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照；真是天壤之别。究其原因；非人不同；而是形势不同。 被诋毁被侮辱被损害是中国文人共同的不幸；能够在官方和民间同时获得赞誉却是一种罕有的幸运。老舍出身于社会底层；天生具有平民情感。对于共产党的态度；他根本不同于钱钟书的孤芳自赏；也不同于陈寅恪的拒绝合作；他至死与官方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有如他本人所说；“我们是一伙儿的”。在他生前；周恩来总理曾三次来到“丹柿小院”；即使对于他这样的名人来说；这也算是一种殊荣。在党的“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指导下；他是写作最勤奋也最有成就的劳动模范；并且自诩为“热烈歌颂新中国的最大的歌德派”；可惜仍然不能避免在特殊年代里的悲剧结局。现在到了1999年2月3日；尽管政府事事周到；“丹柿小院”鲜花重放；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某种遗憾：人们只是一力追寻他的生；对于他的死则极少提及。报刊文章只是说他在三十三年前的一个夜晚“离家辞世”；对于其中详情全都小心翼翼地不去涉及。来到丰富胡同十九号的参观者；如果仔细；可以看到先生书桌上的台历；翻在1966年8月24日；星期三。老舍之子舒乙向记者谈到那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一点热气当做爱的回报给他。”诸如此类牵涉老舍之死的情节；如今不再展现在世人面前。根据《文汇报》记者唐斯复的记载；老舍的研究者们都在丰富胡同“寻找老舍；感受老舍”；但是她没有提到；有谁到太平湖去“寻找老舍；感受老舍”。当日这太平湖距离“丹柿小院”并不遥远；出门向西；沿紫禁城高高的红墙折向北去；跨过中南海与北海之间的一座桥梁；再穿过一片贫民区；出德胜门；就可以看到那片荒野中的湖泊。如今；那里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地铁停车场；即使是特别仔细的追寻者；也无法找到当日老舍之死的踪迹。北京第二中学的一个高中学生听到父亲讲述这一段故事；惊讶地瞪大眼睛：“他是自杀的？真的？老师怎么从来没给我们讲过啊？” 尽管如此；老舍给予我们国家的最深的震撼；仍然是他的死；而不是他的生。这同我们国家文坛其他一些伟人的情形完全不同。说来真是令人伤感；那些日子里；文坛老人纷纷去世；葬礼一个接着一个；悼文声声不息；哀乐绵绵不绝。先是钱钟书；死于1998年12月19日；然后是萧乾辞世；时在1999年2月11日。人们悼念萧乾的泪痕未干；2月28日；就传来了冰心的噩耗。尽管冰心从来没有把死亡看做悲剧；甚至说过“人间的葬礼是天上的婚筵”；可所有活着的人还是猝不及防。我们国家的历史一向是由伟人构成；文坛亦不能例外。现在；历史似乎正在渐渐死去；只在伟人身后留下无限哀荣。然而世人无论怎样扼腕叹息；这些老人毕竟已尽享天年；其死亡也就没有特别的追寻之处；后人与其说是在哀悼其死；不如说是在缅怀其生。老舍的情形不同。“老舍死去；使我们活着的人惭愧”；巴金先生这样写道。在老舍的话剧《茶馆》里面；常四爷说：“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后来这就成了中国文人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巴金在他的短文中四次重复这个声音；说他的脑子里印着这句话；“请大家侧耳倾听吧”。
第四部 新的梦想在召唤（1999—2002）第10节 殊途同归（2）
历史家重在往事的铺陈评说；政治家的重点却在今世的荣辱沉浮。普通人总是想要追究一时一事的公允；一个执政党却一定要维持大局的平衡。这些道理看上去不能尽合人情；也没有成宪 和理论的依据；但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大势的走向甚至具体事件的结局。正是由于这个理由；老舍的悲剧至今不能彻底宣扬；其家人三十多年悲愤不已；却完全没有可能追究肇事者的责任；公安机关无从立案侦查；检察院也没有提起公诉的动议。但是另一方面；这一事实也不能阻止社会风尚日愈倾向个人的权利和尊严；这在“钱小涵事件”中可以看到充分的证明。 钱小涵本是上海市一个寂寂无名的女大学生；但是自从她1998年7月8日横遭一场侮辱之后；这个名字就被千万人反复提起。 这一天她携带侄子来到四川北路的“屈臣氏”超市分店；进入东门的时候警报器笛声大作；警卫闻声赶来；阻止她离开；并且令其从防盗器械构成的门楣间重复通过；她坦然从命；不料再次引发警报。警卫于是确信抓获盗贼；钱也被迫进入商场地下办公室接受检查。警卫以手提电子监测器在这女孩子周身上下探索；在确定其左胯部位有反射电磁信号之后；令其脱下裤子。钱含泪抗拒；没有结果；无奈之中解开裤扣；一个女店员以目光搜查其中；未见任何异样；锲而不舍地伸手探入裤内摸索；仍是一无所获。受了侮辱的钱小涵愤怒地向店家抗议；要求对方道歉并承担赔偿之责；遭到拒绝。钱小涵忍无可忍；遂向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店家侵犯了她的人身权利；要法庭责令对方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五十万元。这一数字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有“漫天要价”之嫌；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在一审法官眼里；这要价并不太离谱。 一审法官隶属于上海虹口区法院；判决“屈臣氏”侵权事实成立；责令其在报纸上公开向钱小涵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二十五万元；虽未全部满足原告诉讼请求；但数额之大；在迄今为止我们国家的诉讼历史上；并无先例。所以消息甫出；便在 上海北京两地社会舆论中引起巨大波澜。 钱小涵觉得终于出了心中一口恶气；但是“屈臣氏”不服判决；上诉至上海市第二中级法院。从法院的组织机构看；市中院的级别无疑高于区法院。但法律界的上下级关系；并不像行政机构那样简单。区法院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判决；认定这一事件的侵权情节“非常恶劣”；且原告处于敏感年龄段；被告又是一个更大的超级市场的分店；为香港人投资经营；资本雄厚；无疑具有更大的赔偿能力。可是；这后面一个理由让一些政府官员产生了另外的念头；他们开始担心这个判例会使在华投资的外商感到心冷；进而导致有钱人离开自己的辖区。 我们检查法庭二审过程的种种细节；可以发现它所依据的基本事实与一审法庭并无差异；但是诉讼双方对于一个关键情节的解释发生了分歧。原告说她的脱裤乃是被迫；而被告却说她是自愿主动脱裤子；还说她当时态度恶劣；甚至骂人。一位名叫继军的记者在研究了案情之后；由常理和逻辑的角度对被告提出怀疑：一个二十岁的姑娘是否有理由自愿主动在人前脱裤？“自愿主动”和“恶劣骂人”这两种态度；又如何能够同时出现在一个人的身上？一审法庭显然支持这个疑问；所以才会在其判决中认定“侵权行为非常恶劣”。但是二审法庭不肯继续追究这一情节的是非；只是认定发生了脱裤被查的事实；对于是否为被迫；不置可否；所以无从得出“非常恶劣”的结论；故此修正一审判决；将“屈臣氏”给付钱小涵的精神赔偿减为一万元。 这一戏剧性的变故发生在1999年1月6日；由此引发了新年以后第一个激动人心的浪潮。有如《中国消费者报》的报道所说：“舆论哗然。”在同样的事实面前；两次判决的差别如此之大；难免令人惊讶。更让人惊讶的是；承担一审责任的虹口区法院民事庭庭长朱吉仍然“不认为一审判决有错”。人们虽然不能尽知种种司法细节；但却都把同情倾注在钱小涵一边。中国政法 大学法学教授刘心稳说：“二十五万元精神赔偿可谓大快人心；改判一万元是不合情理的。”另外一个律师；岳成；说他非常震惊；因为他本来觉得；二十五万元的精神赔偿不仅不多；而且还明显不足。“要么一审法院糊涂；要么二审法院糊涂”；刘俊海说。他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又是法学博士；面对这一事变不免吃惊：“从二十五万元改判为一万元；给人一种印象；法律如同儿戏。” 同情弱者一向都是中国人的传统；不过；这一事件显然超越了同情的范围。报刊编辑在消息中没有忘记维护当事者的权利；很小心地把原告的真实姓名隐藏起来；所以；钱小涵只是她的一个化名。尽管如此；这名字还是在市民中间不胫而走。一连几个星期；人们都在念叨着“二十五万”和“一万”；看来法庭确有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出现如此不同的结局；却又不能责怪法官滥用权力；问题的症结在于；法律本身对于精神损失以及赔偿数额缺少严密界定；这在此前和此后无数诉讼中；都会成为一个难题；令法官举棋不定。但是钱小涵对于这个局面表示不能理解；她不服二审法庭的终审判决；遂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诉。事情拖延半年；而钱小涵始终没有得到店家的歉意。她说；她要为自己讨回一个公道。最高人民法院受理了她的申诉。这样一来；事情便从上海闹到京城。 以上一段亦公亦私之民事案件；能够在百姓和许多学者中间引起普遍的激动；端在钱小涵的诉讼焦点和今日中国人企盼个人权利的心理十分接近。我们对于司法的理由姑置不论；只以社会眼光来看；商店保安人员搜查顾客身体；确是让人无法忍受的恶行。不要说钱小涵并无偷窃行为；即令店家确有证据证明钱小涵系盗贼无疑；法律也不能允许这种肆无忌惮的“搜身”。然而我们还须特别注意；假如这一事件不是发生在1999年；而是发生50年代、60年代或者70年代；则钱小涵的遭遇定然更加不堪； 法院不会接受她的诉讼；报刊不会出来为她鸣冤；她本人则除了忍气吞声甚至低头认罪之外别无他途。这有数百万人的遭际为证；此前所说“老舍之死”；就是其中之一。他在1966年8月23日猝然面对一场疯狂的侮辱与损害：被迫站在众人之中；周围火光熊熊；皮带、拳头、皮靴、唾沫和谩骂；有如暴雨倾盆而下；一刹那间已经头破血流；白色的衬衣上淌出斑斑鲜血。又有两个大汉将他胳膊翻转至背后；头也被深深地按下以示“低头认罪”。他终于无法支撑而跌倒在地；有人把脚踩在他的身上；又有两只手揪住他的头发。当他终于站起来的时候；脸上已呈青紫色；眼镜破碎；衣服也被撕裂；和血块粘在一起；一个巨大的木牌吊在他的脖子上；上面是“反革命黑帮分子”几个黑字；铁丝深深地嵌进他的皮肉；脚下只剩了一只鞋；一缕带血的布条挂在他的头上；随着众人的怒吼飘荡不已。经此事变；他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次日凌晨自沉太平湖底；死前未留任何想要为自己讨回公道的遗言；只希望最钟爱的孙女和他说“再见”。 这老人当时已经67岁；绝非法院在钱小涵一案中所说之“敏感的年龄”；这也可以证明；他在60年代所面临的精神和肉体的打击；远远超过钱小涵在90年代的遭遇。然而这在当时不过是一件最普通的事情；甚至作为革命的成果被舆论加以颂扬；在日后也极少为官方提起；更无可能进入司法程序追究侵权事实或者精神赔偿。我们将这一老一少的遭遇加以对照；可见其中有个重要的历史环节：前人以为一切问题取决于政党的曲直以及国家的兴衰；个人只需顺从乃至奉献；而在二十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人们已开始关注人的利益、权力、尊严和生命；所谓政党、国家、集体、单位；都不过是无数个人之组合。这中间变化万千却又难于被人察觉；恰如季羡林这年暮春在台湾拜谒胡适之陵墓时的感叹：“上下五十年；纵横数千里；往事如云如烟；又历历如在目前。”这位北京大学教授此刻鞠躬默哀；悲从中来； 眼泪流出；思潮汹涌如惊涛骇浪：“五十年依稀缩为一刹那；历史仿佛没有移动。一定神儿；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龄；历史毕竟是动了。” 历史的确是动了。从老舍的时代到钱小涵的时代；悠悠岁月；多少事情都已经发生；道德的标准已经转变；“主义”的力量也渐为物质和技术所代替。许多大事件在昔日一经政治家提出；必能震撼全国；在今天则更有可能被人们以玩世不恭的态度抛之脑后；而凡人俗事常常获得社会广泛深切的关注。1999年开始的时候；像柬埔寨红色高棉军队彻底瓦解、政府解体、乔森潘忍辱投诚这样富有政治意味的事件刚刚发生；依照过去的情形；这是一定要在官方和民间中引起广泛激动的；但是这一回人们竟然没有什么反应；就像从来没有过这回事似的。那些天；人们都在关注黄河三门峡水库中的四十多只白天鹅；还有綦江县的彩虹桥。前者在新年第一天被人以毒药伤害；医务人员全力救活其中十七只；另外二十七只终于死去。后者在1月4日突然坍塌；导致四十人当场死亡。这一消息立即震惊全国；其直接乃至间接的责任者也在数月之后受到法律制裁。 不同年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