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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此时窦光鼐已变成了阶下囚，前途吉凶难测，而且很可能是祸多福少，他对朝廷之如此不公、如此昏庸，定会愤怒不已。但是这位铁御史也会为此行之收获和采取的正确决策，而有所安慰。这位被皇上贬称为“迂拙”之人，在这次陷入重围孤军奋战中，显示了惊人的超群之才。这在三个方面表现得异常突出。其一，他放弃了全面开花普查全省亏空的作法，集中狠抓平阳知县黄梅的罪证。很清楚，在强大的人数众多的官僚面前，他这位没有实权的学政，无法查清全省十一府七十余州县钱粮亏空的实情，找不到大量确凿可靠的证据，不能够推翻阿桂、曹文埴、伊龄阿等人作出的结论。可是，单抓平阳，情况就不一样了，就有可能以此为例，以此为确证，驳倒阿桂等人所云浙省无弊的结论。其二，他赶在被革职之前，急赴平阳县，苦口劝谕生监平民，计逼吏胥，得到了全县广大生监和平民百姓的坚决支持，搜集到二千多张田单、印票、借票、收帖等确凿无疑的物证，足以驳倒任何徇情枉法的官员之诡辩。其三，当伊龄阿等官员欢呼革职拿办学政的谕旨下达的时候，窦光鼐已早将奏折由一日五百里的速度发出，附有各种物证，这会使皇上明瞭真情，改变方什，重审此案。
形势正是朝着这个方面发展变化的。
在乾隆帝颁降拿解窦光鼐至京交刑部治罪之旨后的第三天，五十一年闰七月二十七日，即收到窦之奏折的当天，他接连下了两道震惊朝野的长谕，宣布重审窦光鼐及平阳县之案。第一道谕旨说：“据窦光鼐奏：亲赴平阳，查出黄梅以弥补亏空为名，计亩派捐，每田一亩，捐大钱五十文。又每户给官印田单一张，与征收钱粮无异。又采买仓谷，并不给价，勒捐钱文。莅任八年，所侵吞部定谷价与勒捐之钱，计赃不下二十余万，并据各生监缴出田单、印票、收帖，各检一纸呈览”，等语。前据伊龄阿劾窦举动疯狂，故将其拿交刑部治罪。“今观窦光鼐所奏，又似黄梅实有勒派侵渔之事，且有田单、印票、借票、收帖各纸，确凿可据，岂可以人废言”。前因浙省勒限弥补亏空，恐有不肖官员藉端勒派，扰累闾阎，屡降谕旨饬禁，今黄梅借弥补而勒捐，既勒捐仍不弥补，“以小民之脂膏，肥其慾壑，婪索不下二十余万，似此贪官污吏而不严加惩治，俾得漏网吞舟，不肖之徒转相效尤，于吏治大有关系”。“若朕惟阿桂、曹文埴、伊龄阿之言是听，而置此疑案不明白办理”，不但不足以服窦光鼐之心，且浙省现值乡试，生监云集，“众口藉藉，将何以服天下舆论！此事关系重大，不可不彻底根究，以服众惩贪”。阿桂现已起程返京，著其接此旨后即回浙江，秉公审办。阿桂受朕深恩，用为大学士，自然不肯存心回护，但究系原审之人，著添派江苏巡抚闵鹗元会同审办。此时窦光鼐业已由浙起解，仍著其返浙质对。阿桂、闵鄂元“总须将黄梅勒捐派累实在情形审讯明确”。窦光鼐进呈田单、印票、飞头谷领收贴、借票各件，“俱系黄梅勒派、勒借及采买仓谷不发价值虚填收领实在凭据”，窦进呈者，不过每样各检一纸，其留浙省者甚多。“以此观之，则伊龄阿不免为属员所欺矣！此事却有关系，伊龄阿尚可，朕与阿桂可受其欺乎！必应审明，朕不回护，惟有大公至正而已”。闵鹗元亦应如此。阿桂等到达其地，止须就此各项字帖，并吊齐控案，逐款根究，即不难水落石出。何况“票内一半钤有官印及伊私有图记，断非捏饰。”［90］
第二道谕旨讲了六个问题。其一，黄梅罪证确凿。窦光鼐“五百里驰奏之折”及其进呈之物证，“系显有证据”，黄梅“向户民按亩派捐钱五十文，公然写给印票，又借部民吴荣烈等钱文，于借票上用贻教堂图记，俱系证据凿凿者”，“即此二款，黄梅断无从抵赖”。其二，钦差大臣是无意失误，可以原谅。原之惩处窦光鼐，是“因阿桂等查审此案完竣”，窦仍坚持己见，伊龄阿又两次参劾窦发布招告，传集生监逼写亲供，“千百成群，纷纷若狂”，故将其革职拿问，“非朕之憎窦光鼐也”。今据窦奏折，“黄梅赃款确凿，则是阿桂等前此在彼查审时，竟为地方官瞒过。然朕知阿桂必非有心为黄梅开脱。不但阿桂无此心，伊龄阿甫任巡抚，亦无所用其回护，想亦为地方官所蒙蔽”，就是派往访查的司员海成，亦以地方事件猝往查办，一时不能知其底细，致为知府范思敬“诡词遮饰，海成即坠其术中”。“此等情节，朕无不洞悉原谅矣”。其三，必须彻底查清黄梅贪婪之案，按律惩处。窦光鼐逐款陈奏，并将田单借领等纸呈览，平阳县生监平民呈出未经进呈京师的文契尚有二千余张，“朕岂肯稍为回护，将就留此疑案，颟顸了事！”阿桂又岂可回护原辩，让贪官倖脱法网！“且窦光鼐性情坚执，而浙省士子议论风生”，倘阿桂心存袒护，不将黄梅款迹彻底查办，以服人心，而含糊结局，“将来窦光鼐到刑部时，岂能钳其口而不言？而该处舆论藉藉，倘经御史复行参奏，朕将何以中止？”“阿桂等亦不值为此劣员任咎也”。著传谕阿桂、闵鹗元同往浙省，将黄梅款迹逐一根究，并将该处生监，传集质对，“无论各款俱实，固应将黄梅按律定拟，寘之典刑，即有一二款得实，亦应从重治罪，以为州县勒派殃民亏缺仓库者戒！”其四，改变清查重点。彻底查出黄梅在任八年之种种劣迹，“明正其罪”，此事在全省清查之时，“原非案内紧要情节，而此时则为重大之件，关系匪轻”。其五，窦光鼐之行为难能可贵。“黄梅如果赃款属实，从前历任督抚因循不办，及阿桂等前此审办时，又为地方官所欺，几至吞舟漏网。而窦光鼐执辩不挠，独能列款入奏，虽其举动乖张，固有应得之咎，而始终不肯附合，亦属人之所难，如果所奏不诬，朕尚欲加恩原宥。阿桂遇彼时，不妨即以此旨给其阅看，令伊心服也”。其六，开导首相。阿桂系受恩深重之人，自不致稍有回护。闵鹗元素能办事，“亦当善体朕怀，秉公查讯”。“朕因此事，思之再三，本日三次召见军机大臣，恐阿桂因从前未经查出，稍存偏袒芥蒂之见，故特再为逐层谆切开导，阿桂等当知朕办事之苦心，总无成见也。将此由六百里传谕知之，仍即由六百里加紧回奏，朕计日以待也”。［91］
这两道谕旨，把重新审查平阳知县黄梅贪婪案件的原因、方法及帝之结论，讲得十分清楚，黄梅罪证确凿，钦差大臣必须遵照帝旨，放弃成见，将黄梅之罪查清惩办。此事不必多说。令人惊奇而且不得不称赞的是，乾隆皇帝弘历竟然能在见到窦光鼐的奏折之后，立即觉察到前办之非，断定窦之奏劾属实，黄梅确系贪吏，并于当日即下二谕重审此案，命将黄梅重惩。这样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在一般官员来说，己经是难乎其难。能够知过而改并且承认错办案件，很不容易，不仅有一个脸面问题，尊严问题，还有错办遭惩之险，这就是为什么有清一代极少有官员自行纠正自己错审案件的原因。至于君临天下威严无比的天朝大皇帝，更罕有能主动承认失误、立即改正者，更不要说还要苦口婆心地开导、劝谕办案之臣认错重审，这更是绝无仅有之事。由此可见，乾隆皇帝确可算是一位反应敏捷、才干超群，胸怀宽广、知过能改的英明之君。
过了两天，五十一年闰七月二十九日，乾降帝又下谕肯定窦光鼐参劾黄梅之事属实，谕令阿桂在遇见窦光鼐时，“即传朕旨，将伊除去刑具，免其拿问，著即带往浙省，随同查办此案”，并将黄梅任所赀财查封，缉拿其长子。伊龄阿受属员怂恿，两次参奏窦光鼐，此案不令其会办，“以免回护”。［92］
又过了一天，八月初一日，乾隆帝又特下开导阿桂之谕，以自身对窦光鼐由憎到信之态度的变化，谕劝阿桂效己所为，按己旨秉公办案。他说：前因窦光鼐于黄梅之案执辩哓哓，亲赴平阳，被伊龄阿两次参奏，“朕原憎其煽惑人心，有类疯狂”，故降旨将其革职拿问，“是窦光鼐在浙省咆哮多事，不特阿桂、伊龄阿等憎其为人，即朕亦厌其举动乖张，污人名节”。待其前几日两折奏到，将黄梅任内劣迹逐款罗列，并于生监平民等呈出之黄梅勒捐派累强借等印信图书字帖二千余张内每样进呈一纸，“朕详加阅看，并命军机大臣查对，俱系黄梅劣迹之确凿可靠者”。“朕于窦光鼐，始则憎之，而此时则觉其言之确凿，惟欲将黄梅劣迹彻底查办，以正其罪。所谓无固无我，不存成见，前之憎窦光鼐，乃憎其所可僧，今之信窦光鼐，亦信其所可信也”。阿桂前在浙省查办时，“目睹窦光鼐多事咆哮，性情执拗，自为心怀厌恶，今复令其前往查办，断不可仍执其前见，稍涉私嫌，惟当以朕之心为心，逐款秉公研讯，俾贪员劣迹一一审出，寘之重典，所谓惩一可以儆百，政体国法，必当如此，阿桂想必与朕同心也”。将此亦传谕闵鹗元，其“亦当善体朕意也”。［93］
经过乾隆帝这样三番五次降谕开导，训诫和督促，阿桂、曹文埴、伊龄阿等自然不敢再执成见，便按帝旨查审，很快就将黄梅贪婪之案查明上报。五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乾隆帝就阿桂等奏述黄梅供认勒借部民钱文、按田科派之折，下谕说：黄梅以弥补亏空为名，向部民勒借派捐，“业有确据，其贪婪不职，殊出情理之外”，著将黄梅革职拿问，温州府知府范思敬亦著解任，一并质审定拟具奏。黄梅之长子黄嘉图，“民皆号为石板炮，是黄梅纵容伊子，在外招摇婪索，贻害地方，必有实在款迹，以致众怨沸腾，混号即其实据”，著阿桂将其严审。所有对此案漫无觉察之上司及该管道府，“均著阿桂等于定案时分别查参。”［94］
过了十夭，九月初七日，因钦差大臣户部尚书曹文埴来到行在，向帝复命，谈到黄梅亏缺仓谷情形，乾隆帝又下谕说：前据窦光鼐参奏黄梅到任八年，侵吞部定谷价与勒捐之钱二十余万两，经上司勒限催追，仍悍然不顾。平阳县仓应贮谷四万七千一百余石，现“仓内实无贮谷。”“经朕面询”，曹文埴称：仓谷除借放兵粮及营借交还谷价，以及黄梅缴出谷价五千六百余两外，“实在亏缺谷石，核计价银一万七千三百九十余两”。黄梅既任意亏挪仓谷，又复借弥补为名派捐勒借，婪索银两，且不弥补亏空，“实出情理之外”，著阿桂严切根究黄梅实在侵蚀弊量。［95］
五十一年九月十六日，乾隆帝下谕，宣布了对窦光鼐及福嵩、盛住等人的处理意见。他说：前因窦光鼐执辩不休，且亲赴平阳聚集生童招告，煽惑人心，故将其革职拿问，待窦查出黄梅贪黩款迹，即将其宽释，令阿桂带其同往查办。现阿桂等查明，黄梅勒借吴荣烈等民人钱二千一百千文，侵用田单公费钱及朋贴采买钱一万四千余千文，于原报亏缺谷价仅弥补四千余两，下欠之数未依限补足。“是窦光鼐所奏，惟黄梅匿丧演戏及侵用廪生饩粮并短发老民银两三款属虚，其余三款已为确实。是伊从前冒昧固执之咎，尚属可宽”，著令窦光鼐署理光禄寺卿，立即来京供职。前任巡抚福嵩，于此等劣员不据实参查，“岂可复膺封疆之任”，著其自山西来京候旨，其山西巡抚之职著勒保补授。前藩司盛住，亦不应仍任织造。二人现交部严议，“自系革任革职”，著先革去二人翎领。伊龄阿偏听属员之言，两次冒昧参奏窦光鼐，其已自请交部严加议处，著在任听候部议。其余失察之各上司，俱著交部严加议处。［96］
此旨下后第三天，五十一年九月十八日，乾隆帝又下达长谕！历数阿桂等人过失，将他们交部严加议处，对窦光鼐亦有所数落。他说：因浙省仓库亏空，特派大学士阿桂、户部尚书曹文埴、刑部左侍郎姜晟、工部右侍郎伊龄阿等前往彻底查办，“伊等自应将各州县亏空实在情形，及有无借弥补为名藉端勒索侵肥名事，详悉查完，据实参劾，方不负委任之意，何得仅凭地方官结报就案查核遽为了事！”阿桂等以该省亏缺较原报之数有减无增，即予完案，而对黄梅之借端派敛之弊不予查访，以致遗漏，“则阿桂等岂无应得之咎，乃并不自行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