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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8-我的课桌在哪里-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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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张保贵苦笑着说:“我要是能开到后门,还把大家招来干吗?”  有的开始骂街了,公办学校漫天要价上不起,我们自己办学校又不行,你北京市存心让我们这些农民的后代成为文盲?  有的提议找警察论理去。  这时,一位光山县的老乡,说自己在离这儿不远的清河四街种菜,那里有个空闲着的大仓库,当教室没问题,跟人家好好说说,兴许能中。  第二天,光山老乡带张保贵到了四街仓库。那个仓库原来是存放粮食的,这几年不知什么原因,一直空着。人家问,你们学校在八家村呆得好好的,干吗要搬到我们这里?张保贵找了个借口,说学生增加了,教室不够用。人家见是个学校,租用一下就租用一下吧,收了点管理费,痛快答应了。  当夜,来了些热心肠的学生家长,用三轮车、平板车,把一批破桌子、烂椅子拉到了四街仓库。  每天清晨,学生们在老地方集合,由老师们护送到四街仓库,虽然只有三里路,但要绕过一个煤厂,穿过一片树林,风里来雨里去,也够辛苦的。学校准备了开水,学生们中午只能吃方便面。  快放寒假时,张保贵准备给仓库交下学期的租金,人家说下学期不租了。问为什么,人家说原来不知道你们是被八家撵到我们这儿的,八家不让你们办学,你们也别在我们这儿办,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矛盾。张保贵好说歹说,人家就是不同意。  正好八家村盖了一批出租给民工的房子,有一部分没租出去,张保贵又回过头来求村领导。农村的事情说复杂是复杂,说简单也简单。村领导见房子空着也是空着,还不如租了,又痛快地答应了。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中不中,我都想试试!”(图)(3)

  一九九七年农历正月十六,开学时,张保贵带领学生重返八家村。  新书发下没几天,北京电视台专题部来了两位记者,说要作个专题报道。张保贵怕遇到假记者,便问作报道要不要收钱,记者说一分钱也不收。他想,只要不收钱,你们爱怎么拍就怎么拍好了。  这边正在拍着,派出所的警察闻讯又赶来了。将张保贵和两位记者叫到村部,分别进行询问。当时,张保贵紧张得不得了。心想:这回是彻底完蛋了,上次把你撵走,你又回来,还把电视台记者给请来,你这不自找吗?没想到,两位记者出来后,对他说:“没事儿,别害怕。我们跟他们说了,农民工自己办学校,解决子女上学难问题是件好事,政府没有规定说不让办嘛!你们挺不容易的,社会各界都应该给予支持。以后,他们再也不会找你麻烦了。”张保贵激动得热泪盈眶,一口一个“感谢”。  真像两位记者说的那样,没有干扰,太太平平过了一个学期。  到了秋季开学时,八家一带突然冒出了新的三所打工子弟学校。一所叫张北劳务子弟育英学校,是河北张北县一位退休老师办的;一所叫京豫希望小学,是河南光山县一位民办老师办的;还有一所叫中原子弟小学,是张保贵的一位固原收废品的老乡,挣了钱后投资的。  加上张保贵的一所,整个八家的四打工子女学校,一共有学生近千人。  张保贵有时也想,如果没有这些打工子弟学校,这些农民工的子女不得有一大部分要失学吗?不要国家一分钱,既为进城农民工解决了困难,也为国家分担了负担,打工子弟学校有什么不好?  一九九八年秋季,村里以学校太多,秩序太乱,管理不过来为理由,将其他三所学校撵走,只留张保贵一所。而他这所也采取与村里联办的性质,由村里提供新校舍,每个学生每个学期给村里交二百元,作为管理费。学校也改名为北京社会小学。这一学期,学校一下招到八百名学生,教师队伍也扩大到二十四人。张保贵的事业达到高峰。  北京申奥成功,新校舍被规划为绿化带,二00二年学校又搬了一回。  二00四年十一月四日上午,我前往八家村采访。张保贵在电话里,告诉我学校的详细地址。他说过了八家建材市场,往北有个垃圾场,一根电杆上钉着一块“北京社会小学”的牌子,往西不远即到。  我过了八家建材市场,在垃圾场边上转了好一会儿,也没见到有什么“北京社会小学”的牌子,后来才发现,是两辆运垃圾的大卡车把学校的牌子给挡住了。  学校建在一片简易民工房的旁边,四排低矮的教室。唯一显眼的是小操场中央旗杆上的那面国旗,迎着初冬的寒风在猎猎飘扬。  谈及十年办学经历,张保贵感慨万千。  作为北京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现在全校学生只有五百人。张保贵告诉我,如果不是老折腾,老搬迁,八家这一带完全可以招到两千名学生,那规模就不一样了。  酸甜苦辣,十年艰辛。张保贵说,最困难的时候,有一种度日如年的感觉。谁都可以管你,谁都拿你不当人。学校被查封了,眼里含着泪水,还得跟人陪笑脸。那时候,甚至想过:你再封我学校,我就把学生带到天安门前上课。让大家评评理,我这样办学错在哪里?  我问张保贵:“作为打工子弟学校的经办人,你现在首先考虑的是赢利问题,还是学生的教育和管理问题。”  张保贵说:“十年前,我选择来北京办学,当然是要先算经济帐。起码得解决生活问题,得要比当民办教师强。但是,学校一旦办起来,你就不能整天考虑赚钱不赚钱了。人家把孩子送来,你得保证他们完成基本的学业,你得管理好,得保证不出事,特别是安全问题。这些年,我整天是提心吊胆过日子,生怕学生出点什么事。有人本来就要收拾你,真出事,你还不是自投罗网?如果说赚钱,我们县许多老乡靠收废品都发了财。有些乡亲劝我:‘跟我们收废品,保证比你办学校强。’”  “那这十年,你赚到钱了吗?”  “怎么说呢?只能说赚到些小钱;而且,一学期算下来只要略有赢利,又都滚到办学上了。”  我又问:“作为北京市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创办者,你是不是有一种自豪感?”  “这个不像是田径比赛,有个第一、第二之分,”张保贵说:“我觉得北京几百所打工子弟学校,都不容易,都经历过一番磨难。有的被查封了一次又一次,像易本耀校长办的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有的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抗争,像张歌真校长办的明圆学校,等等,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当然,绝大多数打工子弟学校校长,都把办校作为一种谋生手段,为了赚钱。”  “你想过将来吗?接下去有什么打算?”  “眼前,我觉得先要拿到办学许可证,这个我估计问题不大,有一二十所打工子弟学校已经拿到了。现在,我最忧虑的是,听说整个后八家的土地已经被清华大学征用了,不知道哪天又要我们搬迁。一想到搬迁我就睡不着觉,我们经不起这种折腾啊!”  结束采访后,张保贵把我带到学校附近的一个建设工地上。他指着高高的塔吊告诉我:那里就是“八家私立小学”的旧址。  这时候,我看见张保贵的眼眶里盈动着泪水……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遭遇查封(图)(1)

  还记得前文讲述的李素梅创办窝棚学校的故事吗?  到一九九五年放暑假时潭桃荒辏雅镄⊙Ь谷焕┱沟轿迨?李素梅慌了,自己一个人哪教得过来这么多的学生,下学期,该怎么办?  她只好向还在老家的丈夫易本耀求援。  易本耀是李素梅的同班同学,八0、八一、八二连续三年参加高考,三次落榜。他那当小学老师的母亲不甘心,还想让他再考,他说再考就疯了。八二年冬季应征入伍,当了三年坦克兵,八六年退伍回乡,被安置在乡粮管所当粮管员。“民以食为天”,粮管员本来也是个好差事,但国家实行新的粮食政策以后,粮管所一下成了个可有可无的单位。  一九九五年十月,易本耀向单位递了停薪留职的报告,北上京城,正式加盟妻子的窝棚学校。  易本耀没当过老师,他觉得教算术要容易一些,便承担了三个班的算术课,加上全部学生的思想品德课和体育课。  一个当过坦克兵的男人,带着一群孩子在菜地出操跑步,易本耀觉得有几分滑稽和尴尬。  好在窝棚离居民点有一公里地,天高皇帝远,没人知晓,也没人干扰。  一九九六年八月,新学期快开学时,易本耀对李素梅说:“既然咱们要在这里办学,就把它当作一件事业来办,索性搞得正规一些,规模搞大一些。我的意思,下学期多招些学生,再聘两个老师。”李素梅表示同意。  一所学校,总得有个名字吧。夫妻俩想了好几个名字,像“希望学校”啊,“爱心小学”啊,都觉得不是十分准确。最后,易本耀说:“我们招收的都是打工者的子弟,索性就叫打工子弟学校吧。”  他们在农贸市场贴了张小广告,大概意思是:外地来京务工的农民工朋友,如果你的孩子想上学,请到五棵松灰膏厂东北角的打工子弟学校报名。本校同时招聘小学老师。  来报名的学生达到一百零三名。  还来了两位应聘者,湖北一位退休校长,在首钢女儿家度晚年,看见小广告,找来了;海军万寿路干休所一位离休干部,也来了。他们都表示可以义务教学,易本耀说,工资不高,义务不行,每人每月五百元。  易本耀又让老乡帮忙建了两个窝棚,并写了块“打工子弟学校”的木牌子,挂了起来。  这之前,由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树凯的牵针引线,先是北京电视台对学校作了报道,后来,又来了几家媒体,呼吁社会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要给予关注。  易本耀很想让学校有个正规名目,便跑到海淀区教委,问能不能将自己这个打工子弟学校,批准为正式小学。教委的答复是,关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上级有关部门还没有明确的政策规定,等以后有了相关政策再说。你们既然把学校办起来了,就先这么着吧,眼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一定要注意学生的安全,绝对不能出事。  学校刚开学半个月,那天下午放学后,来了几位城建部门的工作人员,说是这片菜地被征用了,准备开发建一个什么市场,限令一个星期之内,将学校迁走。  这该怎么办?  易本耀说:“我们好不容易刚刚把学校办起来,你让我们迁走,往哪迁?”  来人说:“这个我们管不了,你们自己不迁走,到时候,我们派人将窝棚拆除。”  易本耀、李素梅两口子,心急火燎。你自己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又不是什么正规学校,连个主管部门都没有,你想反映情况都找不到门。  拆除窝棚那个场景,让人惨不忍睹。学生们抱在一起,哭成一团,一些闻讯赶来的家长也跟着哭。连当过坦克兵的自以为心肠很硬的易本耀,悄悄站在一旁,两眼直泛泪花。  学校宣布停课一周。易本耀两口子开始四处找地方。还算不错,沙窝村有个闲置的木器加工厂,同意他们租用。  九月二十八日,学校在沙窝村恢复上课。  易本耀没顾上歇口气,下午两点,万寿路派出所沙窝片警带着几个联防队员来了。  片警问:“你们从哪来的?”  易本耀答:“原来在五棵松那边。”  “为什么不在五棵松呆了?”  “那块地被征用了,人家要求学校迁走。”  片警又问:“有北京市教育部门批准办学的手续吗?”  易本耀哪拿得出什么手续来。  片警的态度马上变得强硬起来:“没有手续就属于非法办学,学校必须立即关门。”  学校再次停课。


《我的课桌在哪里》 第二部分遭遇查封(图)(2)

  连遭打击,易本耀心灰意懒,这算什么事?干吗非得遭这个罪?这年头,干什么还不能混口饭吃?他对李素梅说:“关门吧,这学校咱们不办了,咱们也跟老乡收废品去!”  李素梅迟疑了片刻,说:“我也不想操这份心了……可是,学校一关门,这些孩子怎么办?”  一想到学校一停办,一百多名学生必将陷入失学的困境,夫妇俩又于心不忍了……  国庆节长假,易本耀的情绪坏到极点。那天中午,他经过翠微路口时,被一个蹲在路旁的算命的一把拉住。  易本耀问:“你要干什么?”  算命的说:“我看兄弟你一脸苦相,将有大难降临。兄弟我能帮你消灾除难,你先算一卦好吗?”  易本耀苦笑着说:“兄弟,实话告诉你,你就是有再大的本事,也解决不了我的难题啊!”  两人正说着,派出所那个片警正好从身旁经过,见易本耀和算命的扯在一起,有些奇怪:“怎么啦,老易?你想算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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