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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五十亿马克的战争拨款获得一致通过，尔后是国会表决通过本身休会四个月，或是说，在普遍所预料的战争所需时间一直休会。贝特曼在宣布结束议程时满怀信心说道：“不论我们的命运会是怎样，1914年8月4日将永远成为德意志最伟大的日子之一！”他的话博得了英勇斗士们的喝彩致敬。
同一天晚上7时，英国终于作出了多少人在焦虑久待的明确答复。英国政府在上午终于鼓足勇气，决定发出最后通牒。不过这份通牒是分两步走的。第一步，格雷要求德国作出它对比利时的要求“不予执行”的保证，并要求对此“立即回答”，但他并未附加时间限制，也没有提到如果得不到回答将作如何制裁，所以这份照会从技术上说并不是一份最后通牒。他一直等到获悉德军已经入侵比利时之后才发出第二份照会，宣布英国感到有义务“维护比利时的中立和坚持遵守德国与我们同样是签字国的条约”。照会要求午夜之前必须作出“满意的答复”，不然英国大使就将索取护照。
为什么上一夜在国会明确表示同意格雷演说之后，没有立即发出最后通牒，这只能以政府的犹豫不决加以解释。除了德国人俯首听命，从他们那天上午蓄意而无可挽回地越过的那条边界撤退回来之外，不知英国政府在指望什么样的“满意答复”，为什么英国竟又抱着不切实际的空想期待出现什么奇迹而且一直要等到午夜？这些问题都是难以解释的。在地中海，那晚午夜之前失去的几小时可关系重大。
在柏林，英国大使爱德华·戈申爵士在和首相进行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见时，向首相递交了最后通牒。他发现贝特曼“非常激动”。据贝特曼本人说，“促使英国参战的并不是比利时问题，可却伪善地在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诚使我热血沸腾。”贝特曼盛怒之下，大发了一通议论。他说，英国竟对一个“联姻的国家”宣战，这种作为简直“不可思议”，这“等于在一个人为了自己的生命与两个来犯的人搏斗时，从他背后猛击一下”。他说，英国要对“这一致命的严重步骤”可能产生的所有可怕事件负责，而“这一切都仅仅是为了一个词儿——‘中立’——仅仅是为了一张废纸……”
戈申当时几乎没有注意到，这句话后来竟响彻全球。不过他后来还是把这句话写进了他的一份汇报之中。他当时的答对是：如果鉴于战略原因，借道比利时事关德国生死存亡，那么履行庄严盟约说来也事关英国的生死存亡。“首相阁下是如此激动，得悉我们的行动之后是如此怒形于色，而且又是如此不可理喻，”他只好避而不再作进一步争论。
当他离开的时候，有两个人乘着一辆《柏林日报》的送报车正穿过街道，散发传单，宣布——做得未免过早，因为最后通牒的限期要到午夜截止——英国已经宣战。继意大利变节之后，这个最新的“背叛”行为，这个最新的背信弃义行为，这个又给德国增添一个新的敌人的行为，使得德国人怒不可遏，许多人立即成了一群狂吼的暴徒，随即对着英国使馆的窗户扔了一小时的石头。一夜之间，英国成了最最可恨的敌人，“种族背叛”成了大家最喜欢用的泄恨口号。德皇不胜悲伤：“想不到乔治和尼基竟会背叛我！我祖母如果健在是决不会容许的！”在他有关此次战争的所有肤浅之见中，可说以此为最。
德国人对于这一背信行为怎么也想不通。已经堕落到这种地步——要求参政的妇女竟敢对首相无理取闹，竟敢公然抗拒警察——的英国人，竟想要打仗，简直是难以置信的。英国的势力虽然广泛而强大，但已日薄西山，德国人对它就象西部高斯人对于后期的罗马人一样，既轻蔑，同时又带有一种后来者的自卑感。英国人以为他们能“象对待葡萄牙人那样来对待我们”，蒂尔皮茨海军上将愤愤不平地说。
英国的背叛加深了德国人缺少朋友之感。他们自知是个不为人爱的国家。尼斯于1860年被法国并吞，何以尼斯人竟能安之若素，不出几年且能忘记他们原是意大利人，而五十万阿尔萨斯人，却为何宁愿背井离乡也不愿生活在德国统治之下？“我们的国家到处不太受人爱戴，而且确实经常遭人怨恨，”王储在旅途之中对此深有感触。
当人群在威廉大街大喊大叫复仇的时候，垂头丧气的左派议员则聚集在咖啡馆里同声哀叹。“全世界都在起而反对我们，”一个说，“日尔曼主义在世界上有三个敌人——拉丁人，斯拉夫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而现在他们已联合起来反对我们。”
“我们的外交已使我们只剩下奥地利这一个朋友，而这个朋友还非得靠我们撑持不可。”另一个说。
“至少还有一件好事，那就是不会打得很久，”第三个这么安慰着他们。“四个月内我们就会有和平。经济上、财政上我们都不能支撑更久。”
“大家指望着土耳其人和日本人。”又一位提醒说。
事实上，前一天晚上，当咖啡馆里的顾客听到远处街上阵阵欢呼的时候，一个谣言就已传遍各个咖啡馆。有人在日记里记述了当时的情况：“欢呼声越来越近。人们听着听着，尔后跳了起来。欢呼声越来越大，回荡在波茨坦广场上空，势如狂风骤雨。顾客们放下饭菜，奔出饭馆。我随着人流向前。发生了什么事啦？‘日本对俄国宣战啦！’他们狂叫着。好哇！好哇！欢呼声响彻云霄。人们相互拥抱着。‘日本万岁！好哇！好哇！’一片欢乐情景。这时候，有人叫道：‘到日本大使馆去！’于是人群一哄而去，每个人都被席卷到这人流之中，使馆给围得水泄不通。‘日本万岁！日本万岁！’人们激动地呼喊着，直到日本大使最后不得不出来。他惶然不知所以，支支吾吾对这突如其来的并且看来也是受之不当的敬意表示了感谢。”虽然第二天真相已白，这个谣言全属子虚，但是这种敬意不当到何种程度，那是两个星期之后才见分晓的。
当利希诺夫斯基大使及其使馆人员终于离开伦敦的时候，一个前往维多利亚车站送行的朋友看到这一行人“忧伤和愤懑的情状”，深有感触。他们责怪国内的官员把他们拖进一场除奥地利外别无其他盟国的战争。
“在四面受敌的情况下，我们得胜的机会能有几何？有谁是对德国友好的呢？”一个军官凄然问道。
“暹罗是友好的，有人这么对我说的。”一个同僚回答了他。
英国刚刚发出最后通牒，内阁又发生了新的争执：是派远征军到法国去呢还是不派？既已宣布参战，他们便争论起应该走多远的问题了。根据与法国联合作战的计划，一支由六个师组成的远征军应于动员第四天到动员第十二天之间到达法国，并应于动员第十五天之前在法国战线左翼末端做好作战准备。但是这份时间表已被打乱，因为英国动员的第一天（8月5日），根据原来规定应仅迟于法国两天，可是现在已迟了三天，而且跟着还会进一步有所拖延。
阿斯奎斯先生的内阁唯恐遭到入侵，吓得不知所措。1909年，帝国国防委员会在对这个问题专门进行研究后曾宣称，只要国内驻军保持足够的实力，使德国入侵的兵力虽多也无法逃过英国海军，大规模入侵就“行不通”。尽管委员会断言英伦三岛的防务足可由海军充分保证，而英国领导人在8月4日依然不能鼓起勇气将常备军派出英伦三岛。有人主张派出的部队要少于六个师，有人主张不是尽快派出而是迟一些派出，有人甚至主张根本不派。海军上将杰利科接到通知，“目前”暂不需要他按原计划派舰护送远征军渡过海峡。陆军部里没有一个电钮能自动将英国远征军投入行动，因为英国政府还不能下定决心去按这个电钮。陆军部本身也已四个月没有大臣，苦于群龙无首，无所适从。而阿斯奎斯虽然已经做到邀请基钦纳到伦敦来，但却还不敢毅然请他就任。性情暴躁的亨利·威尔逊，“对于这种状况深为反感”，他毫无忌讳的日记在战后问世的时候还使人感到同样痛苦难堪。可怜的康邦也是这样，他带着一份地图来见格雷，向他指出法军左翼必须由六师英军向左疏开是如何事关重大。格雷答应提请内阁注意。
威尔逊将军对于这种拖延大为震怒，认为原因在于格雷的“犯罪的”游移不决，他气愤地向反对党内的朋友出示了一份动员令，这份动员令不是下令“动员和上船出发”，而仅仅是下令“动员”。他说，仅此一项就要使时间表顺延四天。贝尔福应承敦促政府。他在给霍尔丹的一封信中向政府提出，协约的整个宗旨以及根据协约所作军事安排的整个宗旨就在于保全法国，因为一旦法国被击溃，“整个欧洲前途就可能朝着我们视为灾难性的方向改观”。他进言道，既然方针已定，该做的事情就是“迅速进行打击，并且要用你们的全部力量进行打击”。当霍尔丹前来向他说明内阁游移不决的原委时，贝尔福不禁感到他们显然“有些思路不清，意志不决”。
8月4日下午，大约在贝特曼向德国国会、维维亚尼向法国众议院发表讲话的同时，阿斯奎斯向下院宣读了一份“由陛下钦签的上谕”。议长先生离座起立，议员脱帽恭听“动员公告”。接着，阿斯奎斯照着他拿在手里微微抖动着的一份打字副本，宣读了刚向德国发出的最后通牒。当他念到需在“午夜之前得到满意答复”这几个字时，台下响起了一阵庄重的欢呼。
剩下的事情就是等待午夜了（英国时间为11点正）。9时，政府从一份截获到的柏林发出的明码电报中获悉，德国政府认为自英国大使索取护照之时起，它已与英国处于交战状态。内阁于是赶忙开会，讨论是否把那个时间算作宣战时间，抑或等到最后通牒规定的时限。他们决定等待。内阁会议室里灯光惨淡，他们围坐在绿色会议桌旁，一片沉寂，各人沉浸在自己的思虑之中；在命运所系的以往时刻曾围坐在这张桌旁的那些人的幽灵，此时在他们面前宛然若现。每双眼睛都凝视着时钟，最后通牒规定时限在它的嘀嗒声中慢慢消逝。议院塔上的大钟响起了11时的第一下沉重的报时声，劳合…乔治有着一副对传奇剧颇为敏感的凯尔特人的耳朵，此时“铛—铛—”的钟声在他听来宛若在说“完蛋！完蛋！完蛋！”
二十分钟之后发出了开战电令：“战争，德国，行动。”至于何时何地行动，仍然未定，留待第二天召开的战时委员会解决。英国政府并不好战，但在各位阁员上床就寝时，英国已是一个参战国了。
第二天，随着列日受到袭击，大战的第一个战役打响了。那天毛奇在给康拉德·冯·赫岑道夫的信中写道：欧洲在进入“一场将要决定今后数百年历史进程的战斗”。
激战
第十章“当时在逃的敌舰‘格本’号”
早在陆战开始之前，8月4日临近拂晓时分，德国海军部给地中海德军司令威廉·祖雄海军上将的一份无线电报的电波掠空而过。电文说：“8月3日已与土耳其结盟。立即向君士坦丁堡进发。”尽管电报预期的事情后来表明还言之过早，而且这份电报几乎随即撤销了，祖雄海军上将仍然决定按照指示前进。归他统率的有两艘高速新战舰，一艘是战列巡洋舰“格本”号，另一艘是轻型巡洋舰“布雷斯劳”号。这两艘巡洋舰的司令在此后七天中完成的航程，在全世界人心头留下的阴影，历时之久是这场大战中任何一次大胆行径所不及的。
到萨拉热窝事件发生时，土耳其有着许多敌人，而无一个盟友，因为谁都认为不值得和它结盟。一百年来，被称为欧洲“病夫”的奥斯曼帝国，一直被窥视左右的欧洲列强看作已奄奄一息，它们只等它死后下手。可是年复一年，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病人却不甘死亡，衰弱的双手依然牢牢抓住巨大家当的钥匙不放。实际上，自从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推翻老苏丹“该死的阿布杜尔”，建立了以他的比较通情达理的弟弟为首而由“统一与进步委员会”主持的政府以来，在最近六年中，土耳其确实已经开始返老还童。
这个“委员会”，或者说青年土耳其党人，在他们的“小拿破仑”恩维尔帕夏领导下，决心重建祖国，锤炼出必要的力量，扣紧日趋松弛的权力纽带，驱走待机而动的鹰隼，恢复奥斯曼极盛时期的泛伊斯兰统治。这一进程受到俄、法、英三国的注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