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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遭遇查封（图）（3）
寒假后，打工子弟学校再一次被迫转移…… 一九九八年三月，国家教委、公安部联合颁发关于《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的通知。 《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流入地人民政府应为流动儿童少年创造条件，提供义务教育的机会。流入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具体承担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管理职责。”“经流入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审批，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其他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可依法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或简易学校。办学经费由办学者负责筹措，流入地人民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应予以积极扶持。简易学校的设立条件可酌情放宽，允许其租赁坚固、适用的房屋为校舍。” 易本耀觉得机会来了，将学校改名为北京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再一次向海淀区教委，申报正式办学资格。教委的答复是上级有关部门正在起草《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的实施细则，让再等等。 就在这种等待之中，学校的规模却被迫一再扩大。 一九九八年秋季开学时，报名的学生达到八百人，学校不得不作出停止招生的决定。 但是，每天找上门来的家长依然络绎不绝，有的家长晚上还提着鸡、鸭、鱼、肉，到易本耀家送礼，非要他答应收下自己的孩子。有个摆修鞋摊的妇女，是个残疾人，自己带了个九岁女儿，说公办学校上不起，你们学校要是不接收，孩子只得失学，说着说着，一下跪在地下。 易本耀这个校长第一回成了“香饽饽”。 他只好找老师们商量，想办法，挖掘潜力，加桌子加凳子，最多一个班级学生多到一百另六人。就这样，开学半个月后，还有三百多名要求报名的学生没能报上名。一想到这些孩子将可能由此而失学时，他感到十分内疚。 一九九九年、二000年，学校又分别征租了北高庄小学、五路居小学、双槐树小学原校舍。 到二00一年九月，行知打工子弟学校已经拥有四个小学部、一个中学部，学生人数达到三千二百一十六人。 办学校就如同办企业一样，规模越大，名气也越大。当时，远近卖菜的、修鞋的、搞建筑的……，都知道有所农民工自己的学校——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有位河南来的易校长。而易本耀自己也感觉良好，他认为学校规模搞大了，更能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对于审批起来也更加有利。凡是找上门来的学生，他都能做到来者不拒，哪怕半途插班都行。 二00一年暑假前，丰台区成人中专学校校长找到易本耀，说自己的校舍闲置，希望能和他联合办学（实际上是出租校园）。易本耀有些犹豫，因为他听说丰台区九九年搞过一次取缔打工子弟学校行动，动作很大，很多打工子弟学校都被打跑了。 经不住成人中专学校校长一再恳求，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带着一班人马到了丰台，招了近两百名学生，学校取名为“丰台区成人中专附属小学”。 谁也没有料到，新学期刚刚开学不久，丰台区新一轮整顿、清理打工子弟学校又开始了。先是农委下文件，凡是与打工子弟学校签定协议，出租房屋的，要一律解约。然后是区教委下文件，取缔当时全区五十五所打工子弟学校中的四十九所（约一万名学生）。易本耀的那所学校由于打着“成人中专附属小学”的旗号，幸免于难。 后来，传出消息，说丰台区准备拿出几所公办学校与打工子弟学校合办，逐步将打工子弟学校纳入正规管理渠道。这是一个信号啊，说明丰台区还是想给打工子弟学校一个活路的。 易本耀听了后很高兴，他说那些日子自己有一种强烈的办学愿望。他先是找到位于丰台的已经停办的北京城市园林建设学校，该校离岳各庄农贸市场很近，那一片需要上学的农民工子女很多，他以十万元的年租金租下该校。又租下刚停办的赵辛店小学的校舍和一家旧仓库。二00二年秋季招生时，同时办了师陶一小、师陶二小、师陶三小三所小学，学生人数共计一千八百三十七人。 易本耀的如意算盘打了不到几个月，一阵狂风刮来，很快扫去了他脸上的笑容。 二00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丰台区教育系统召集五百人紧急会议，决定取缔区内所有打工子弟学校。要求凡是将校舍出租给打工子弟学校的，“谁请的神谁送走”。并发出正式通告： 凡丰台行政区域内未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的学校，自公告发布之日起停止一切招生和教育教学活动……流动儿童、少年的父母应依法送子女回原籍接受义务教育。凡符合在本市借读条件的，应持所在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民政府开具的“在京借读批准书”、“三证”，到公办学校联系借读。举办者拒不停止办学，阻挠清理工作进行的，有关部门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这份通告，实际上是对丰台区所有的打工子弟学校的一道“封杀令”。而所谓的“凡符合在本市借读条件的，……应到公办学校联系借读”，也不过是一种托词而已，如果能够借读，这些学生早去借读了。 绝大多数的打工子弟学校闻讯后，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提前放假，关门走人。 过了春节，整个丰台只剩下五所打工子弟学校，被称为是“死硬分子”，其中包括师陶一小、师陶二小、师陶三小。 三月三日，区里的警察、联防、城管又找上门来，让老师们把学生都集合起来，带出教室，准备封校。易本易没有争辩，他知道与他们争辩是徒劳的。自己悄悄走到一旁，悄悄给几位新闻记者朋友打电话。这几年，他也慢慢摸索出一个经验：他怕警察，警察怕记者。不一会，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和《今日说法》的几位记者赶来了。警察们见记者又是拍摄，又是采访，对易本耀说了句“我们‘两会’以后再见”，就走了。因为三月六日就要开“两会”，他们怕闹出什么事情来。 四月，一场“非典”突袭北京。 二十二日，为了师生们的健康，易本耀宣布麾下的几所学校紧急停课，两天后，全市中小学全部停课。二十五日，丰台区教委将易本耀找去谈话，勒令其三天内将学校关掉、搬走，这几个校区准备作为隔离区，用来收容“非典”疑似病人。易本耀一眼看穿，他们是借“非典”，在耍新的花招，当即表述了自己的意见：第一，如果你们非得把师陶学校作为“非典”隔离区，我没办法，我也阻挡不了，但我从来没听说哪个国家或者中国哪个城市用中小学作隔离区；第二，如果你们非要这样干，我保留向上级反映的权利，包括向国家卫生部、中国红十字会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反映你们的行为；第三，我们全校师生的生命安全、健康安全，你们要负责任。 见易本耀没有什么动静，二十七日上午九时许，丰台区政府、教委、公安、城管、街道，开来了十几辆小车，还带来几十个施工人员，用卡车拉来了砖块、水泥和沙子。 他们先是将教师集中在一间教室里，由警察看守。然后，带队的对易本耀宣读决定，说易本耀“未经批准，非法办学，现予以取缔”。易本耀提出：取缔可以，希望能发给书面取缔文书。带队的说：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这是区政府办公会议的集体决定。 一声令下，施工人员把所有教室的门、窗，将食堂、宿舍的大门，全部用砖封死。 易本耀后来说：“四月二十七日那一幕，在我一生当中，永远不会忘记！” 受苦的还是学生。据了解，这一千八百多名学生，一部分失学了；大部分到丰台周边区县，继续去寻找打工子弟学校；只有少量的找关系走后门进了公办学校。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遭遇查封（图）（4）
易本耀认为丰台区的做法既违反了国务院办公厅2003年1号文件，又违反了北京市政府2002年19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的规定是，对社会力量兴办的民工子弟学校逐步规范，要给予扶持，消除卫生、安全隐患，不能采取简单的关停办法，造成流动农民工子女失学。市政府规定在人口密集区域，可以依法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要规范办学。确实不能办的或是不达标的才可以关掉。你丰台区“扶持”过我们什么？你如果认为我们不达标，可以限定我们时间改正嘛！你动不动就是查封，就是取缔，实际上是在丰台的区域内，不想给打工子弟学校一块生存的土地。 当时，同样遭遇取缔命运的河北打工子弟学校曹校长，找到易本耀，问下一步该怎么办，易本耀说：“我们又不干违法犯罪的事，我们‘非法办学’不是我们想违法，是现行教育体制与实际生活发生矛盾，没有及时调整，户籍制度还没有变革，流动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成了死角、盲区，我们来扫除这个死角，避免流动儿童成为新文盲，何罪之有？我们怕啥？” 易本耀甚至还跑到区法院起诉，法院没有受理。 据易本耀统计，这次丰台区共关闭了七十九所打工子弟学校，迫使大量农民工子女或南下大兴，北上海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