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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社会家族系列小说的逻辑的结束， 《溃败》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反映第二帝国的灭亡的使命。它以基本正确的观点，记录了从普法战争开始直到新的时代来临这一段历史中的所有重要的社会政治事件，为后代留下了一部很有认识价值的文学作品。正因为如此，法国现代文艺批评家让·弗莱维勒才称赞它是关于1870年事件的一部最伟大的书。的确，《溃败》受此赞誉是当之无愧的。
左拉《鲁贡·马加尔家族》系列中还有不少很有份量的作品，都值得一书，但限于篇幅，就不在这里一一分析介绍了。
自然主义的千秋功罪
谈及左拉就不能不谈及自然主义。左拉被认为是自然主义文学大师，是自然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作家，而他的《鲁贡·马加尔家族》则是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的文学评论语汇中的自然主义都是一个没有疑问的贬义词，但在读过前面对于左拉家族小说的简介以后，你当然不会同意把左拉这个天才作家和他的小说全盘否定的作法，但你也许更想了解；究竟什么是自然主义？应该怎样看待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流派呢？“自然主义”并不是由左拉提出来的，它原本是一个哲学名词，指所有一切存在的事物都包括在自然法则之内，除此之外不存在任何超自然的物质。这个名词进入文学艺术界，最早是用于绘画，指对自然界的一种写实性描绘。文学评论家泰纳在1858年的《巴尔扎克论》中首先在文学领域引入了这个概念，他认为自然主义的作家应该是：“奉自然科学家的趣味为师傅、以自然科学家的才能为仆人，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描拟着现实。”但是，他所评论的巴尔扎克并不完全是这样去写作的，倒是其创作时代稍早于左拉的龚古尔兄弟，开始对于这种理论的创作实践，而左拉则是以其多产而且不断引起轰动的创作，赋予了自然主义这个词汇以真正丰富的内涵，并从文学理论上为自然主义确立了一整套与自然科学息息相关的文艺思想体系。他是在发表了他的第九部家族小说
《娜娜》并引起轰动之后，才被一些拥护自然主义的作家们拥戴为自然主义文学领袖的。从那时起，左拉在梅塘乡间的别墅中就常常举行自然主义作家们的聚会，他们中的主要成员有莫泊桑、阿来克西斯、瑟阿尔、厄立克、于斯曼等人，这些人被称作“梅塘集团”，他们在左拉高举的自然主义大旗下，组成了文学中的自然主义流派，他们的主要理论，反映在左拉的《实验小说论》（1880年）、《自然主义戏剧》（1881年）、《我们的戏剧创作家》和《自然主义小说家》 （1881年）等论著之中。
概括起来看，自然主义有如下三个特点：其一，以追求高度真实的描写为目的；其二，它引入科学实验的方法作为达到高度真实目的的手段；其三，它具体引入了生理遗传科学作为观察研究人的指导。
在19世纪浪漫主义的文学主潮弥漫文坛之后，自然主义以追求高度真实的描写作为文学创作的目的来追求是有着非常进步的意义的。左拉在他的自然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实验小说论》中明确地批评浪漫主义“不是把场景缩小了，就是把它夸大了，使一切都沉浸在虚伪的色彩中，一切都张牙舞爪而又支离破碎”，因此他指出，小说家的最高品格就是真实感，就是如实地感受自然、如实地表现自然，如果一部作品不是广泛地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就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左拉把他的目光投向了所有以前的作家们不愿注意、不屑于注意、甚至有意回避的社会生活领域。只要是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只要是真实的，左拉的笔就敢于描写。这样做的结果是文学描写的领域大大扩展了，由于有了左拉，文学才完全超出了沙龙、舞会、乡间别墅和上流人物的圈子，而进入了小酒店、贫民窟、洗衣坊、矿井、坑道、工场、农村的集市和农舍、大城市的菜市场、肮脏的街道、交易所、妓院、大公司等过去很少为人们正视的社会领域。正是有了《鲁贡·马加尔家族》这样一部第二帝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宏篇巨著，人类文学中才开始有了工人、农民、妓女、小店老板、资产阶级投机家、艺术家、手工业工人等一大批文学作品的主人公。一些惊世骇俗的情影从社会的阴暗角落进入到文学殿堂之中， 《娜娜》中莫法伯爵猛然看见自己老迈的岳丈像一堆枯骨般地躺在自己所钟爱的妓女的怀抱里；《金钱》中萨加尔被自己的情敌高等检查官在自己情妇床上当场捉奸却像野兽一样露出牙齿与之对吼，《土地》中的儿子毕多夫妇害死父亲后放火焚尸灭迹，这样一些令“高尚”作家唯避之而不及的场面却毫不避讳地给描写出来，其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广度比巴尔扎克的 《人间喜剧》有过之而无不及。浪漫主义的伤感、夸张与虚伪的气氛被一扫而空。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也正是在自然主义文学创作中，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与他们的反抗才得到像
《萌芽》一样真实动人的表现，无产阶级真正进入文学领域，是从自然主义文学开始的。
引入科学实验的方法作为达到真实的手段，更应该予充分积极的评价。左拉所说的文学创作所引入的实验方法主要有两重含义，其一是对于描写的对象不存先入之见，以尽量客观的态度去观察研究生活。他认为所谓实验其实不过是有针对性的观察，实验中的推理应建立在怀疑的基础上，因为实验者在自然界面前不应该有任何先入之见，而要使思想保持无束缚的状态，他仅仅接受已经产生并得到证实的现象。为了做到不存先入之见，尽量做到客观观察，他明确地否定浪漫主义文学特别强调的想像，他认为说一个作家有想象不是一句赞扬，而简直是一种贬责。他甚至尽量减少他的作品的主观色彩和激情，尽量做到冷静和超脱。左拉的实验方法的第二重含义是指作家回到自然与人，通过直接的观察，精确的剖析，来接受现实和表现现实。为此，他设计了一套创作的步骤，他提出，如果一个自然主义小说家想要写一部关于戏剧界的小说，那么他首先关心的是从他的笔记里收集他对自己所需描绘的领域所能掌握的一切知识。他结识过的某个演员，他观看过的某场演出。这些材料在他思想里酝酿成熟的过程中，他就应该和最内行的人交谈，收集有关的词汇、故事和肖像，参考一切对他有用的成文的材料，最后，他还要参观故事发生的地点，为了看清楚每一个细小的角落，他应该在一个剧院里住上几天，在女演员的化妆室里度过几个夜晚，尽可能地沉浸在周围的气氛里。一旦他的材料齐备，他的小说就自然形成了。小说家只要把事件合乎逻辑地加以安排，从他所理解了的一切东西中间，就产生出整个戏剧和他用来构成全书骨架的故事。左拉身体力行地实践他的这一套步骤，在每部小说动笔前大量收集和阅读有关这种生活的书籍和资料成了他写作的一种习惯。他还特别重视进行详细的实地考查。为了写 《巴黎之腹》，他在不同的季节和每天不同的时刻到巴黎大菜市进行观察，甚至整夜呆在那里，看蔬菜和鱼、肉怎样进货。为了写《教士穆雷的过错》，他不仅研读有关宗教仪式的书籍，参看植物学的各种图书，还到教堂参加礼拜，观看教士们举止言行。为了写 《小酒店》，他亲自到巴黎郊区手工业工人聚居的区域和医院去进行调查，到小酒店和下等餐馆去体验，并分别了解了泥瓦匠、铁工、锌工和洗衣女工们的劳动情况。为了写《娜娜》，他找流氓和皮条客了解情况，与高级妓女一同进餐，还到游艺场和跑马场进行实地观察，还到处收集关于娼妓的事例。为了写《妇女乐园》，他在大倾销的日子到商店去观看妇女顾客讨价还价，调查了许多家百货公司的历史，了解了出售时兴的商品的商店的利润和经营情况、店员的工资水平和做生意的习惯，他还走访了著名的建筑师以了解大公司的房屋结构和管理办法。为了写《萌芽》，他阅读了大量有关矿工生活和劳动的著作和当时资产阶级学者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著。在1884年2月20日至4月18日法国北部昂赞采煤区爆发的大罢工期间，左拉深入罢工现场采访调查，他住在矿工的小屋里，参加工人的集会、了解他们的生活、密切注意发生的大小各类事件，还亲自下到矿井中去体验井下的劳动条件，足迹遍布整个矿区。为了写《土地》，左拉坐着驿车到包斯平原的农村中作了一个多星期的勘察，找农民和地方官交谈，再综合他平时在梅塘乡间生活的经验，甚至直接套用了1886年11月罪犯托马斯夫妇把他们的母亲烧死在壁炉中的真实案件。为了写《人兽》，他一一参观了车站、隧道、机车库，从巴黎到南特，他在火车驾驶台上沿着铁路线实地勘察，找司机、路工和工程师们谈话。为了写《金钱》，他深入到交易所里进行调查，找投机商和掮客们交流。为了写《溃败》，他沿着麦克马洪的军队走过的路线走了一趟，重新到当年曾是战场的地方深入了解，询问了不少当年战争的参加者和目睹者，收集了不少当年战士们写的行军笔记，阅读了100多本参考书，和战略战术论著。这种严谨的作风使作品获得了坚实的现实生活基础，彻底杜绝了关在书斋中单凭灵感闭门造车的创作陋习，使他的20部家族史小说中展现的现实生活图景，达到了高度的真实、丰富与详细，从而真切准确地再现了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社会面貌。
自然主义作家强调描写外部环境。即使在写一个家庭的自然史的时候，他也特别强调写出社会环境、物质条件对人的影响。左拉有计划地将一个家族的成员分布到各个社会阶层，努力地写出社会的各个领域中的各种类型的人物，努力让主人公在人与人之间所构成的社会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发展，而作家只不过去观察这种发展，合逻辑地把这种发展忠实地记录下来。这样的提倡，过去常被评论者批评为照像式地反映生活，但他们没有看到，左拉在这种理论的的指导下，在整个家族史小说中引入了1200多个人物构成主人公的外部环境，这些人物中，有王公贵族、有资产者、有工人、农民、有小资产阶级、有新闻记者、演员、艺术家、医生、神父、娼妓、流氓。他努力追求历史资料式的完备，对各种阶级、阶层中的各种类型的人物，全都一一写到。在资产阶级中，有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老式的银行巨头、暴发的新投机者；在商人中间，有大公司的经理、大商店的店主、小杂货店的老板、小酒店的掌柜和零售小贩；在农民中，有富裕农民、有自耕农、有个体帮工、有流氓无产者；工人中，有泥水匠、锌工、铁工、洗衣工、木匠、机器工、采煤工、运输工；在娼妓中，有上流社会的交际花、有专陪大人物的高级妓女、有下等娼妓，等等。这些众多人物本身就构成了相当宏大的社会图景，左拉将人物放到这些由具体的物质与人际关系构成的环境中去时，主人公显示了相当独特的个性，例如，同样是商人，《巴黎之腹》中的女店主莉莎·马加尔、《萌芽》中的杂货店主梅格拉，与《妇女乐园》中的大公司经理奥克塔夫·穆雷，就无论在商业规模、经营方式以及与顾客的关系上都很不相同，因而他们各自的个性、气度和命运也相距甚远。同样是工人， 《小酒店》中的锌工古波、《萌芽》中的煤工马赫，与《人兽》中的铁路工人雅克·朗第耶，在劳动条件、生活水平与精神状态上也不一样，因而他们的性格、斗争性等方面也距离很大。同是大资产者，《金钱》中的甘德曼和萨加尔有多么不同在前文已经论及。这种将人物放入具体的特殊的社会环境中观察并加以描写的方法，与现实主义关于典型环境的理论是并无二致的。这样这做的结果，是 《鲁贡·马加尔家族》的许多人物都具有了各自的具体社会真实性，因而整个家族史小说也就想当真实地反映和表现出了第二帝国时期或者还有第三共和时期社会阶级关系的总和与时代社会的现实。这里特别值得提起的是，由于左拉格外强调亲自实地勘察所获得的第一手经验，他笔下对于环境的描写总是特别得细致而且具有时代性，例如，《小酒店》中对于工人聚居的街区卖鱼巷、金滴路的贫困、酗酒、肮脏状况的描写。《娜娜》中对于第二帝国时期享乐腐化的社会风气：剧院里老鸨们出出进进，演出与拉皮条同步进行，大街小巷饭店酒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