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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代 表大会批准的。大多数官员都被要求填写志愿表；如同报考高等院校的学生；有三个志愿。原来以为这些人是要“下海”的；就像一年来很多人做的那样。可是结果正相反：“多数人都把留在机关作为第一志愿。”一个年轻干部说：“最起码等分到一套房子后再作其他考虑。”一个记者说：这叫“请神容易送神难”。另一个记者说：“这反映了‘官本位’与‘钱本位’的碰撞。” 全国政协委员樊海山说：“四只金钱豹；十三顶大盖帽；都来吃一个破草帽”。这是在说财政、税务、工商、银行四个部门和那些身穿制服的政府工作人员；都到农民家里来敛钱。这一年九亿农民平均每个人交给国家税金四十九元四角；比80年代增加了一倍；此外还有更多的“苛捐杂税”。“农民负担”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成了一个既有经济意义又有政治味道的词。河北省委农工部承认政府正在“乱收费”；还开列具体项目如下：发一把变压器防盗锁；四十四元；拖拉机车检换本；三十元；农民结婚登记；二百二十七元；一个汽车必备的三角牌；上面只印了一个惊叹号；也要四十元。所以樊海山委员的那个顺口溜就是从河北传出来的。但是河北农民还不是最不幸的。江西的“农民负担”有一百零四项。山西“农民负担”有二百二十八项；政府辩解说；里面有一百一十四项是合理合法的；却不肯说还有那么多项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比如在辽宁办一个“渔业许可证”；公开的手续要几元钱；但是不给你办；只能“私了”；要交五千元到一万元。 个人计算机的大举进入中国还要等一年以后；不过；文人们已得风气之先。第一批用电脑写小说的作家在1993年诞生了；有杨沫、谌容、张洁、张一弓、赵大年、陈建功、范小青；还有王蒙。“现在每天都要在电脑前坐一坐”；这位前文化部长说； “否则心中觉得有所失落。” 在这些令人激动的大事和无关紧要的小事发生之后；1993年结束和1994年开始的几个星期里；朱基所盼望的只有一件事：把印钞机器的转速降下来。这位副总理根据下属的报告得出结论；中国最繁忙的机器；要属印钞机；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停人不停机”的。即便这样；还是赶不上支出的需要；他就只好批准属下与国外商人谈判进口转速更高的印钞机器。可是签订合同；还有制造、运输、进关、安装；都要时间；远水不解近渴。中南海里；有人提议；趁着发行新币之机；把百元面值提高十倍；印出千元大钞。有一阵子；朱被说动了；可又担心老百姓的意志难以承受；终于作罢。但是；钞票的发行速度———每天四亿一千七百万元；还是创了历史纪录。 1994年5月；米尔顿·弗里德曼回答《经济学消息报》记者高小勇的问题时说：“高通货膨胀是因为政府印刷的货币太多；就是这么回事。那就是惟一的原因；哪里都是如此。”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显然是在为中国担忧。那时候；的确有很多事情让政府官员忧虑；还有另外一些事情让老百姓忧虑；让官员和百姓同样忧虑的事情当时并不多；通货膨胀的卷土重来就是其中一件。 自从第三代领导人颁布他们的经济方针以来；至少在这件事上；是政府说到而没有做到的。国内经济已经连续二十四个月高速增长；这是大家当初的梦想；可是一旦梦想成真；却又发现原来并不全是灿烂阳光。物价问题已经成了老百姓在餐桌上指天骂地的源头；这回可不是信口传播谣言；就连邱晓华也承认物价“继续攀高”。三十六岁的邱晓华是国务院里头衔最多的官员之一：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高级统计师、著名经济专家、社会科学院特约研究员、两所大学的兼职教授。但是最重 要的；他是中外记者们追逐的对象；他的沙哑的、带着八闽乡音的“答记者问”；现在好像是专门为老百姓的愤怒提供证据的：1994年第一个月；物价上涨百分之二十三点三。乡下农民开始抢购农用物资；城里百姓则是抢购电器和金饰。这情景已经让市场多了一重紧张气氛；然而还有一个消息在传播；说新的税制以及人民币汇率“并二轨为一途”；将给已经燃起的通货膨胀之火再浇上一盆油。中央政府的心情；因为这件事开始战战兢兢；党的领导人几乎无处不讲“稳定”。北京召开了“菜篮子”会议———这个词是针对城里人的食品短缺和价格上涨发明的。国务院在会上严令属下采取措施控制物价。这一回各地的官员们倒是雷厉风行；纷纷检查自己辖区内的市场。经济理论家们则在报纸上提出控制物价上涨的主张。旧历新年来临之际；江泽民走进北京的菜市场里视察；向一群正在买菜的市民表示他也在关心物价；但是他已经不说“控制”二字；只说要将物价水平保持在城乡居民和社会能够承受的范围内。 通货膨胀的卷土重来以及政府的一筹莫展；应当说由一年前就已开始。1992年冬天；政府曾经信誓旦旦；保证不会让通货膨胀再次肆虐中国。到了1993年3月；话头便软了许多；不再说“不”；而说“通货膨胀的潜在压力正在释放”。不过；那时政府还有足够信心迎接“压力”；在这个春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政府交给人民代表们去表决的计划；是要将全年的通货膨胀率控制在百分之六之内。两个月后；国家经贸委员会新任主任王忠禹的说法就有了变化。据他说；物价上涨在1993年里将不会超过百分之八。江泽民总书记则老实地承认；“出现了一些突出的矛盾和问题”。到了这年6月；政府又有新的保证：争取控制在百分之十。如此三番两次地表明决心；虽然口气越来越软；目标也一步一步地后退；但毕竟说明政府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然而实际的经济进程并不肯有丝毫恻隐之心。政府口中唾沫 未干；通货膨胀就成了压顶之势。仅就公布出来的物价指数看；1993年为百分之十；看上去没有超越政府的限定；可是寻常百姓对于物价上涨的感受要强烈得多。他们纷纷指责政府在欺骗他们。 统计数字不能准确说明普通人的实际感受；这是1994年中国经济的一个特征。不过；严格地说；并非政府有意欺骗老百姓；问题主要来自制度方面的两个缘由。 那一年市场上大部分商品还是由政府来确定价格；数据统计也是以此作为依据的。只要说出两件小事；就可以知道商品的政府定价与实际价格有可能完全是两回事。粮食中的精面粉一项；政府限定每公斤不得超过一块六；可是粮食商却可以将面粉制成馒头售出；将实际价格再行提高至一块九。又比如北京市里自行车的存放；政府定价为每次五分；实际上几乎全部存车的地方都收费一毛甚至两毛。物价的统计却只是依照政府定价；而不问实际情形如何。如果有人提出异议；他们就会振振有词地说；那是“乱涨价”。可是那时候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老老实实地按照政府的控制买卖的。这是第一个缘由。 另一个缘由；是以数字的平均法来代替差异。我们国家所谓“社会价格总水平”；乃是将全部商品综合而计。这些商品大致包括：用于生产的；用于生活的；服务；以及非生产亦非生活的部分；比如办公用品之类。以1994年的情形论；物价的上涨；以衣食方面最高；服务费用次之；生产资料再次之；而办公用品的价格上涨最少。换一句话来说明这种情况；那就是靠近老百姓生活越近的商品；涨价越多。所以政府公布的统计数字；虽然符合规则；却不能符合实际。在所有消费者中；普通百姓承担的通货膨胀的压力；也必会超过政府公报的统计。
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6节 新人治国（6）
可是政府不必过问生活本身的细节；他们只关注数字。1994年夏天开始的时候；报纸上还在争论不休；其实老百姓早已清明 在躬：中国陷在通货膨胀的泥潭里了。这局面他们在1988年见过———那是他们第一次认识这个“泥潭”。在此之前；50年代、60年代；还有70年代出生的整整三代中国人；只知道通货膨胀是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症状；是资本家强迫老百姓掏钱购买自己的危机。1988年；它从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上走出来；成为亿万中国人的实际感受。幸运的是；1994年的老百姓已比1988年更坚强；骂街归骂街；很少有人再去挤兑银行；抢购商品的人们很快也拔寨回营；并未生成风卷残云之势。 几乎所有人都在呼吁“煞住物价涨风”；只有于光远别出心裁。他要大家不要紧张；“也不要简单一律地把通货膨胀看成坏东西”。可是在这种时候；这样的话谁也没有心思听。国务院正在制定新的承诺；老百姓都想看看他们这一回怎么说。记者们纷纷打听。国内贸易部部长张浩若一不小心；就在电视上说出来了。他说政府在1994年将力争把通货膨胀率压在百分之十以下。听了这话；高兴的人不多；说风凉话的人倒挺多；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又是一张‘空头支票’啊！” 说政府官员在开“空头支票”；稍嫌刻薄；可是谁都知道这个计划根本就是无本之木。就在那个冬天；广东大批粮商跑到中原收购新粮；哄抬粮价；全国粮油价格应声而起。把经济专家们吓了一跳；他们说；1988年的通货膨胀中；至少有六成是由粮食涨价推起来的；这一回可不要重蹈覆辙。话是不错；可经济这东西就是奇怪；不论你说得多么正确；它该朝哪里去就径直走过去。市场上所有东西都跟着粮食涨价了；每一天都在涨。惟有人民币在贬值。尽管国际权威组织测定一美元的购买力相当于三元人民币；可是中国的外汇调剂市场上；一美元可兑换十二元人民币。国务院急中生智；发动“全国物价大检查”；数千官员（来自政府的物价、监察、财政、税务、审计、工商行政管理和技术 监督部门）奉命分赴全国；从3月查到6月；然后宣布“取得阶段性成果”。从当时的情况看；那个春天的物价的确老实了不少。可是检查组的官员刚一转身打道回府；这边物价又是扶摇直上；而且一直到年底都不肯停下来。全年总计；上涨了百分之二十一点七；让张浩若部长再也无颜到电视上去说物价了。 国内经济越是毛病百出；经济学者们就越是活跃。1993年和1994年这两年；经济理论界的包容性和自由度是前所未有的。学者们不分老少；全都公开发表意见；争先恐后为政府出谋划策；甚至某些具有独立意识和反叛精神的人；诸如吴敬琏、厉以宁、童大林、董辅秖、戴园晨、周叔莲、王珏；也都加入进来。经济座谈会、研讨会、报告会；形形色色；层出不穷。他们也就当仁不让地走出书斋；登上讲坛；传播理论；分析大局；还说些什么叫“通货膨胀”一类的经济常识。家里电话铃声不断；其中不少来自海外；有请赐文章的；有诚邀出席的；有恭请题词的；有预约采访的。无论大报小报、电台还是电视台；都要独家专访；记者们鞍前马后地追着他们；叫他们“老师”、“经济界名流”、“著名经济学家”；如此等等。一大堆后起之秀；像胡鞍钢、李晓西、王逸舟、楼继伟、周小川、郭树清、乔刚、田源、卢健、李剑阁、贺阳、迟福林这些人；那时候都被叫做“活跃于经济论坛的中青年经济学家”。“胡鞍钢属于有生活底蕴和科学素养的青年学者”、“李晓西博士把明年中国经济运行大趋势概括为六个字”、“今年三十六岁的王逸舟70年代中期曾在湖北省钟祥县当过知青”。这些都是报刊上描述这些人的话。不过；最受推崇的另有四人。有魏杰；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有樊纲；他是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有钟朋荣；他是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还有刘伟；他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肖灼基以前辈的口吻对他们大加赞扬；把他们叫做“京城四少”；说 他们“大有建树”。“京城四少”说起来并不年少；这一年都是四十来岁；都曾有过沦落异乡的经历；都曾在80年代受到良好教育；都是博士或者硕士；都有一口流利的英语；都挺志得意满；都以敢于发表耸人听闻的言论著称。那一年；“京城四少”喜欢说的话是： 魏杰：“通货膨胀并不严重；严重的是‘通货腐败’。” 刘伟：国家之所以有贫富；“根本的差异不在于总量的差异；而在于结构质态的差异。” 樊刚：“国有银行最不遵守‘正常秩序’；‘违章拆借’的资金大部分收不回来；谁也没把谁怎么样。很难想象一个民营银行胆敢如此去做。” 钟朋荣：“我们不能只为今天的稳定；更要考虑中国的长治久安。” 很明显；这些人是在用不同语言表述同一个思想。他们不在乎通货膨胀有几个百分点；而在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通货膨胀；不在乎经济的大起大落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