筹画“永远宁谧之图”。［9］
这些上谕表明，乾隆帝是想以惩治大金川，来“震慑诸蛮”，彻底控制住四川各土司，“永靖边陲”。过了两个月，他的这一意图更为明确了。五月十六日，他谕示军机大臣：川省土司的叛服无常，是由于地方官员办理不善。如果仅以“得其人不足臣”，“得其地不足守”，而将其置之度外，是不合适的。“若但来则应之，去则弗追，试思十至而十应，何如以十应之劳用之于一举，毁穴焚巢，芰芟荡涤之为愈也”。前人如马援、诸葛亮、王守仁，皆能收一劳永逸之利，“近日滇黔古州等境，悉成乐土，具有明效。川省诸番亦当加意经画”。可传谕庆复、张广泗熟筹长策，“令蛮众弭耳帖服，永为不侵不叛之臣，使丛篁密箐，息警消烽，共安至治”。［10］
谕中所谓滇黔古州等境，“悉成乐土”，系指雍正至乾隆初年清政府剿抚兼施，将这些地区改土归流，设官管理，使其地人民直隶朝廷统辖。可见，乾隆帝的用兵金川，不只是为了制止其袭掠其他土司，而且想一劳永逸，在这里实行改土归流，使四川各土司完全听命于中央，直隶清帝。
二、失误军机 总督张广泗损兵折将
乾隆帝欲使四川藏、羌、彝等等少数民族人员皆为清帝之赤子，各民族居住之处及其邻近的汉民地区永远安靖，彻底结束各土司互相厮杀劫掠盛行的混乱局面，这一想法是不错的。如果能够实现这些目标，对增强祖国的统一和进步，对促进各少数民族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都会起重大的作用，因此，他的这一雄心壮志，无可非议，应予肯定。但是，只有美好的愿望是不行的，还需有主观的努力和必须具备的客观条件，才能将希望变成为现实，否则不仅不能达到既定的目的，而且还会惹出大祸，局面无法收拾。乾隆帝的一征金川，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此时，他正在励精图治，政局安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还下达了大得人心的普免全国一年钱粮的上谕。他本来想乘胜前进，为解决康熙以来川省多乱的难题做出一番贡献，建树丰功伟绩，不料，由于在采取的方式、选择的时间、进攻的对象和任用将帅等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结果是事与愿违，劳民伤财，败师殒将。
废除土司制度，改土归流，对少数民族来说，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一则归流后不少满汉官员会乘机鱼肉少数民族人员，再则，由于长期的传统影响，很多少数民族人员尤其是土司对此会有所怀疑，犹豫不定，如果在其未能认识此举的必要性、进步性之前，即客观条件尚未具备之前，就采取强硬措施，进行军事镇压，很容易引起全民族的反抗，矛盾将愈益激化，好事变成坏事。在用兵的对象上，乾隆帝犯了极大的错误，不该征讨金川。四川西北地区有很多少数民族，他们一般都能吃苦耐劳勇于劫杀，登高山如履平地，洒热血面不改色，枪林弹雨之中来往奔驰，特别是金川的藏族，更是勇猛异常。稍晚一些时间，一位知府叙述其亲眼看见金川土兵的勇敢情形时讲道：其兵皆著虎皮帽、牛皮靴，胸前挂小藏佛，背负火枪、腰刀、械、火药、糗粮，约二三十斤，“登山越岭如平地”，火枪能命中致远。行军必争前锋，“耻落后”，每日安营完毕，即演习火枪，角胜负，昼以小石为的，夜则燃香为的。闻有敌兵，则“奋臂前驱，十数人辄辟易千人”。善于夜摸敌巢，“最善仰攻，专于有石处取路”，每从三人，若十数队（即数十人）登山，后以大队人马疾登，“贼众无不望风而靡”。［11］乾隆帝要以疲弱川军攻击这个勇悍善战的上司，确实是选错了对象。兼之，任用将帅，又不得人，更加贻误了军机。
十二年三月十一石，乾隆帝调贵州总督张广泗为川陕总督，主持金川用兵之事。九月以前，大学士、前川陕总督庆复仍在四川，与张共商军务。四月初五日，军机大臣议准，兵分川西、川南两路，派松潘镇总兵宋宗璋、建昌镇总兵许应虎分率两路官兵进剿。
莎罗奔进攻沃日土司属下各寨，沃日上司向官府求救，庆复调松茂协副将马良柱领兵一千五百名往援，四月十二日解热笼寨之围，二十三日抵沃日官寨，先前驻沃日防护土司之都司马光祖带属下兵士二百名出迎。小金川土司泽旺向马良柱投降。
五月初一日，新任川陕总督的张广泗到达成都。此人是以征苗治苗而平步青云的。雍正四年，张还是偏僻山区的黎平知府，因被云贵总督鄂尔泰看中，以其佐讨“乱苗”，于五年擢贵州按察司，并因平苗乱有功于六年超授巡抚，十年任副将军，护理宁远大将军印，十三年还授湖广总督，镇压了贵州古州苗变，任云贵总督兼领巡抚，进世职为三等阿达哈哈番。乾隆帝对张十分赞赏，誉为“在督抚中娴习军旅者”无出其右，故特委以征讨金川之重任。
张广泗受命后，也想大显身手，再建奇勋，晋爵升职。他于五月初会同庆复上奏，请增派兵士，五月二十一日军机大臣议准，原有汉土官兵一万九千名，续派陕西绿旗兵三千，现又增调四川兵二千。五月三十日乾隆帝又收到了张广泗的奏折，张奏称：到川以后，“备知大金川贼酋莎罗奔凶横不法，官兵屡次失利”。现调汉土官兵虽有二万余名，“但土兵各怀二心”，非徘徊观望，即逃匿潜藏，不足为恃，请调黔兵二千。帝从其议，并批示说：“甚通之论，足见干济，今照汝等所请。但既已添兵，应克奏肤功，仍当以班滚为戒。”［12］
乾隆帝从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下谕决定用兵金川之后，多次谕告军机大臣、庆复、张广泗、纪山，责令他们“兵贵神速”，迅速剿灭大金川，擒获莎罗奔，以瞻对班滚之事为戒。十二年六月十四日，他很焦急地谕示军机大臣：
“从来兵贵神速，名将折衡，未有不以师老重费为戒者。大金川之事，调兵逾半载。拨饷过百万矣。前据庆复、张广泗奏报，迄今已几两月，所调陕兵何时到齐，庆复、张广泗于何时前进，……何时可捣贼巢，俱宜不时奏报，何以尚未具奏，深用惦念。其鉴瞻对前车，迅奏肤功，所有近日军情，作速详悉奏闻。”［13］
过了三天，六月十七日，他看到庆复、张广泗呈述兵情的奏一折，言及小金川土司泽旺率众投诚，并退还抢占的沃日三寨，大金川已“外援隔绝”，官兵即将分路进攻，便具体提出对金川的处理意见。他谕告军机大臣：金川虽不能马上按照“苗疆之例，改土设流”，亦应分置卫弁，统辖讯兵，或分派大员弹压，经理田赋狱讼，“驯扰羁縻”，“期于绥靖地方，约束蛮众”，不致如“土司之专有其人，易于蠢动，可以永除后患”。［14］
这两次上谕及前述同意张广泗增兵二千的批示，充分反映出乾隆帝对敌情缺乏正确的认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而他对大金川的地形、人口、兵数尤其是莎罗奔之才干和全土司藏民的勇悍，太不了解了，因此错误认为调集汉土兵二万余名拨饷百万两，就可取胜，不但能夷平金川，还可擒获首领。这一脱离实际的幻想，自然会很快破灭。乾隆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庆复、张广泗合奏之疏抵京。二人奏称莎罗奔居勒乌围，其兄就日吉父子居刮耳崖（又写作噶尔崖、刮耳月、噶拉依），现分兵两路攻剿，河西各寨则派游击罗于朝同土司汪结带兵进攻，俱定于六月二十八日各路齐进。张广泗驻小金川之美诺寨，庆复拟驻旧保。张广泗、庆复又与四川巡抚纪山合奏善后事宜，认为“金川正在众番蛮土司之中，深邃幽险，尺寸皆山”，难以安设营寨，若驻兵防守，运饷艰难，建议于平定之后，择恭顺效力有功的土司之子弟头人，“量为画界分授，少其地而众建之”，使其力弱不能为乱。乾隆帝看后，不甚满意，谕示军机大臣，批评庆复、张广泗等人“未能领略从前谕旨，为出奇制胜之策”，其“以蛮治蛮”之善后方法，亦不妥当。军机大臣等奏称，平定之后，或设卫分辖，或派大员驻扎其地，令该督将“长靖番蛮至计”上奏。［15］
八月二十三日庆复、张广泗的奏折到京，言称西路威茂协副将马良柱“连战克捷，各寨望风乞降”，现离刮耳崖仅二十余里。乾隆帝对这一所谓捷音，很为不满，批示说：“朕日夜望捷音之来，迟至如今，亦不过小小之破碉克寨，何足慰朕耶”！必须善为筹画，使“如古州之至今苗民相安耕作，控御有方”。［16］
乾隆帝迫切希望迅速获胜，张广泗也想早日克敌建树功勋，一再向皇上保证务必在九、十两月内“进取贼巢”。他俩还因误认为即将取胜，而忙于筹画金川善后事宜。乾隆帝初步知道金川地势险峻之后，改变了原先设立流官驻兵弹压的想法，于九月三十日谕示军机大臣，欲将金川归入西藏，令郡王颇罗鼐之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就近管束”，“受达赖喇嘛化导”，其平时一应钤辖稽查，命王子派头目前往经理，以专责成，其上有驻藏大臣“总辖董率，足资弹压”。［17］这一想法颇为谬误。不仅因为金川远离西藏数千里，即使西藏王子和达赖喇嘛忠于清帝，愿意效劳，认真管辖金川，也鞭长莫及，而且更危险的是，西藏政教首领是否会长期臣属于清帝？如果他们要和中央政府闹独立，闹对抗，那么，他们可以将金川作为一个基地，作为一块跳板，由此进攻几百里外的成都，进而侵占整个四川。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和无根据的瞎说，历史是一面镜子，是最有说服力的。三年以后，乾隆十五年十一月，就是高宗欲依以为靠的王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及其党羽，在西藏发动叛乱，杀害了驻藏大臣都统傅清、左都御史拉布敦，假如乾隆帝真的将金川委任这位王子管辖，其后果之严重，可想而知。
张广泗则持另一意见，欲按照贵州苗疆之制办理，奏请于金川地区设兵弹压，安设重镇，分布营汛，“以控制蛮方”，拟增兵七千余人。军机大臣等认为，此议不妥，增兵多，转运粮饷器械困难，奏请遵照帝旨，将金川归入西藏管辖，“以番治番”。帝从其议。［18］
正当乾隆帝盼望速胜筹画善后事宜之时，前线送来了官兵失利的奏折。原来，张广泗遣派诸将于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同时出击，开始还比较顺利，七月末，西、南两路军队皆已抵达大金川的腹地，距刮耳崖与勒乌围不远。然而，到了八月，因大金川“尺寸皆山，险要处皆设碉楼，防范周密，枪炮俱不能破”，“贼守弥固”，故虽占领了大金川的大半地区，仍不能直抵勒乌围。［19］莎罗奔与其兄就日吉父子“屡遣番目乞降”，张广泗谕告来使之人，“莎罗奔罪无可赦，如必欲免死，自行面缚而来”，另候酌夺。”莎罗奔又邀请随同清军征战的里塘上司汪结至勒乌围，“恳请招安”，并派人同汪结到小金川张广泗军营。张又对来人说：“该逆酋罪大恶极，更非瞻对可比，此番用兵，务期剿除凶逆，不灭不已。”［20］
清军将帅的骄横，激起大金川藏族人民极大的愤怒，拼死反抗，不仅使川陕总督张广泗九、十月平定金川的保证落了空，而且还在其再次向帝保证于明春“灭蛮”之时，来了一个猛然袭击，大败官兵。清军将近三万，而大金川的“精壮土番”不过七八千名，经过一段时间的征战，据张广泗估计，只剩下四千余名。尽管敌众己寡，但莎罗奔及属下人员毫不畏惧，于十二年十二月发起反击，向驻守马邦山梁的清署泰宁协副将张兴进攻，施发石炮，“以机发石伤人”，清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