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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风云际会（1992—1994）第4节 转折（2）
然而邓小平的“告别政治”并非没有条件。那几个月他再三说；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中国要发展。他对基辛格这样说；对几个日本人也这样说。邓小平这样说；一定有他的理由。可在中国人听来；这话与其说是讲给外国人听的；不如说是讲给他的接班人听的。有些政治家和理论家们；不是在吓唬别人就是被别人吓唬住了。老百姓惶惶然不知所措；拿不准中国将会有一个怎样的90年代。邓当然不会忘记他在退休时说过“我也放心”；但现在看来这话说得太早了。他前脚刚一下台；身后就响起一片争论声。他在北京说了又说；期望能够制止；却都没有用；跑到上海去说；竟又招来北京舆论的批评。看来仅仅私下说说是不行了；有必要让所有中国人再次看到他；看到他对中国还有一点用处；看到他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 他已经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再次走到前台来的；乃是出于他本人的信念。既然决定南巡；就要巡出个名堂。他让工作人员为他去准备材料；还开出一连串问题；决心自己去寻找答案： 改革开放十多年来取得了哪些成就？ 这十多年中国发展最快的是哪几年？ 目前国内否定改革的是什么人？什么观点？ 危害最大的、扰乱人们思想的观点是什么？ 国际上特别是东欧近几年发展状况如何？ 材料找来了；但他身边的人也开始为他担心。毫无疑问；他心里想的这些问题；是一些人特别想回答而另一些人特别不想回答的。有几天；大家还谈到“风险”；谈到他有可能再次被卷到政治的漩涡中心。 “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他说；“但我要冒一冒险。”他是有备而来的；所以总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他精力充沛；在随后的两个星期里；继续前进；毫无倦意；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说；既平和又锐利；谁都听得出他心里有一股怨气、一股不满；对于那些让他讨厌的人；又总是耿耿于怀；要借题发挥。看到深圳的外资企业；他就说：“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看到大街两边的高楼大厦；他就说：“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深圳发展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听那些地方官员向他报告改革开放；他就说：“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听到有人说“万无一失”；他就不屑地说：“谁敢说那样的话？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回事。我就从来不那么认为。”到了珠海；看到那一幢幢漂亮的农民住宅；他就说：“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1984年至1988年。那几年；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他一边表达着对80年代的神往之情；一边发泄对90年代最初两年的不满。看到市区欣欣向荣；他就说；“特区姓社不姓资”。听到珠海市江海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丁钦元说了一句“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就说：“不是有人议论姓‘社’姓‘资’的问题吗？你们就是姓‘社’”。然后到了上海；看到中国和比利时合资的贝岭微电子制造有限公司；车间里一尘不染；他就说：“这些设备原来姓‘资’；现在到了这里就姓‘社’。”又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到了闵行开发区；总经理的汇报超过了预定时间；随行人员怕他太累；催他离开；他很不高兴地说：“我还有话要讲。”接着把手一挥：“到本世纪末；浦东和深圳等地都要回答一个问题；姓‘社’；不姓‘资’。” 人人都知道他是主张“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即便经过“文革”那样的打击也不思改悔；可是现在看见他不厌其烦地说这些话；一点余地也不留；仍然不免惊讶。然而还有更加令人惊讶的呢。他还说： 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 “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好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他说这话的时候刚刚离开深圳；坐在一艘快艇上驶向珠海。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和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坐在他的对面；听到这些；觉得惊心动魄。舷窗外面东风浩荡；小艇劈波斩浪；在伶仃洋上划出一道白色的线。 陈锡添站在蛇口码头上；望着小艇远去；心里忽然升起一个巨大的希望。作为记者；他知道他遇到一生中最重要的机会。“光是‘邓小平到达深圳’这几个字；就已是全中国全世界的重大新闻了。”他这样想。而现在全中国十万个记者中；只有他一个人掌握着这件事情的整个过程———全部细节都揣在他的兜里。“太令人难忘了；实在是太重要了”。 陈有一副北方人的身材和一张南方人的圆脸。浓发；高颧。 每当邓小平开口说话；他就站在一边；把眼睛盯着那老人的嘴一眨也不敢眨。他是那种兢兢业业、易激动、肯吃苦、总想成就大事、决不超越官方之轨的记者。这一年他是《深圳特区报》的副总编辑；也是当地党的领导人最信任的记者之一。在中国；每一座城市里都有这样一批记者。 当日陈锡添被召到市委办公楼；领受随行采访之责。他得到的所有指示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此事绝密；不得外传。”这时候距邓小平专列的抵达只有十六个小时；但是就算只有十六分钟他也不会紧张。他明白没有上级的准许；他不可能发出这条消息；而他的上级显然没有这个意思。在以后的五天里；他只是在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那时候人们还不习惯使用袖珍录音机；至于如今流行的针眼摄影机；根本没听说过。有个人倒是想起把个录音机放在西服口袋里；一听到邓小平开口说话就把手伸进口袋乱按一气；结果忙中出错；一个字也没录上。陈只得到一盘空白的磁带；幸而他能忠于职守；每日“屏住呼吸；快笔疾书；用纸片急速记下一句半句”；晚上又绞尽脑汁回忆细节；把零星的记录勾连成完整段落。 陈严守“保密”守则；可到了第三天；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惟一知情的记者了。1月21日；星期二；几家外国通讯社同时发出消息。路透社说邓小平“两天前抵达深圳”；法新社说他“正在视察”；美联社还补充说：“这是约一年来邓小平首次公开露面。在视察过程中；他一点也不显得累。”这些消息全都发自香港；说是来自深圳政府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官员”。1月23日；邓小平站在码头上和他们握手；转身离去；忽然又转过头来；对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那口吻就像一个口罗嗦絮叨的老人在关照自己的孩子。陈锡添望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第一个冲动就是发出一篇消息。他去请示市委宣传部；人家告诉他“暂时不报道”。不是因为那些官员不把这件事当作新闻；恰恰相反；谁都知道兹事体大。当天晚上；宣传部副部长吴松营受命前来；和陈一起整理邓的谈话记录；全部誊清呈递市委。陈做完了这一切；兴奋之余不免失望；越是失望越是觉得不能擅自做主；只能向吴松营说一句：“打道回府”。他还没有回到家；报纸上———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明报》、《东方日报》、《信报》、《新报》；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日本的共同社；英国BBC；台湾“中央通讯社”；就出现了下面这些大字标题： “邓公此行必有大动作”；“邓小平一行抵达珠海；下榻石景山庄”；“邓小平促改革升温；批评停顿就是倒退”；“邓小平鼓励大胆改革；称谁不改革只有下台”；“邓称三中全会路线要讲百年；广东二十年赶上四小龙”； …… 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同僚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到了2月4日；也即壬申年正月初一；上海的《解放日报》也按捺不住；就像一年前一样；它又刊登评论了。这一次不是“皇甫平”写的；但那架势却如出一辙。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这分明就是邓小平的口气。陈锡添眼看人家如火如荼地说这邓小平如何如何；可是他这个最了解事情经过的人；除了等待上级指示之外什么也不能做；不免沮丧。他每天像往常一样上班下班；在家里过了春节又过周末。四个星期过去了；还没有任何指示传达下来；连一点暗示也没有。他在《深圳特区报》里的那些同事全都按捺不住；有人说干脆自作主张；有人说这会招致违反纪律的严重错误；争论不休。不过；没有人主张继续等待。你只要想一想邓小平那些锋芒锐利的话；就会知道向上级的请示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